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Legal Professionals for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in China--The 15th CIETAC Cup Had Record Number of New Participants

On November 20 to 24, 2017, the 15th CIETAC CUP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rbitration Moot Court Competition, hosted by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Arbitration Commission （CIETAC）, was held in Beijing. Wang Chengjie,

我国法律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展望

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部署和政策举措,为扶持发展法律职业教育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为优化法学院校体系和构建法学教育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为更好把握法律职业教育今后发展,思想认识上要明确法律高等职业教育与法律专业学位教育属于同一的人才培养的性质,二者不能分别开来;要重新审视和总结提炼法律职业人才培养积累的丰富经验,在国家重新布局“普通高等教育”和“职高”两个并立体系基础上,要统筹考虑法律专科、法律本科、法律硕士、法律博士各层次人才培养环节的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与政策协调,各层次人才培养与现行三级学位制度的关系,与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准入条件设计的关系,以及职业教育体系中法律本科与普通高等教育中法学本科之间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强化系统思维,加强统筹谋划,努力一体推进。

论法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社会支持条件

法学课程思政教育的目标不是锻炼法科生的硬技能,而是要提升法科生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忠诚信仰。既然是要塑造法科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就需要在课程内外、专业内外、学校内外同步发力,选择以赛促学等“第二课堂”形式,基于问题导向、实践导向设计培养目标,增强法科生的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法律论证意识与职业伦理意识。通过普法服务、法律援助等方式,激励法科生主动完成法律检索报告、代拟法律文书,借助身体力行的方式让法科生切实感悟弘德砺才的重要性。通过校友访谈、参加学校内外的专业研讨活动,可以增强法科生钻研法学知识的热情与信心,促进法律职业共同体接班人整体素质的提升。

新文科背景下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三个维度

培育时代新人是新文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法治中国建设,关键靠人。高等学校法学教育不仅是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坚守法律职业道德、笃定法治信仰。法学知识与职业技能的传授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基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关键环节,法治信仰教育是高等学校法学教育的终极价值。

融媒体时代法律职业群体出镜素养提升探析

融媒体时代背景下,常态化的出镜工作为从事各类法律职业的工作者提升业务效率和树立良好职业形象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法律职业群体在适用出镜这种较新的工作方式时,还存在出镜积极性不高、出镜正向性不强和出镜效果不佳等问题。有鉴于此,亟须梳理法律职业群体的出镜情形,然后从强化对出镜工作的认识、规范出镜的行为仪容和加强出镜的专门训练等三方面综合着力,提升法律职业群体的出镜素养,优化法律职业群体出镜的表现效果。

法律诊所教学中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机制研究——以课程思政为视角

诊所法律教育是学生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不断实践,隐性提升实务操作能力,培养职业伦理的教学方法。法律诊所课程具有亲历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法律诊所课有利于实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养成法律职业道德。以课程思政为视角,探索形成“真实案例+沉浸式情境教学+反思建构”的路径以实现法律诊所教学中对学生法律职业伦理的培养。

我国检察侦查权的历史、现实与完善

检察机关侦查权自始至终与检察机关相伴而生、同向而行。我国检察机关与监委有不同的监督面向,体现着检察机关在《宪法》中的性质定位。新时代下检察机关侦查权调整和重构存在一定的制度空间,但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完善同样存在现实性、紧迫性。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完善,应当从属其法律监督的宪法定位,基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现实和行使法律监督的实践需求展开。以检察侦查为载体,切实打通检察机关与证据的关联,有助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全面践行,完成检察机关“未尽的改革”。检察机关侦查权的运行问题,不仅涉及内设机构的改革,更应成为检察视角下程序改革的又一重要契机,要借助这一变革端口,重新审视和解决检察职能运行中存在的法律和制度瓶颈,既站在法律框架之内求改革,又站在法律之外谋改革。

关于《教师法》修订中的法律责任之完善探讨

1993年《教师法》是首部以专章形式规定教师法律责任的教育法律。该部法律在具体内容、逻辑安排和体系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送审稿均对法律责任章有所修订。《教师法》修订应借鉴《公务员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等公务员类立法和《医师法》《律师法》等职业类立法相关规定,细化教师法律责任,推动《教师法》有效实施,以“强师”助推“教育强国”建设。

论推进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依托市域社会的禀赋结构及其利益、价值与治理的现代化目标价值取向,通过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治理资源,并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企业规章等治理规范,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整体性实施过程。作为社会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展开,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域社会治理“四化”的过程,其包含“四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基于后果主义理论,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须在“四化”四重逻辑框架下深入推进。其中,主体的社会化是基础,应提高社会主体参与质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的法治化是保障,应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手段的智能化是支撑,应擅于利用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路径的专业化是抓手,应通过分权动态联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法治化的理论逻辑与路径探索

