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逻辑思维对诗性的背离与回归——从罗素、维特根斯坦到伽达默尔

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形式逻辑在原始思维中有其“互渗律”的起源,因而是基于语言本身的隐喻本性的,但直到康德,以往的隐喻都被理解为“使陌生变得熟悉”,成为形式逻辑的工具论,隐喻的“使熟悉变成陌生”的创新性一面却被忽视了。弗雷格和罗素等从逻辑中清除了陌生的东西,使之变得数理化、僵化而无创造性,必然遇到“罗素悖论”而无法自拔;维特根斯坦是一个转折,从早期的分析哲学的逻辑观到晚期摆脱工具主义而转向语言游戏,有了西方逻辑思维从背离诗性到回归诗性的苗头;最后,经过伽达默尔对这一苗头的修正和发挥,将其扩展为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为隐喻和诗性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可惜,他受到海德格尔和基督教传统“圣言”的局限,最终未能就此将其创造性的对话学说提升到“语言学之后”的形而上学,而沉陷于传统存在论(本体论)的“物理学之后”中。

从诠释学到中国经典阐释学——中国式哲学现代化的一种尝试

诠释学(Hermeneutik)本是现象学后期发展的一个学派,现已成为做哲学的第一哲学,因为人类认知领域皆为解释,解释空间已全部充实了人类认知空间;而且,解释发展到阐释引起的革命,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不仅解释世界而且还要改变世界的主张。阐释学(Auslegungslehre)是根据当代哲学诠释学的阐释概念而进行的中国重构,也可以说是西方哲学诠释学的中国化。阐释概念经历了教义学阐释—探究型说明—实践应用型阐释,从而阐释的本质是效果历史事件、新型的意义与真理概念、视域整合的共识以及对话的问答结构。中国经典阐释学是在中国深厚的经学传统基础上吸收西方哲学诠释学的合理要素而建构的一门中国阐释学,它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中国传统经学,不同于西方诠释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

“表”“演”辨

在阐释学意义上,“表”与“演”各有功能及取向,其目的与方法不同。在认识论意义上,两者各有定位与路径,其相互关系与演进路线清晰。“表”坚守事物之本相、本义,其言说过程遵守客观约束。“演”以本义为根据,深入产出演者之意,其动作目的任从主观故意。“表”与“诠解”相通,显现对象客观本义。“演”与“阐衍”相通,开扬演者主观志意。作为过程与目的相统一的“表演”,由表切入而有所演,结果与成功在演。表与演、诠与阐相互发生,相互支撑,实现自身的无限循环。

批判、规范与事实张力下的新闻客观性:以批判诠释学及相关争论为视角

本文从哲学诠释学与批判诠释学的争论出发,进一步探讨了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德里达以及卢曼关于客观性与规范性问题的争论,并将诠释学的思想发展与对新闻客观性观念的变迁结合起来,以充分理解新闻客观性问题所涉及的理论向度。通过伽达默尔与哈贝马斯的对话,客观性表明自身为融规范性与批判于一体的动态过程。基于后现代主义与卢曼系统论对客观性之争的延续,客观规范性的重要意义与困难被进一步展示,并为理解作为事实与规范之张力的客观性提供新的视域。尽管一直伴随着怀疑与争论,但新闻客观性总是在各种思想的复杂张力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从而成为“不死之神”。

《资本论》之诠释学考察:从马克思与莎士比亚的互文谈起

在文学研究中,批评家们阐释马克思著作和莎士比亚作品互文的工作已经进行了150多年。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引用莎士比亚经典的现象,仍然是一个被持续探讨的议题。通过悖论以及反转两个维度对《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进行哲学诠释重构,读者得以窥见莎士比亚经典所蕴藏的时代精神内涵之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示。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研习化用绝不只是出于丰富表达、美化文风的单纯修辞学考虑,更重要的是,《资本论》与莎士比亚的视域融合内在地促进了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与理论建构,使文学彰显出来的真理性拓展到经济哲学的维度。

