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送转行为动因研究——基于高送转样本的检验

关于中国上市公司大量进行股票送转的动机,学术界尚存争论。本文将不同送转理论纳入同一个计量模型,利用2006～2010年进行高送转公司的样本对不同送转理论进行了验证,为解决关于股票送转动机的争论提供了经验证据。实证结果支持了"最适价格假说"与"股本扩张假说",而拒绝"信号传递假说"、"价格幻觉假说"与"股利迎合假说"。此外,本文模型对高送转公司的预测准确度达90%,基于模型预测建立高送转公司的投资组合可以获取较稳定的超额收益。

高送转股利政策真的是套现“工具”吗?--来自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2017年金融监管的全面升级使得高送转分红一时间从市场的"香饽饽"沦为备受质疑的"烫手山芋"。文章基于2007-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综合运用PSM、IV-Probit模型等计量方法对高送转是否促进了股票套现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企业实施高送转相比于其反事实的非高送转方案存在明显的超额收益,从而为股票套现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且在有过减持行为的子样本中收益更高。(2)在有效控制了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后,大股东和高管的股票减持套现行为使得高送转的可能性出现了显著的正向提升,表明高送转背后隐藏着企业内部人有意识地利用了投资者的非理性偏好来实现自身理性的套现自利动机,即高送转具有"工具"性质,继而印证了"股票解禁-高送转-减持套现"的利益实现路径。(3)进一步分析表明二者间的关系还存在市场特征异质性,在牛市行情阶段及创业板为代表的中小创板块中,高送转配合套现的"工具"性质更为明显。本文从利益驱动视角为我国监管部门遏制高送转乱象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并据此提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

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抑制还是加重

本文以我国2003—2015年A股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公司“高送转”与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高送转”能够有效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相对于创业板,主板公司“高送转”抑制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更为显著。而且,“高送转”对于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并不受公司财务状况和减持情况的影响,该抑制作用的期限超过了我国投资者平均持股时间。本文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于“高送转”经济后果的认识。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公告效应的实证研究

为检验上市公司定高送转预案公告发布对其股票价格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推出高送转预案的28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公告日前10日至公告日后20日为事件窗口,运用事件研究法对高送转公告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股市具有明显的高送转公告效应,上市公司高送转预案公告发布前后股票具有显著的正价格效应,会产生持续的累计异常正收益;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部分投资者通常会提前获得有关高送转的内幕信息并提前买入,并以此获得可观的超额收益,而普通投资在公告发布后买入只能获得小部分的超额收益并且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新动向及其成因分析

近年来,证券市场上派现日益成为主流,高送转逐年减少。文章针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这一新动向就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定向增发后上市公司投资机会分析

股权分置改革后,定向增发成为上市公司再融资的主要形式,投资者也越来越关注定向增发股票的投资机会。检验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方式与高送转的相关性,采用事件研究法分析实施高送转的短期股票的收益率。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融资方式与高送转股利政策有相关性,实施高送转存在短期收益,能够为投资者带来投资机会。

分红水平差异、股票交易活跃度与高技术企业创新——基于门限效应和调节效应的综合分析

基于文献回顾和实践总结,建构长期分红水平差异下股票交易活跃度对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作用机制的理论模型,基于A股计算机和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综合运用层次回归和门限面板回归方法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股票交易活跃度对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对于长期分红水平低的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能够正向转化为创新产出,股票交易活跃度对创新产出有负向直接效应;对于长期派发高股利的高技术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有独立的负向直接效应,而股票交易活跃度则不会对创新产出造成直接影响。在不同的长期分红水平下,股票交易活跃度均能增强研发投入对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但这一调节效应在长期分红水平低的高技术企业中表现更强。研究结论揭示了股票市场与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具体关系和高现金股利分配政策在推动企业创新方面的弊端,可为相关的监管和管理实践提供新参考。

“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实证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2008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发布送转公告并曾发行过公司债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GPS)检验了"高送转"的债券市场反应。研究结果表明,股票送转公告向债券市场传递利好消息,引起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当送转比例达到50%(高送转)时,送转比例越高,债券市场的正向反应越强烈。进一步根据债券期限和信用等级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后发现,中短期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更积极,而不同信用等级债券对"高送转"的反应没有明显差异;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的结果相一致。

如何构建有效的低波“固收+”策略?

当前投资者难以通过“固收+”产品稳定获取收益,这引发了市场对这类产品现有主流策略的疑问。研究发现,从大类资产配置模型角度出发,可以利用低波动性资产构建低波“固收+”组合。其中,考虑下行风险的资产配置模型例如下行风险平价模型相较于考虑整体风险的同类模型能有效改善组合的收益风险比,且当替换底层泛权益资产为低波动性的偏债型可转债和红利低波股票时,投资组合各项指标相较于反映市场“固收+”产品平均水准的Wind混合债券型二级债基指数均有显著提升。

高送转股票财富效应的实证研究

采用事件研究法,研究高送转股票的财富效应及股东大会通过日和除权除息日等相关事件前后股价的异常波动。实证表明,在公司公告分红预案前5个交易日内,高送转股票会出现显著正的超额收益;股东大会公告日前后不存在超额收益;牛市中除权除息日前后的股票会在短期内存在超额收益;熊市中除权除息日前后的超额收益不显著。

多视角下的高送转股利公告效应——基于混合模型的事件研究法

高送转行情一直是股票市场投资的热点题材。本文首次尝试在板块、行业、市值三大视角下,分别检验高送转股利公告,是否带来股票异常报酬率,提出基于线性和非线性混合模型的事件研究法来测算股票价格异常报酬率。研究发现,创业板高送转上市公司与主板及中小板相比,拥有更高的异常报酬率;非金属矿物和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高送转上市公司,相较于其它行业异常报酬率更为突出;市值较大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情优于小盘股。本文能够对于上市公司进行市值管理以及投资者制定投资策略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超高送转”上市公司股价涨幅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来自不同市场环境的证据

本文以超高送转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基于公司超高送转方案预告时点,通过选取影响公司股价涨幅的内外部因素构建模型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内部因素中启动价低、股本规模小有利于股价上涨,经营业绩、送转数量等因素对公司涨幅的影响由市场环境决定;外部因素对超高送转上市公司的股价均有影响;在不同市场环境下,送转上市公司中存在不同数量的"龙头股"效应。上述结论为投资者与监管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中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动因研究——基于BP神经网络模型方法分析

上市公司实施"高送转"股利分配方案是中国股票市场较为特殊的现象,先前的研究主要通过Logistic或Probit等线性模型来分析送转动因。本文基于2014-2016年沪深两市所有公司的数据,引入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建立了"高送转"预测模型。实证结果表明,该模型的预测准确率能够达到92%左右,较大的优于Logistic模型,且模型很好的支持了"股本扩张论"。此外,基于对模型的分析,本文发现上市公司的高送转行为与公司本身成长阶段有关,并提出了一种与上市公司成长阶段相关的高送转动因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