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审视与伦理重塑——基于人工智能时代的视角分析

人工智能背景下,英雄精神传播不仅获得了更现实的技术成长规定,而且面临更深刻的道德价值冲突。与传统的传播形态相比,人工智能驱动传播呈现技术与价值双重革新特点,而以传播形态存在的英雄精神,一方面在满足主体现实需要的选择、展开应然道德标准的评价、实现自我塑造功能的教育等维度体现着本真的价值关系,另一方面面临着崇高性追求与扁平化趋势、情感体验要求与数据计算方式、一元价值导向与多样价值取向等系列价值冲突,这些冲突表征着技术变革中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冲击,遮蔽了英雄精神传播的本真价值关系,从根本上体现了英雄精神传播实践中主体的深层次价值认同与塑造危机。依此而言,应从确立人性底线意识、追求理想价值目标、坚持社会正义原则、构建伦理融合机制等维度,高扬主体伦理理性,增进伦理价值认同,化解英雄精神传播的价值冲突,实现人工智能时代英雄精神传播的伦理重塑,以期实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文明的价值引领,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构筑精神动力。

美德伦理引领与见义勇为行为

在古希腊城邦生活的背景下,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逻辑自洽的美德论伦理思想体系。亚里士多德美德伦理作为西方的古老伦理传统,其极力倡导和诠释的各种伦理规范,虽然历经了几千年历史的荡涤与洗礼,但蕴含其中的丰富美德精神,对现阶段社会背景下见义勇为付出了沉重代价并逐渐失去它本身该有的公道困境,无疑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道德引领价值。

《格萨尔王传》中生态伦理传统的现代阐释

青藏高原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藏族先民丰富的生态伦理传统,并以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体现出来。通过研究史诗所蕴涵的生态伦理传统,有助于提高现代人的生态意识,这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学生英雄现象的精神实质及其启示

不断涌现的大学生英雄群体,已成为贯穿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一座精神丰碑。面对屡屡发生的大学生英雄现象,有必要对其精神实质作深度解读,对其产生的根源作深刻剖析。实际上,英雄现象频繁发生在大学生群体身上,既非偶然,也绝不是孤立的,其背后有着明确的价值支撑,蕴含着丰富的传统与时代精神,而对此作深入理论剖析能为当代青年教育提供有益启示。

十七年文学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建构困境的反思——从“文学趣味”谈起

十七年文学实践中主流权力话语通过几次重要的文学批评运动批判其所认定的"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文学趣味",希图通过文学实践塑造新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只是这种依据理念而不是现实的努力其结果并不理想,其中,在涉及到作品中的英雄人物的个人情感与个人生活时,作者往往被指责具有"小资产阶级、小市民文学趣味"而受到批判。就此可以看出争论双方的分歧:文学讲述的是"历史的必然",还是偶在的个体命运。很明显当代文学叙事伦理中,人民伦理的大叙事对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压抑,及自由伦理的个体叙事的偏失是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塑造中的一大困境。

论先秦儒家伦理中“勇”的内涵

以先秦儒家伦理的经典书目为依托,考察"勇"概念的辩证脉络及伦理意涵。相对于古希腊伦理中的"智"、"公"、"节"、"勇"四德,先秦儒家将"知"、"仁"、"勇"并称为三德,其中"勇"具有"无惧"和"知耻"两个特征,"勇"的层级亦分为"上勇"、"中勇"与"下勇","勇"的意涵也以"勇德"为贵,"勇气"次之,"勇力"为轻依次呈现。"勇"之所以被先秦儒家称为德,是因为它是在仁爱信念的驱动下体现出的一种无惧、知耻、合义、达礼且好学的中庸之道。

战争与道德记忆

军事伦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是战争道德记忆。战争是人类难以彻底医治的伤痛,但也给人类留下了大量战争道德记忆。探究战争中的道德记忆,不是要为战争进行道德辩护,更不是要美化战争留给我们的道德记忆,而是要论证战争与道德记忆的紧密关联性,并且推动人们从伦理的角度深刻认识战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战争道德记忆具有双面性。由战争催生的善多种多样,由战争产生的恶也五花八门,因此,战争道德记忆是一副善恶交织的图景。

佩涅罗佩与特勒马科斯之间的互依关系及其原因

我们一般认为在荷马史诗中,当奥德修斯未归时,特勒马科斯在家庭权力中居于主导地位,而佩涅罗佩居于从属地位。而本文的观点认为史诗中体现出来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特勒马科斯在家里并非完全居于主导地位,佩涅罗佩也并非完全居于依附地位。二者事实上是一种双向互依关系,其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3个方面:一,史诗中英雄伦理观对特勒马科斯的限制;二,荷马时代前的母权制的余烟的影响;三,史诗中的二元思维模式在他们母子关系上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