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自贸区新实践、新规则与我国自贸试验区高质量发展

中国自贸试验区建设已历十载,综合比较国际自贸区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认真研究和落实国际经贸规则对自贸区建设的相关要求,对推动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文章首先对国际自贸区研究的学术文献脉络进行了简要梳理,随后总结归纳了国际主要自贸区的最新实践,阐明了国际经贸规则的创新演变。指出当前我国自贸试验区总体上偏重于贸易便利化框架下的制度改革,与投资便利化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制度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未来发展战略需要进一步明确等问题。并提出从投资者视角调校自贸试验区建设方向、从可持续发展和新产业技术革命趋势要求出发促进我国自贸试验区(港)高质量发展的思路和政策建议。

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自由化与壁垒:日本经贸规则的策略性调整

国家(经济体)的经贸规则既包括所签署的贸易协定,也包括与进出口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法律法规。日本以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为前提开展自由贸易,并形成在国际贸易体系下,以利于产业生存与发展为前提,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贸易政策范式,为日本调整经贸规则提供了方向和目标。日本通过调整经贸规则,为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提供制度保障和工具。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自由贸易”旗帜开展巨型EPA/FTA战略,构建多重经济合作网络,为企业提供海外发展所需的制度基础和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以“国家安全”为名修改《外汇法》、制定《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强化货物、服务、技术的进出口和投资规制,为实施贸易保护提供政策工具,形成新壁垒。这一策略性组合是在新约束条件下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新表现和采用的新工具。

制度型开放的理论证成与实施路径——以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制度型开放具有丰富的内涵及深刻的时代意蕴,制度型开放聚焦于规则和制度层面的改革和创新,其实质是通过国内法的方式将国际经济法的价值和原则制度化,是更高层次的主动开放和单边开放,是以互认和积极的协调为基础的开放。就其意义而言,制度型开放是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内容,是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变化新趋势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制度型开放的总要求是构建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具体而言,我国应在完善外资准入等国内规则体系的同时,在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积极引领国际规则的构建;加强规制透明度的同时,通过互认、遵从良好规制实践等促进国内规制的协调与合作;探索建立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接《投资便利化协定》完善外资管理;通过标准联通、互认等方式加强标准国际化方面的合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利用外资事业:成就、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事业蓬勃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文章全面总结分析了十余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结构与质量提升的显著成效,概括梳理了外资法律建设和监管模式的巨大变化及取得的重大突破,具体阐述了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重要成果,并系统研究了产业领域对外资实施的大幅度和跨越式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开展制度创新,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各级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发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应从服务业负面清单缩减、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中西部地区优势开发、营商环境优化、制度保障建设等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通过推进利用外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高水平经贸规则原产地标准比较研究

高水平经贸规则一般被认为是具有更高的标准,政策覆盖面更广,更具有可执行性和约束性的国际经贸规则。RVC、关税优惠幅度等原产地标准作为经贸规则中比较重要的内容,在高水平经贸规则中成为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核心内容。通过对比现行CPTPP、RCEP等高水平经贸规则中原产地标准的限制性、可执行性和贸易效益,建议应对接高水平经贸规则,充分运用原产地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便利化。

中小企业规则成为国际贸易中的阿喀琉斯之踵——以国际贸易协定中小企业条款为视角

中小企业模式的灵活机制与市场适应性强的特点,能够在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稳定市场环境中起到助推作用。但因单个企业规模小、应对风险能力差等自身缺陷,各国普遍对中小企业的发展采取支持和保护的引导政策,各类贸易协定关于中小企业议题也以专门章节或者模块的方式出现在协定文本中。因国内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与国际规则相比,较为羸弱,公私企业的不平衡发展问题也成为中国加入各类贸易协定的一大阻碍。在厘清中小企业规则国际演变趋势的基础上,应当更新国家行业产业链和供应链思路,形成“双中性”原则思维,可以一方面制定并推动资金、贸易与信息互融“三位一体”的国内扶持体系;另一方面在参与国际事务过程中,主动构建区域经济中小企业交流合作模式,提供中国市场经济观与企业价值观,为国家经济平稳转型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十五五”时期区域制度型开放谋划思路建议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作出系统部署,明确提出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制度型开放是我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核心要义。当前我国制度型开放水平与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还存在差距。“十四五”时期,各地区围绕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和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开展了诸多探索,但在关税减免、海关监管、负面清单管理、人员往来、资金进出、数据流动等方面的便利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十五五”时期,建议支持海南自贸港率先完善“零关税、简税制”制度,积极复制推广“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海关监管制度,稳步提升服务业对外开放水平,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领域加大开放力度,积极拓展跨境资金流动自由便利空间,建立和完善促进数据安全有序流动的制度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区域在国际经贸新议题领域开展压力测试。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的发力重点

