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ation Research on Collabora/ve Governance System of theAir Pollution 2 Beijing-Tianjin-Hebei from the Cost-effectiveness Perspective

论文以京津冀大气污染协同治理的成本构成为基础,分析阐述了由于跨区域协同治理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有关三地信息共享、利益补偿、监督管理等相关制度、机制不健全,加大了京津冀协同治理的交易成本,使协同治理的效率降低.为此,应加快完善京津冀协同治理的制度与机制创新,重点加强京津冀区域内生态补偿和排污权交易等经济激励机制建设,以实现京津冀协同治理的长效目标.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数字化转型可以突破研发资源配置时空边界,赋能制造业企业创新发展,但潜在的数字鸿沟问题也可能会加剧企业创新的不确定性。鉴于此,利用文本挖掘技术构造数字化转型指数,系统考察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并选取2007—2022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对于大多数制造业企业来说,其数字化转型水平低于门槛值,数字化转型是提升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助力,而非阻力;人力资本和公司治理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制造业企业创新效率的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在国有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企业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合理评估中国制造业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的实施效果提供了新视角,对国家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合力效应也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城市群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自城市群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城市群作为一种新型城镇化和区域一体化模式,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将城市群政策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城市群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城市群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群内企业的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总量。基于宏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城市群政策通过在宏观层面减少行政垄断和政府干预,促进微观层面资金要素集聚和人才要素集聚,进而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进一步探讨城市群政策的空间效应发现,城市群对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的企业绿色创新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相较于单核心城市群,多核心城市群内企业绿色创新受到政策的正向影响更强。最后,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重点污染监控企业和国有企业中,城市群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更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城市群政策评价和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也对于优化政府制度、促进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政府资助、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异质性的比较

基于我国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验证了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同时基于企业异质性分析该效应的差异。结果显示: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该影响;政府资助显著促进非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而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存在U形影响,环境规制会削弱政府资助对重污染企业的U形影响;无论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环境规制正向调节政府资助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且对非国有企业调节作用更强。据此,政府在加大对企业绿色创新支持力度的同时,应该结合环境监管政策,采取差异化的资助措施,重在引导企业以追求低碳化目标为导向积极开展绿色创新。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治理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年报文本分析的证据

随着环境治理绩效的逐步提升,人们对环境质量的渴求也随着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提出而上升至一个新的高度,传统的环境规制手段已很难有更大的突破。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成为推动中国绿色发展的新动力,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企业拓展环境绩效边界的重要途径。通过爬虫技术抓取上市企业年报中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来刻画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并基于2008-2020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了其环境绩效,并且该结论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基础上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提升效果不仅受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行业属性等企业内部特征的影响,还受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应进一步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强化数字技术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治理效应。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减排效应:空间溢出与门槛特征

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动力。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区域异质性,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其空间溢出效应,并通过门槛回归模型检验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就全国而言,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显著抑制碳排放;分区域来看,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的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显著,但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不显著;空间上,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不仅降低本地区的碳排放,同时促进邻近地区的碳减排;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存在人口规模、研发投入、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较高的人口规模和研发投入、较低的环境规制可以强化可再生能源技术创新对碳减排的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

基于2013—2020年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了数字经济和区域创新能力的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对区域创新实力、创新效率和创新潜力均有显著积极作用。同时,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提升本地区的创新能力,而且能够带动邻近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分析发现,金融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是数字经济赋能区域创新能力的两条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西部地区创新能力的改善效果显著。研究结论为新时代促进区域创新空间优化与协调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连锁股东与企业创新绩效——来自制造企业的经验证据

连锁股东作为资本市场新兴所有权主体,对创新的影响引起广泛关注。本文基于2007~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连锁股东通过协同治理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在采用PSM法、工具变量法等进行稳健性检验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路径机制检验表明,信息效应与产能效应是连锁股东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两条重要渠道。拓展性分析发现,高管风险偏好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均正向调节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连锁股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作用在高科技企业和东、西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为连锁股东发挥协同治理效应的现有文献提供了重要补充,为当前企业基于自身情境优化创新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指引。

对口支援:一种中国特色的规模治理制度

对口支援是当代中国本土实践的产物,也是国家规模治理中重要的制度创新;通过结对支援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破解了当代中国在推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规模治理负荷与非均衡性双重难题。对口支援的生成演变经历了孕育和初创、确立和拓展、巩固和完善三个阶段,“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和“天下一家”等传统文化为其奠定思想基础,单一制体制下的国家统筹和党组织对社会力量的有序引领是对口支援构建党政同责同心圆治理格局的关键支撑,“行政发包制”以及项目制是对口支援实现特定领域下规模治理负荷转移与分化的内在逻辑。面向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目标,有关对口支援的创新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学理化提炼,完成实践话语向学术话语的转变,把中国之治的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碳减排效应——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城市异质性的视角

实施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是我国自下而上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重要举措,对于地区产业低碳转型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10—2019年283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以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计量方法系统评估了实施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城市的工业碳排放总量和工业碳强度,且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和稳健性。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减排产生积极影响,但施策过程中需防范污染产业转移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试点城市中呈现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试点政策主要通过发展绿色信贷、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提升能源利用效率等方式促进地区碳减排。本文研究为我国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和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实证参考。

