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漠草原不同经营规模牧户草场地上生物量和牧草养分含量比较

为揭示荒漠草原不同经营规模牧户草场生态状况,选择内蒙古苏尼特右旗不同经营规模家庭牧场分析比较了其地上生物量和牧草养分含量月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同一放牧时期,不同经营规模牧户鲜草生物量呈现出低规模水平>中规模水平>高规模水平态势。不同经营规模牧户草场主要牧草的初水分和粗蛋白质含量季节性变化有明显差异,同一放牧时期牧草的初水分含量低规模水平>中规模水平>高规模水平,尤以无芒隐子草和多根葱较为明显;牧草粗蛋白质含量在放牧初期(6月份)表现为低规模水平>中规模水平>高规模水平,随着放牧季节的后移含量逐渐降低,而降低程度以低规模水平最为明显,中规模水平次之,高规模水平最小,其中尤以多根葱变化最明显。主要牧草的ADF、NDF含量和能值季节性变化受牧户经营规模水平的影响不显著。

不同规模草地超载主体的差异性——以甘肃省玛曲县为例

超载放牧已成为当前中国草地退化的主要诱发因素,牧民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是产生超载放牧的根本原因。因此,在牧户差异性的基础上分析不同草原超载主体的异质性,对草原生态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研究发现,以中小规模牧户为主的单户、小联户和大联户在草地超载率和超载程度上都是草原超载的主体。为了维持家庭收支平衡和应对家庭未来可能面临的不可知风险,中小规模牧户的实际最小牲畜数量高于理论最小牲畜数量,因此,单户的超载率和超载程度明显高于联户,而以大规模牧户为主的中联户的超载率和超载程度最低。以草畜平衡补偿标准为代表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由于没有考虑不同规模牧户的差异性,现行的补偿标准只与牧户草地承包面积挂钩,因而忽略了超载牧户的异质性问题,致使中小规模牧户获得的补偿额度无法弥补牧户因补减畜造成的机会损失,产生减畜与补偿的不对等关系,这种补偿不仅不会促进中小规模牧户增收,反而会增大与大规模牧户的收入差距,难以调动广大中、小牧户的减畜积极性,进引发草原生态补偿政策的低效率问题。针对这种现象,政策制定者应考虑牧户的超载差异性来制定具有差别化的草原生态补偿标准,实现牧户减畜和补偿的对等关系。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基于生计分化的调节效应分析

实现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有效管控是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成败的关键。在农牧民生计分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探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生计分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对于完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现草原生态保护与农牧民生计转换的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阐释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机理,并引入生计分化变量,基于实地调研获取的317份农牧交错区农牧民微观数据,运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分位数回归实证分析了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的影响以及生计分化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影响农牧民牲畜养殖规模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补奖金额与牲畜养殖规模之间存在稳健的“倒U型”关系,表明补奖政策在短期内对牲畜数量的增加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随着补奖金额的增加,促进作用将逐渐减弱,最终趋于抑制。②根据非农牧收入占比和生计对牧业生产依赖程度的差异可将农牧民分为牧业为主型、农业为主型、均衡型、高兼型和深兼型五种类型农牧民。③农牧民生计分化对牲畜养殖规模的扩大具有抑制作用,且在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与牲畜养殖规模二者关系中具有调节作用。即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生计分化能够弱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对牲畜养殖规模扩大的促进作用;在“倒U型”曲线的右侧,生计分化能够促使补奖金额对牲畜养殖规模的负向影响趋于放缓,有助于避免因补奖金额的增加引致牲畜养殖数量的锐减。根据以上结论,建议政府应进一步提高补奖标准以增强补奖弥补损失的有效性,重视发挥农牧民生计分化在牲畜养殖规模调控中的作用。

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的实证研究——以甘南为例

牧区的非平衡发展是产业选择的直接后果。由于定居规模与产业发展的相关性依旧不明晰,造成了区域内各项社会经济改革的滞后。牧民定居规模与牧区产业发展关联度、牧区经济系统的回归模型、牧区产业发展决策等定量分析表明:现有牧区经济模式下,政府在产业选择方面的控制力强于市场因素;现有牧区产业发展依赖人口规模与第一产业的程度较高,但社会整体效益非最优;甘南州牧民定居规模应当保持适度规模,长期来看,最优模式应加大第三产业投入,通过扩大牧区劳动力市场规模来实现人口定居规模的扩大。

基于牧户尺度的草原火灾风险评价——以东乌旗汗敖包嘎查为例

草原火灾给牧区人民生命财产及牧区生境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以牧区村落汗敖包嘎查为例,从牧户微观尺度出发,基于实地调查获取的牧民社会经济数据,并结合气象和遥感数据,运用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主成分分析法和加权综合法构建了汗敖包嘎查草原火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获取了汗敖包嘎查草原火灾风险分布图。结果表明:汗敖包嘎查草原火灾风险从中部地区向四周递减,西北部地区风险高于东部、南部地区,中、高风险区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9.85%。研究结果从微观尺度为草原火灾风险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考。

基于牧户尺度的草原火灾风险评价——以东乌珠穆沁旗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草原火灾频发给牧区生境带来严重威胁,牧户生产生活行为对判断草原火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从牧户微观尺度出发,以东乌珠穆沁旗57个嘎查牧户为研究对象,依据自然灾害指数法,牧户调研和GIS方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加权综合评价法对牧户尺度草原火灾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分析,获取东乌旗草原火灾风险等级分布图,并利用火点对风险区划精度验证。结果表明:1)东乌旗草原火灾风险评价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危险性25.85%、暴露性28.86%、脆弱性19.17%、防灾减灾能力26.12%。2)东乌旗草原火灾风险性整体呈由西到东逐渐递增的趋势,研究区绝大多数地区属于中高火险区,占比86.07%。3)研究区2001-2018年火点沿边境线分布,由南向北逐渐增多,火烧迹地面积2338.25 km^(2),国境线火烧频次集中在2~3次,中高火险区火点占比79.99%,风险区划精度较高。研究结果可对苏木政府制定草原火灾具体防灾减灾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不同规模牧户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研究--以昭苏县为例

基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昭苏县277份牧户调查问卷,运用三阶段DEA-Tobit模型,引入环境变量,探讨不同规模牧户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调整前后不同规模牧户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处于0.5~0.7之间,属于中低效率水平且调整后不同规模牧户之间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差异较大,中等规模牧户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比小规模牧户高7.74%,比大规模牧户高23.70%。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畜牧业经营年限、从事畜牧业养殖人数、畜牧业收入占比、草场细碎化程度、草场质量、市场对牲畜定价的合理度、绿色发展政策宣传力度、草场距最近农贸市场的距离对不同规模牧户牧草地绿色生产效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