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举措。需要在全面把握其规则要求实质的基础上采取积极的对标态度,力争达标或原则上基本达标,重点要在国有企业、政府采购协定以及市场竞争政策方面的改革进行对标。国有企业改革方面,要以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国有企业分类、实行不同的监管模式等为改革重点;政府采购协定方面,应对《招标投标法》和《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修订,积极参考GPA及CPTPP政府采购章节的有关规则做相应整合、修改和完善;市场竞争政策方面,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打破国内不同省市、不同市场存在的壁垒和障碍,建立公平法治统一的营商环境。

中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经济效应分析--以上海为例

文章基于2010-202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合成控制法,计量分析了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制度对上海服务业发展水平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可以通过市场化水平、政府干预、地区数字化水平等方式作用于服务业发展水平。

中国服务业高水平扩大开放的路径研究

近年来,在经济发展、国际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中国服务业开放进程加速推进,并呈现出“边境后”、集成式、主动开放以及供应链融合等特征,这意味着中国服务业开放进入了新阶段,需要采用不同的思路和路径推进相关领域开放。同时,中国服务业开放面临的国际环境日益复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规则加速重构,服务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均推高了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尽管当前中国服务业开放实践已取得良好成效,但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在开放广度、深度、精度、韧性与质效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未来,中国服务业应统筹推进边境与“边境后”开放、对内与对外开放,建立多层次协同的开放制度体系,加强产业促进,完善风险防控,并增强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

全球数字经贸规则:进展、动向及中国应对

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和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数字经贸规则呈现出新动向,主要表现为:愈来愈强调数字系统的互操作性,在数据跨境流动领域出现逆自由化风潮,人工智能成为大国博弈的优先领域,数字标准成为全球数字经贸治理的关键等。近年来,中国持续完善数字经贸法律法规,积极融入全球数字经贸治理体系。但是,相关数字贸易主张基本体现在无纸化贸易、个人信息保护等一代数字经贸规则上,而在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等核心议题上承诺有限,这导致中国数字经贸规则与高标准协定存在差距,与相关规则的兼容性不足,在全球数字贸易中的话语权相对较低。对此,中国应顺应全球数字经贸发展的新趋势,加速推进多边双边数字经贸谈判、强化数字技术创新、加快优先议题的制定、提高相关规则的兼容互操作性,从而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数字经贸治理能力。

考虑新能源出力的分布鲁棒低碳经济调度

为提高风电并网能力并降低碳排放,文中提出了一种考虑碳交易和电动汽车的两阶段分布鲁棒低碳经济调度模型。引入碳交易成本,通过电动汽车的储能技术和风力发电的协同配合来降低系统的碳排放量,提高系统对风电的消纳能力。考虑到风电的不确定性,利用历史风电出力数据的矩信息,采用基于通用矩不确定性的分布鲁棒优化方法,建立分布鲁棒模糊集以刻画不确定的风电出力特性。利用对偶原理和线性决策规则将分布鲁棒模型转换为二次规划模型,并通过CPLEX对模型进行求解。实验结果表明,所提方法使风电消纳量提高了11.35%,碳排放量减少了1579 t,验证了两阶段分布鲁棒模型的有效性和优越性。