碳信息披露质量、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双碳”目标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强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有利于推动企业绿色转型,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双碳”目标实现。本文基于2012—2022年深沪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计量检验了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分析了内部监督的调节作用,并就不同企业规模及性质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府补助在其中具有中介效应。良好的内部监督机制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内部监督程度越高,中介效应越强。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碳信息披露质量和规模较大的企业碳信息披露质量,对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应制定完善的信息披露政策和规范,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优化政府补助政策,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健全碳信息披露监管体系,切实提高碳信息披露质量,助力绿色技术创新。

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促进抑或阻碍

自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来,创新已然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首先在理论层面上分析了政府支出对创新的正向激励效应和负向挤出效应,然后基于2007—2017年中国26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中国政府支出规模的创新效应,意在探索有利于促进创新的政府支出规模和结构。实证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中国当前的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一作用主要是由政府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创新活动的正向激励效应所驱动。与此同时,政府支出规模对创新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和创新质量差异:在人均科学技术支出和人均福利性支出更多的东部与中部地区,政府支出规模的正向激励效应表现得更为显著;科学技术支出会同时促进高质量和低质量的创新活动,而福利性支出只促进低质量的创新活动。

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协同效应及作用机理探究

加强政府创新政策之间的协同,是完善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举措。基于供给和需求相配合的视角,以2008—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协同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政府采购与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显著的协同效应,且协同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增强创新吸收水平来发挥作用。关于协同效应的异质性检验显示:在政府采购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协同效应更加显著;当政府补助多由研发相关补助构成时,政府采购与补助的协同效应更为显著;相较于策略性创新,政策组合能够更好地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相较于战略性新兴产业,非战略性新兴产业组中政策协同效应更显著。

政府环境规制与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来自网络招聘数据的微观证据

为实现“双碳”目标,处理好环境保护和就业的关系尤为关键。本文基于2014—2018年智联招聘数据库、全量企业注册数据库以及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匹配数据,采用多维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政府环境规制对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效应,并基于理论分析框架验证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用工需求的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加强政府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增加,该结论在经过样本抽样偏差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环境规制的用工需求创造效应主要体现在高技能、科研岗位以及有工作经验的劳动力群体。从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看,在轻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正效应更显著;在重污染行业中,环境规制仅对企业高技能的用工需求显著为正;在大城市、资源型城市和低碳试点城市中,环境规制对企业用工需求的影响更显著。从影响机制看,环境规制通过减少环境要素投入、提升技术创新水平促进制造业企业用工需求的增加。虽然环境规制能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机器化水平,但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不高。

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探索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两种因素交叉在一起时会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以2012—2019年中国79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绩效的影响,重点探讨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新能源汽车企业研发投入显著提升创新绩效,该影响在产业链中下游、后补贴时代更显著;新能源汽车企业获得的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存在负向调节效应,即二者交叉在一起时对企业的创新绩效产生挤出效应,且该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缺乏经验企业、后补贴时代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更大,且政府补助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研发投入对开发性创新绩效的影响中。据此,新能源汽车企业应根据自身条件合理配置研发投入与政府补助资源,以有效提升创新绩效。

绿色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实证检验

基于2012—2021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边固定效应模型和非线性面板门槛模型探究绿色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表明:绿色创新对提升城市经济韧性有促进作用,该结论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发现,绿色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和门槛效应,即对于规模小的城市产生的积极影响更显著;当城市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时,绿色创新对该地区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减小。据此,建议增强绿色创新长期投入,制定差异化政策,探索协同效应,提升创新门槛,以充分发挥其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正面效应。

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2008—2020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从多维视角实证检验了政府引导基金对省域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的省域技术创新效应并不显著,产业类引导基金则可显著促进省域技术创新;政府引导基金在协同创新水平高的省域较协同创新水平低的省域具备更加显著的技术创新效应;省域财力在政府引导基金影响省域技术创新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且该调节效应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由此得到如下政策启示:一是加大政府引导基金的实施力度,优化政府引导基金的基金类型结构;二是完善省域创新环境,提升省域协同创新水平;三是中央财政应给予财力弱省政府引导基金专项资金扶持。

产业政策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的最优区间——兼论补助过低引起的寻租行为

作为中国能源供应体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创新推动发展的大背景下,国家对绿色能源发电产业的支持政策不断加强,政府补助政策在其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以2011—2019年234家绿色能源发电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动态面板GMM和门槛效应模型研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于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的作用效果呈非线性结构特征,总体表现为先抑制后促进,然后再抑制;政府补助对绿色能源发电企业创新产出存在最优补助区间,低于最优补助区间时会诱发企业“寻租行为”,高于该区间则挤出企业自身创新投入,二者均会使企业创新行为受到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目前绿色能源发电企业的补助政策不尽合理,大部分企业未落入“最优区间”,其中以风能企业最为严重;进一步将样本划分东中西部地区,发现东部地区的寻租行为相比中西部地区不甚明显,政府补助对东部地区的创新产出主要表现为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尚存在补助缺口,需要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研究结果可为建立健全中国绿色能源产业政策体系和提升政府补助政策效益提供参考。

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借助产业数字化平衡经济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3~202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产业数字化水平指标体系,测度后实证探讨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多维度比较分析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碳生产力的提升,但该促进作用具有异质性。在中、西部和数字技术水平低的地区,产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强;相比农业和工业数字化,服务业数字化对碳生产力的提升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产业数字化可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推动碳生产力提升。本文为深入推进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以及充分发挥其在实现“双碳”目标中的关键作用提供了理论指导及政策启示。

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2012—2017年全国30个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驱动下区域环境治理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效率呈“东-中-西-东北”依次递减的空间格局分布,且整体治理效率有待提高;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的溢出效应;科技投入和创新水平对环境治理效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环境投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等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