推进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建设是彰显高校依法治校能力的应然之举。目前,需要深入探究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理论逻辑,前者指明解决问题的方向,后者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法论,为后续的路径探索奠定基础,推动新时代高校师德师风法治化建设工作不断深化。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改革与展望--以清华法学院为例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具有感召和规制的双重使命,同时具有被重视和忽视的悖论现象。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开展教学改革,注重古今中西贯通、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吸收域外教学经验并注重启发式教学,以历史视野、比较视野和中国实际三个观察维度贯穿教学,并建立课程案例库等。就学生反馈来看,该教学设计的调整存在课程目标、理论教学作用不明晰等固有问题并引发课业压力大等新问题。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是法学教育二重性的集中与发散,学生的多重困惑实际来自授课者对法律技术的教与学、道德的教与学、交叉学科教与学问题的困惑。法律职业伦理教学的改进需厘清该三者及其关系,明确课程教学目的,激活所依托的基础理论教学和职业道德教育,强化学生的主体性作用,同时把握变与不变,前者因应法律与社会的动态性,表现为掌握法律政策与改革动向,拓展特定法律职业伦理的内涵与外延,后者系道德性思维的阐发。

法律博士“涉外法治”专业领域设置的必要性

加快涉外法治工作战略布局,创新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法治国家建设的重大课题。为满足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构筑国际合作竞争优势、服务国家涉外法治建设、培养高质量法律研究生的需要,设置法律博士专业学位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势在必行。该举措符合设置法律专业领域的基本要求,法律专业硕博学位体系的初步建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先期探索也可为设置涉外法治专业领域奠定基础。

新时代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理论旨归及其创新发展

“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对此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把法治专门队伍建设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推进法治专门队伍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确保做到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要研究解决制约政法工作的体制性、机制性、政策性问题,深入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克服“本领恐慌”,努力建设一支党和人民信得过、靠得住、能放心的政法队伍。要促进作为全面依法治国重要力量的法律服务队伍,在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要积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完善涉外法治体系,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保驾护航。

德法兼修 厚德铸魂——法律职业伦理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新时代“卓越法治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也是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依法治国和推进法治建设进程的必要途径。当前法律职业伦理已被纳入法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必修核心课程,但是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受到传统教学观念、教学模式、考核方式及标准固化等方面的影响,导致学生对该课程缺乏重视。因此,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教学迫切需要改革创新。无论是从课程方案设计、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及考核方式及标准等方面都需要大胆尝试,积极探索与实践,有效提升教学质量,实现立德树人,德法兼修。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的法学虚拟教学平台建设模式选择

传统法学实践教学存在教学资源分散、教学方式单一、教学过程相对滞后等弊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法学实践教学开始朝着信息化、网络化、虚拟化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虚拟教学平台在整合教学资源、打破高校与社会壁垒、推动建立同步教学体系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文章认为,建设法学虚拟实践教学平台,既能解决传统法学教育实践性不足的问题,做好高等法学人才培养工作,还有助于在依法治国视域下更好地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推进新时代法律职业伦理课程教学实践的思考

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中职业行为规范的确定性和成文化,使伦理道德知识化,具有可教性,通过内化,“内得于心”,知识有进一步道德化,形成职业伦理理念、价值和信仰。从教学目标而言,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具有理论知识、法律职业伦理理念、思政元素3个层面的内容,从法律职业伦理主体出发,应以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中的法律职业主体的伦理范畴为核心内容,以法治队伍中其他法律相关职业主体为外延来构架法律职业伦理教学和研究的内容。采用访谈法、案例教学法、现身说法法、模拟教学法与法律诊所法等教学方法,并使之相辅相成,真正落实法律职业伦理课程的教学目标。

新时代背景下完善法学教育的若干思考

新时代背景下,全球化、多元化、信息化趋势对中国的法学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法学教育任重道远。法学教育对培养法治人才、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多重实践意义。为有效应对新格局和新形势,需要以法学教育为主题展开深入思考,在此基础上,厘清新时代赋予法学教育的新理念。在回溯法学教育历史的基础上,应当检视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和方案。由此,新时代背景下法学教育应当在塑造职业人格、强化实践力以及培养涉外法治人才上下功夫,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对高端法治人才的迫切需求,法学教育的宗旨、培养计划和目标、教学实践等都要有所调整,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

新时代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机制、困境与路径探析--以共生理论为视角

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群策群力,这就对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提出了新的建设要求。依据共生理论的三要素框架,在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共生机制的基础上,分析法律职业共同体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寻新时代背景下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构建路径。通过分析可知优化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良性互动交流机制、提升法律职业共生单元联结力度、重塑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等是推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路径。将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纳入共生理论的解释框架,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与理论生成空间。

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制度构造——从法官和律师的视角出发

2024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全国律协首次召开工作交流会商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建立法院、检察院、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协会“四方会商”机制,聚焦共同关注的律师工作重点领域,强化协作配合,深化良性互动,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和服务。该会议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加快建立法律职业共同体,促进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家等法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进步贡献其自身力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律师和法官作为核心成员,对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是由于两个职业的各自特征不同,在法律的运行过程中会产生矛盾和冲突。因此,要从法官和律师的角度出发,积极调和两个职业之间存在的固有矛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职业伦理体系,促进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发展与进步,推进法治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教学整体观

国家建设“新文科”旨在回应社会新需求,更大限度地推进学科间、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并立足于新时代促进文科发展。法学作为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教育教学整体观有所缺失,表现在价值目标定位不清、不注重学科之间的衔接、提倡专业系统分工精细化等多方面。在新文科教育背景下,法学教育必须打破传统部门法之间的知识壁垒,以教学整体观为指导,务实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法学相关的社科人文知识,改革第一课堂对法律知识教育的方法,重视法律技能教育,严格落实第二课堂,重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