中国的经典诠释与“和合诠释学”的义理建构

中国的经典诠释之路漫长而丰富。现当代中国学者尝试在西方诠释学研究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自主的、脱胎于传统的、融合现代诠释方法的诠释新路,然而都难以形成含摄不同宗教、不同民族、不同主体的哲学诠释架构。“和合诠释学”是在“和合”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创造性诠释学说,它以“和合生生道体”为本体依据,以“三法”为思辨方法,以“三层次”“三结构”为层次结构,以“三界”“八维”为系统诠释框架,以“五大原理”为价值原则,形成了既有形上支撑亦有现实关怀的人文诠释体系。“和合诠释学”的提出及其义理系统的建构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中国哲学研究、经典文本解读提供了新的诠释框架和话语体系,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有益尝试,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有益探索。

诠释学视域下GPT语言模型的本质及特征

GPT语言模型的设计思路具有自然语言理解的诠释学思维特征,但本质上该模型并不具备诠释学语言理解的属人性基础;GPT语言模型将智能视为一种本体论层面以语言作为媒介的整体性系统“涌现”结果,缺乏诠释的“本体论—主体性”地位和“本体论—整体性”结构;GPT语言模型采用的生成式和预训练的设计思路凸显了诠释学理解和解释的“历史性”特征,而数据训练的强化和“思维链”的对话机制使该模型具有“效果历史”和“视域融合”的语言理解特征;GPT语言模型在模拟人类“偏见性”认知方面取得进步,但与人类的“偏见—个性化”和“偏见—创造性”能力相比存在根本差异;GPT语言模型形成了“诠释学循环”的语言对话机制,但其并不具有自身独立的“诠释学循环”实践基础,因此,难以达成诠释学意义上的语言理解共识。

“共在性”数字诠释学理论构建

“共在性”数字诠释学,致力于解决数字化生存造成的理解的碎片性、多元性和不平等性,在高速变化的数字时代重构多元共生的存在方式。在数字技术与诠释学的新一轮融合中,“共在性”数字诠释学主张将数字技术作为新的诠释主体,探讨人的数字化存在。“共在性”数字诠释学融合施莱尔马赫以来的“共在性”诠释学思想、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共在”思想为其理论基础,以阐明数字世界中人自身的技术性共在、人与人多元共生的社会性共在、人类文化的艺术性共在以及人的伦理性共在的新样态为基本阐释维度,从而助力数字中国“五位一体”建设。

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意义研究:一个诠释学的视角

通过经典文学作品来讲授领导力课程是詹姆斯·马奇的一大特色。这样一个文学化马奇是马奇留给现代管理学的一笔厚重遗产。对于这样一笔遗产,学术界却似乎还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从诠释学的视角出发,对文学化马奇的管理学内涵及意义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文学化马奇虽然不符合主流管理学及实证主义范式标准,但是却与诠释学这样一种重要的哲学流派相符合,是诠释学一脉在管理学中的延伸。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的哲学从根本上保证了文学化马奇的学术合理性。然而,文学化马奇所代表的诠释主义范式还有助于解决与实践相关的根本目的、道德判断和度的把握等问题,有助于解决主流管理学长期存在的与实践脱节问题。

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研究论衡

张江教授提出的“公共阐释”理论,立基于“公共理性”之上。围绕这一理论焦点,文艺理论界展开了热烈讨论。其中,既有质疑与批评,更有肯定与延展。前者或认为公共理性概念抽象而空洞,或认为公共阐释的达成并不在于公共理性,或认为不能用理性或非理性来区分是否为公共阐释;后者则从强弱度区分、语言学转向、交往理性、公共感性等视角,来补充与界定公共理性。集中检视这些关于公共理性与公共阐释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公共阐释的学理基础与学术意义,丰富并完善公共理性、公共阐释的理论内涵与细节,进一步促进中国当代阐释学话语体系的建构。