数智时代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探析——兼对TikTok剥离法作法律分析

TikTok剥离法的通过,引发其是否违反国际规则及能否援引安全例外抗辩的质疑。在当前数字与智能时代背景下,TikTok面临的挑战并非偶然。文章以TikTok剥离法为例,在更广泛视域下对安全例外条款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适用边界进行了探析,并且发现安全例外的适用虽非不可能,但应满足严格的条件。就数据安全与算法主导的认知域安全威胁而言,至少需证明:跨境数据传输或信息分发已引发社会危机或动荡,或招致与武力冲突相当的危险;措施实施于“国际关系中的其他紧急情况”时期(WTO规则)或通过必要性测试(国际投资法)。美国显然并未满足这些要件,不具合法性依据。在多边框架下,安全例外不应成为各国逃避义务、肆意打压对手的工具与借口。

海事司法标准供给的理论阐释与制度构建——以涉外海事审判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为视角

在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工作中,制度型开放成为核心任务,而服务保障海事领域内的制度型开放成为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职责使命。本文立足制度型开放对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工作的新要求,在检视现阶段我国涉外海事审判实践、分析掣肘其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海事司法标准供给制度。该制度依托国际习惯的国际法渊源理论、习惯的经验主义归纳需求以及司法裁判的公共产品属性,通过从“司法案例到裁判规则、合同规则、商业实践、商事习惯”的四重优势转化,在实现国内规则国际化和提升我国制度性话语权的同时,为我国引领国际规则制定和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指引。在具体制度构建方面,需配套以司法裁判规则为支撑、国际海事规则为补充、例证解读为保障、市场经济规则为基础的四层规则体系;同时结合客观实际,对形成的规则可择以“推荐级、指导级、参考级”的形式分级推广。

外贸、外资与经济再全球化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再全球化,我国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面临新的困难、机遇与挑战。通过材料分析和实地调研十个城市的外贸外资和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情况,了解到各地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如通关便利化水平、推进两岸融合发展、开展制度型开放试点等方面取得新的成绩。同时,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如国际贸易纷争增多、国内企业内卷所致外贸产品质量下降、部分行业协会作用发挥不够、跨境数据流动国际规则差异等十个问题。综合调查研究,该文提出十点政策建议,包括:积极参与经济再全球化过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力量;强化优势产品及供应链保障,占领全球市场制高点;构建相关评估体系,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知识产权国际贸易水平;探索跨境数据流动便利,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制定外资认定流程标准,完善市场准入清单;积极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综合竞争力;改善政府监管模式,发挥行业协会功能;加强涉外法治建设,维护海外中国权益。

自贸区建设机遇下口岸联动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及实现路径分析——以霍尔果斯-阿拉山口为例

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为有效应对新时代国际贸易规则变化及新常态下国内经济转型发展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制度设计。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全国第22个自贸试验区、西北沿边地区首个自贸试验区,发挥着“五口通八国、一路连欧亚”的独特优势,对推进我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依托新疆自贸区建设机遇,探索以霍尔果斯片区为牵引带动阿拉山口联动创新发展新模式,从战略意义、现实基础及实现路径三方面进行论证。

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研究

党的二十大部署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将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高到战略层面,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以创新为核心引擎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能够助力自由贸易试验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促进贸易强国建设等,对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有着强大的赋能作用。两者之间本是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内在统一关系,然而,在此过程中却也面临着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困难、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亟须加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领域范围有待进一步扩大、国际营商环境仍需持续优化等现实挑战和主要问题。为此,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要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发展;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营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提升国际经济竞争力。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际经贸规则理念的融合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关键性步骤。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其蕴含的全球共治、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思想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虽然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共治以及合作共赢方面与习近平法治思想有些出入,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绿色低碳的构成要素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融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合理评估国有企业、劳工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分阶段逐步接受特殊领域规则并借助WTO等已有的平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路径探析

自2020年起,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协定已签署超过七年,与RCEP、CPTPP等最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存在贸易便利化政策水平有待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水平不高、未涉及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的内容、投资政策不够便利等问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中,可以在对标RCEP、CPTPP等先进自由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提高谈判标准,探索解决目前RCEP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拓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创新通关便利化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