船山公正思想天道依据的三层逻辑解析

王船山在其伦理道德观上建构了公正思想,其理论依据来源于天、地、人三道。船山公正思想的天道公正依据促成了其公正思想的建构,这种建构主要从乾道公正、天理公正和天地公正三个方面展开。天道在公正上体现为大的公正、理的公正和善的公正三个层次,大的公正是“原”的层次,理的公正是“通”的层次,善的公正是“善”的层次,三个层次分别对应元、亨、利三个方面。王船山依据乾道大公至正、天理大道公正和天地大善至正建构人道公正道德思想,即公正思想。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儒家学说中关于“天”的观念和信仰及其历史演变

本文认为,儒家学说中的"天"具有宗教意义,自秦汉至宋明,它经历了一个从既有道德理性又有好恶等意志情感的"天"到只有道德理性没有具体情感意志的"天"的历史演变过程;与此相应,"天"主宰世界的方式,也从直接通过天人之间的相互感应转变为一种间接的方式,即通过"天命"使"天理"内在于万物和人类,从而使万物和人类直接受其天赋之理(性)的支配。

从“读者期待视野”角度解读林纾《黑奴吁天录》的翻译

姚斯的"期待视野"理论对翻译的启示是,为了使读者接受自己的译本,译者在翻译中必须关照读者的期待视野。基于对晚清时势下读者特定期待视野的关照,林纾在将Uncle Tom’s Cabin翻译成《黑奴吁天录》时,通过陈述、删削、省略、改写等方式,淡化了原著中的宗教观念和反对奴隶制度的政治思想,强化了译本对当时中国读者忧患意识和爱国情怀的呼唤,凸显了孝道、忠义等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因此,林纾的译本激发了当时读者的积极响应,成为和读者期待视野近乎完美融合的典范之作。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世界主义思想

世界主义的概念虽源于古希腊,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理念却早已孕育在古代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植根中国土壤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其“天下”观。该思想发轫于周朝,历经先秦至明清沿袭嬗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几千年圣贤志士思考世界的方式、视野、政治对象及最高理想。文章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出发,循着“天”—“天下”—“天下大同”的发展路径,厘清“天下”观生发、演变,再到孕育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对于“天”的认识始于先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夏商时期“天”已具有人格化的神义性;周革殷命后,周人对“天命靡常”的认识使得“天”被赋予道德意义,形成“以德配天”的思想,“天”开始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至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分别形成道德之“天”及无为之“天”的观念。古人在对“天”的认知基础上产生“天下”的观念。“天下”观主要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地理空间的“天下”、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及伦理政治上的“天下”。先秦时代,儒、道、墨、法的政治哲学思想均已显现出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特征。在当今世界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秩序亟待重塑的背景下,“天下”观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根基,其世界主义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其一,“天下”观构筑的世界秩序具有超越国家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其二,“天下”观从空间尺度来看,无内外之分;其三,“天下”观从时间尺度来看,具有稳定性;其四,“天下”观以礼、仁为基石,构筑的是一个和谐、兼爱的世界。“天下”观在当代的重新挖掘为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爱之弥深 责之弥切——从变雅斥天诗看西周末期周人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20世纪 30年代以来思想界、哲学界普遍认为产生于西周末年的变雅斥天诗反映了周人对天命论的否定。从《诗经》变雅诗及同时代有关文献及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 ,西周末年周人并没有否定天命论。变雅斥天诗实质上反映出周人在变乱时代对天命的执著信仰。

墨子“尚同”观浅述

“尚同”是墨子十大主张之一,意思是说人们在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领域内关于是非善恶的意见要统一于上级,小至一乡一里,大至天下,都要逐级上同,直至天子统一于天。墨子认为这是避免纠纷离乱,使社会得到治理的根本措施。“尚同”体现了墨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它在墨子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因此,论文从“尚同”提出的原因,“尚同”的含义、方法、目的如何,“尚同”的理论依据怎样几个方面加以论述,以便向研究墨子的专家、学者们学习。

字里乾坤——辨方正位与明堂的型制与称谓

古时先民通过立表测影、辨方正位来认识时空世界,形成了"通天尚中"的文化观念.并将其凝结在初成的文字符号里,也物化在代表国家社稷的明堂中。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字符号的初义构成,还原了古时的思想仪俗和文化观念.辨析了明堂作为宇宙模型的本义,并借此对"昆仑"、"世室"、"重屋"等明堂的古时称谓做出符合其精神实质的释名。

“天、地、人”的权衡与平衡——论中国古代“三元”并进的城市规划思想

对中国古代城市的演变史与规划思想进行了梳理和归纳,提出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根源于中国文化,中国本土文化和实践形塑了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还提出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存在"天、地、人"三元制衡,分别以此为框架形成"以天为本"、"以地为本"、"以人为本"的并进的三条思想主线。中国本土城市规划思想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以"王权"为中心,二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三是对自然的崇拜;而此三特征则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地、人"三元制衡与演化的不同结果。最后提出"回归本土"将是当下城乡规划应对城市发展危机的一条可选道路。

王弼解《易》之道阐释

王弼注《易》有返归《易传》的强烈企图。从他的《周易略例》对解《易》的原则说明中,可以知道他特别重视《明象》及《明彖》,并把问题的讨论集中在阴阳符号的卦爻结构的启发上。王弼综论卦爻之义的背后则是他对天道的基本认识。由于王弼视天道为一系列的展开,所以其“意象言”之说与之成一类比的对应,由这一类比而产生了王弼在言说时独特的论述文法。在《老子注》中,“言、象、意”可以被代换成“名言、称为、无称无名”,这不但是作为一种论述的方法,而且可视为道在名言世界的一种实践。王弼既然在《周易略例》中提出“言象意”说,那么他的《周易注》是否也依此一方法而成?其次,王弼注《易》的方法,究竟使读者对《易》产生什么新的认识?凡此二点即为本文所关心之重点。