德行诠释学建构的辨与思——潘德荣教授学术访谈录

潘德荣教授提出的德行诠释学展示了哲学诠释学理论当代发展的多重理论面向。概括起来看,自然与精神、理论与实践、认知与诠释、理解与德行、本体与生命之间的辨与思集中体现了德行诠释学建构过程中的思维理路。

中国职业教育文化传统的解释与正名——“大器之谓”及其当代价值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背景之下,中华优秀传统职业教育文化的传承成为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课题。每当中国职业教育发展陷入困境中,人们总是习惯归咎于“君子不器”的文化传统,但却忽视了“经世致用”的文化取向。这实际上归结于对职业教育文化传统的误读而不是文化传统本身的问题。据此,采介谱系学的基本范式,秉持后传统理论、民族性线索与复杂性场域等解释依据,在针对“君子不器”与“经世致用”文化“双螺旋构型”的审鉴中,解析出指向“大器”铸成的职业教育文化根脉,以此明晰“大器”的培养取向在于兼备德艺周厚、通艺通道的“中国式”博雅工匠。“大器”的当代价值,可在我国职业教育文化传承、文化创新、文化治理、文化效用方面发挥新的牵引作用,从而为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挖掘新的文化自信。

中介与开显——伽达默尔诠释学语言观要义钩沉

在伽达默尔看来,自希腊哲学以降的西方主流哲学曲解了语言的本质,语言与存在相分离,被降格为工具化符号,用以指称或描摹存在的表现。伽达默尔反其道而行之,接榫由哈曼—赫尔德—洪堡特开创的德国语言哲学传统,立足存在论视位,将语言理解为存在(事物)的存在方式,存在是语言中的存在,语言是说出存在的语言,语言、存在与思想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三位一体式的内在关联。伽达默尔以自己的语言存在论深度推进了诠释学的语言学转向,语言是联系思想和存在的中介,它使得思想和存在在其原始的依属性中得以表现,让存在的意义整体来到语言表达,在语言之光中被澄清敞亮,开显自身、呈现真理。中介与开显表征着语言的本质性规定,也同时显示为语言的效用。语言所具有的自我遗忘性、无我性、普遍性三特征,指示出语言是理解的最完美中介,它能够让一切与人有关的事情无遮蔽地显现在语言之中。

“镜像反射”与“光照辐射”——马克思实践阐释学对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现代转型的意义

马克思实践阐释学思想对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现代转型具有深远意义。一方面,它“镜像反射”出中国经典阐释传统的践行性、生命性和政治性特质。中国经典阐释者解经均从现实世界的实际问题出发,身体力行,经世致用,并将经典作为生命意义的依托,实现了知识与德行的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实践阐释学还因其独特的阐释方法,“光照辐射”了中国经典阐释传统。马克思的实践阐释方法提供了一种从现在问题回溯过去,从“先兆”中展望未来,再从可能的未来重新面对现实问题的充分且总体的阐释视域。它使中国经典阐释传统在原有的训诂阐释和义理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推进,即面对中国式现代化文化价值重塑的时代问题,对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进行回溯式阐释,使其充分发挥实践智慧,进而使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阐释学成为可能。

文学阐释学:文化研究的挑战及其视域拓展

20世纪以来,众多新型理论观念纵横驰骋于文学阐释场域之中,持续制造了巨大的理论震荡。文化研究的崛起,不仅对文学阐释学构成了巨大的理论挑战,同时也为其发展赢得了开阔的阐释视野和强大的思想能量。文化研究的多元阐释观念和阐释方法同时也诱发出“过度阐释”“强制阐释”等问题。文化研究究竟是一种“强制阐释”,抑或是对阐释的有效拓展?显然,并不能将文化研究简单等同于“强制阐释”,辩证看待二者的关系意义重大。文化研究表明,强大的阐释能力对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理论更新和话语重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文化研究不仅推动了当代学界对文学阐释学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文化研究促使我们将意义问题和文学阐释学置于更广阔的知识谱系中加以考察,进而推进当代中国文学阐释学的话语体系建设。

