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的第二梯队——国有企业与中国外交问题初探

伴随着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间交往的方式、手段和途径也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化的明显趋势。伴随着新的外交方式和途径出现,也出现了传统外交主体范围之外的外交参与者。这些新的外交参与主体出现,不仅对既有的外交法体系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伴随着新主体出现也带来了其功能定位的探讨。在新的主体当中,中国大型国有企业在国家交往当中发挥的外交作用值得认真研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实际工作经验尝试探析国有企业在国家外交体系中的功能,以及在外交法当中的法律地位。

中印尼雅万高铁面临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

本文界定了中国高铁外交的内涵,探讨了雅万高铁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对雅万高铁困境的路径选择进行了讨论。认为雅万高铁面临的困境主要包括:中国高铁外交人才缺乏、日本高铁的比较优势、印尼的高铁平衡外交、中印尼两国政治互信和南海海域争议问题。破解雅万高铁面临的困境,不仅需中国高铁外交淡化地缘政治色彩,而且还需加强中国高铁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创新,同时提升中印尼两国关系合作水平,这样才能使中国高铁外交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战略和维护国家利益。

从高铁外交审视中日两国在东南亚的竞争

东南亚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日本"经济成长战略"的重叠发展区域,中日在东南亚都大力推行高铁外交。东南亚落后的交通基础设施存在巨大市场需求,导致中日在雅万高铁、新马高铁等项目上展开了激烈竞争。综合运用比较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多角度分析中日高铁在东南亚的竞争态势,尝试界定中日高铁外交内涵,立足日本高铁外交在东南亚与中国竞争的特点,结合中日高铁在东南亚的竞争案例,探讨中国面对日本高铁冲击时的应对策略。从高铁外交角度研究中日在东南亚高铁市场的竞争,不仅具有学理研究视角的创新,而且对中国在东南亚做好高铁外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高铁“走出去”可持续发展研究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技术装备“走出去”,中国高铁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名片”,“高铁外交”已基本形成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国际市场布局。当前,中国高铁在海外发展过程中,主要采用三种技术标准合作模式:中国标准模式、中外混合标准模式、外国标准模式。如何把握不同模式下高铁出口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推进高铁产业实现规模出口、高效出口、精准出口,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同时,中国高铁“走出去”必然要应对来自政治、经济、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未来,我们需从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统筹谋划高铁全球战略布局、构建新型跨境铁路融资模式、推动中国标准的国际互认、因地制宜打造工程典范、加速培养高铁国际化人才等方面,制定合适的风险应对策略,进一步推进中国高铁产业海外可持续发展。

对东南亚高铁输出的中日竞争状况研究

中国对东南亚地区的高铁输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日本积极的高铁输出政策与中国形成了直接的竞争。这种竞争不但是技术层面、经济层面的,同时也是政治层面的。针对日本的竞争,中国应明确其政治、经济动因,并确立恰当的应对措施。

中国高铁外交的特征与实践研究——基于雅万高铁的案例分析

印尼是东南亚最大的国家和二十国集团唯一的东盟成员国,印尼雅万高铁采用中国高铁系统受到世人的瞩目。文章综合运用地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探讨了中国高铁外交的内涵、特征、挑战和路径选择。基于对印尼雅万高铁的案例分析发现,中国高铁外交具有自主性、兼容性、多元性和复合性等特征。文章认为,在土地征用困难、纳土纳群岛海域争议、印尼反华情绪增加、非传统安全、盈利预期低和印度尼西亚盾可能继续贬值等因素的影响下,雅万高铁合作的前景将不明朗。文章同时指出,发挥中国高铁外交的比较优势,妥善解决纳土纳群岛海域争议问题,加大印尼民众参与建设雅万高铁的力度,力促实现雅万高铁车厢灵活编组等,都有利于中国对印尼高铁外交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