《山海经》与上古时代的“天”观念

《山海经》是追述传说时代"天"观念的最为重要而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在《山海经》里,"天"只用在名词之前,表示作为处所的"天空"。在天上生活着"帝"及其他各种神人。在《山海经》里,"天"还不是一个单独的具有抽象意义的概念。冯友兰先生曾经提出的"天"之五义,在《山海经》时代尚未出现。

太平天国败亡的集体心理分析

太平军作为一个高度建制化的心理群体,其心理纽带主要表现为认同关系。作为教会,这种认同关系的基础是平等;作为军队,这种认同关系的基础是效忠。天京事变破坏了原有的教权结构,洪秀全试图用血缘主义的模式重新构建一个神性逻辑,这使得平等遭到破坏。作为既是教会又是军队的太平军,这直接影响到太平军将士的效忠意识。以至于天京城破之际出现集体恐慌,民间原有的神怪观念冲破了拜上帝教信仰。其原因在于太平天国政权结构与教权结构的固有缺陷,以及在中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下太平军将士出现的认同混乱,同时也和拜上帝教固有宗教理念中的消极因素有关,所有这些都是导致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

论先秦法天思想对礼俗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期,法天思想非常盛行。儒墨道法等各家代表人物都对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和论述,认为人应该从各方面效法天地自然的规律和现象。古人对自然的认识包括天圆地方、天玄地黄的自然观和由天地自然变化形成的历法两个方面。这一认识直接影响到先秦时期的礼俗文化。在建制上,古代的建筑样式如明堂就拟天圆地方而建。在服饰制度上,服装颜色、套数也严格遵循天玄地黄及天文历数制作。在其他礼制方面,古代天子巡守礼和考课官员的期限都将历法上的协调周期作为重要参考标准。

从《周易》视角看董学

用解剖或本体追问的方法来解读董子学说,让人感到"隔"。董学深受着《易》学影响。《周易》所呈现的是"意""象""言",董学也有"意""象""言"。社会政治学是董学之"意"。它发自于"仁",散为仁爱之心和忧患意识,转为政治"大一统"和礼乐教化。天论是董学之"象"。它是由"天地"、"阴阳"、"五行"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意象系统,象征着生命大本,凝聚着董子全部的生命体验。《春秋》学是董学之"言"。它是董子立"象"达"意"的一个话头。董子通过体会《春秋》之"辞",发挥《春秋》之"例",从而把握《春秋》之"意"。

“周公型模”的主要构成要素——“周公型模”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之二

"周公型模"的主要构成要素包括:"天-仁"双本体哲学,民本主义国家治理范式以及周人一贯强调的"无逸"精神。"天-仁"双本体哲学是"周公型模""仁道-政道"核心治理模式的哲学基础。周公的"天哲学"与其"仁道哲学"同构互补,是"周公型模"最主要的构成因素。《周易》是周公"天哲学"的形式化展开。作为中华哲学原型的周公"天-仁"双本体哲学体系完全异于西方哲学,但中国"天哲学"体系却又是西方市场经济观念的来源之一。

史前中华的超大规模及其向文明社会最终质变中的“周公型模”——“周公型模”及其现代价值研究之一

作为中国文明"基因"或"原型","周公型模"是中国迈进文明门槛之时,由政治家周公姬旦奠基建模,以中华辽阔的"大体量"疆域为背景,从国家治理、政治、文化、宗教、哲学、教育等各方面,创建了当时适合于中国"大体量"疆域的全球最先进的国家治理方式,奠定了包括"民本""天-仁"哲学在内的中华文化文明最基本的"仁道"政治模式,是中华民族一脉绵延至今的体制主因之一。

简论郑板桥的天道循环观

郑板桥的史论较多,他对历史的评价与他的喜怒哀乐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其历史观是相对稳定的。郑板桥历史评价的基点是他的天道循环观,他认为社会与人生都是一场大戏,世事总是翻来又复去的;同时在天道循环观的基础上郑板桥又出现了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人一切奋斗的结果都会因天道循环而走向缥缈;当然,他也认为,虽然天道循环是不可抗拒的,但人的因素不可忽视,只要人发挥积极的作用,人与社会就可以延缓这种循环的进程。

传统和合思想本质含义探析

和合思想是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概念,客观、准确地把握其本质含义,对于我们理解传统文化、弘扬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传统和合思想的含义进行考证分析。并指出,传统和合思想围绕着两个核心范畴(即天与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来展开它的体系,而这一体系又综合地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各种不同的学派之中。

崇信盲人现象的文化解释

传统中国人多信盲人算命相或求卜预言,形成为影响深远的社会风俗。这是一个具有深刻文化根柢和悠久历史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崇盲现象在实质上揭示了中国思想文化中长期存在的崇尚内明的重要特征。对传统文化中信盲、崇盲、问卜于盲的现象进行探讨,目的在于揭示崇瞽传统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延存的思想根源。

“天人合一”的三个向度——兼论王阳明的最高理想

"天人合一论"作为中国文化与精神的重要内核,结合朱熹的"天之三义"说,可以认定,"天人合一"存在三个不同的向度,即:自然之天与人的合一向度,主宰之天与人的合一向度,天理与人的合一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