现代斯拉夫文论与跨文化阐释

阐释学在文学研究四大基本范式中,历史最为悠久,形态最为多样。以文学形式、文学结构、文学功能的深耕为其根本旨趣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对文学阐释学有其独特贡献。高扬“复调——对话——狂欢化—外位性”的巴赫金,潜心于“文本——符号—结构——功能”研究的洛特曼,都对跨文化阐释机制作出具有学理性的开拓。巴赫金在文化哲学界面上展开其阐释学命题建构,提出“阐释即对话”,积极阐释生成于多声部对话,“外位性”视界促成创造性阐释。这是在阐释路径上推进方法论建设;洛特曼则是在符号学界面论证“阐释即翻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动乃不同文本符号代码的转换互译,跨文化互译会生成新涵义。这是在阐释特质上推进认识论探索。从学术史与思想史来看,巴赫金与洛特曼的这些命题实则是对阐释学重镇德国阐释学思想理念的创造性对接。

基于多模态阐释学的《江格尔》史诗传播与传承形态转变

《江格尔》作为我国三大史诗之一,在中国史诗学研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史诗《江格尔》不仅以传统的演唱方式传承,还以印刷文本、图像文本、音视频文本、影视文本、雕塑画廊和文物遗址等多种形式加以传承和传播,不断实现着史诗《江格尔》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适应新时代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要求。史诗《江格尔》这些多种传承和传播方式,构成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整体存在形态。基于“双创”理念,我们从阐释学研究维度就英雄史诗《江格尔》多模态传承与传播加以理论阐述,指出每一种史诗传承传播形态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是新时代优秀文化遗产与时俱进的发展趋势,需要客观、科学和辩证的阐述和解读。我们要挖掘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积极为新时代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马克思实践诠释学方法之“考古”法

俞吾金先生在其著作中论断:马克思哲学中蕴含着有别于西方诠释学的诠释方法,即考古法。笔者按照这个思路通过研究考古法的追溯环节(回溯过去,揭示前提)、考古法的再追溯环节(展望未来,考古现在),以及凝练考古法的思想前提(现实的整体性)和特质(辩证的抽象),试图论证这种“考古法”的全貌。考古诠释是一个富有辩证张力的螺旋式上升的循环,经过几步的诠释考古,马克思以现在为中介,从过去到未来、从未来到现在,展开了关于“现实”的全部图景,这样的诠释更为“深化”,提出切中当下的理论尤为深刻。

从《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论《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

通过《传授经戒仪注诀·序次经法》所列的三部道教经典序次及其引用《上清太极隐注玉经宝诀》的文字,以解释学的视野探讨《老子想尔注》的诠释方法及特色,认为其作为教内学道者升至修炼成仙阶段的必读经典,对《老子》的诠释在原则、方法方面具有符合“解释者的历史处境所规定的”必然性和创造性,特别是“辞说切近,因物赋通”对信徒宗教体验既有无限开放性又有明确的神学导向,从而形成一部以神学思想诠释《老子》的道教经典,这正是《想尔注》最大的诠释特色之所在。

阐释学视域下民俗文化词英译策略研究——以《西和乞巧歌》英译本为例

二十一世纪初,以彭建明、蒋贤萍等为代表的学者将赵逵夫先生主编的《西和乞巧歌》翻译成英文,这对于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民间歌谣及民间民俗文化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文章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四步骤为指引,分析了原作中祭祀礼俗类以及婚姻礼俗类民俗文化词的内涵意义,并结合译本中翻译的实例及乞巧歌、英语歌谣的特点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译者对于此类民俗文化词的翻译,基于归化、异化以及中西文化缺省补偿原则的翻译策略,采用了意译、直译或音译加注释的翻译方法,准确、有效地传递了具有地方特色的乞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