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湾区如何先行先试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

与WTO相关规则对比分析发现,CPTPP等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数字贸易、“边境(后)”规则等方面进行拓展和完善,从经济领域和规则领域两个层面对中国产生诸多影响。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实际,粤港澳大湾区可在非关税壁垒领域(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标国际高标准)、服务贸易领域(促进服务贸易高水平自由化)、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领域(营造企业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数字贸易领域(审慎管理数据要素,统筹好开放与安全)、中小企业领域(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先行先试部分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为中国改进经贸规则,提出国际经贸规则的“中国模板”提供智力支持。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国际经贸规则理念的融合

“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涉外法治的关键性步骤。习近平法治思想符合国际社会发展的时代需求,其蕴含的全球共治、以人为本、合作共赢、绿色低碳的思想为国际经贸规则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虽然当前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贸规则在全球共治以及合作共赢方面与习近平法治思想有些出入,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和绿色低碳的构成要素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融合。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应当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导下,坚持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原则,合理评估国有企业、劳工等国际经贸新规则,分阶段逐步接受特殊领域规则并借助WTO等已有的平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自由贸易试验区承担着为国家试制度的战略任务,在商事制度改革、服务业扩大开放、构建高质量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面临国际经济格局加速演进的新形势和我国新一轮开放格局提出的新要求,自贸试验区要针对在贸易与投资规则、标准与管理开放程度等方面同国际经贸规则存在的差距,按照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与改革开放新任务的需要,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进规则规制开放,推进标准与管理对外开放,进一步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制度型开放推进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际经贸规则创新和完善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一套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作为凝聚各国力量、发展沿线国家合作交往、解决分歧的准则。就目前“一带一路”的贸易、金融与投资、税收、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等领域的规则而言,尚存在诸多不敷“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之处:碎片化、陈旧不适应、美式歧视性规则在单边和区域性场域强势登场、世贸多边规则改革艰难、债务可持续性保障机制不足、影响数字贸易的规则阙如以及沿线国家国内法治问题等。在国际经贸规则总体上与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尚不相符的情况下,需要立足现有机制和规则进行创新与完善,以实践为导向,以引导合作、促进交往、规范行动、解决分歧为方向,以构建包容复合型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为目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从扩大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对外开放平台的演进与升级

在“进口替代—出口导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转换中,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开放平台建设经历了“局部开放—全面开放—制度型开放”三个阶段,在政策取向上从扩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演进,在空间格局上从东部率先开放向东西协同开放进化,在主要功能上从单一(如出口加工区)向复合(如自由贸易试验区)拓展。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历程反映了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转变和开放制度的演化,不仅形成了从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还推动塑造了不同阶段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中国的制度型开放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内制度国际化模式和以日韩为代表的对接国际经贸规则模式,具有突出的包容性特征。应以中国特色制度型开放推进对外开放平台建设转型升级:积极开展先行先试,构建高水平的制度型对外开放平台体系;推动多区叠加和东西合作,促进对外开放平台红利溢出;深化对外开放平台的跨境合作,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贸关系;加快制度创新成果的复制推广,强化对外开放平台以点带面的功能和优势。

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与中国方案

金融数据跨境流动是数字经济背景下金融服务贸易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但目前国际社会尚未就金融数据的跨境流动规制形成统一方案。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一般性规则难以约束各国单边主义立法,为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带来壁垒。差异化的自由贸易协定在规制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过程中可能导致不同后果。面对金融服务贸易与监管机制对金融数据跨境流动的巨大需求与金融数据跨境流动存在的潜在风险,有必要寻找有效的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方案,以便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最大化地发挥金融数据的经济价值。鉴于我国对于金融数据跨境流动规制的构建和参与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必要在处理好金融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安全的基础上,提高自由贸易协定的规则供给水平,以推动我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路径探析

自2020年起,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双边经贸合作进入全新阶段。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协定已签署超过七年,与RCEP、CPTPP等最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存在贸易便利化政策水平有待提高、服务贸易开放承诺水平不高、未涉及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的内容、投资政策不够便利等问题。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中,可以在对标RCEP、CPTPP等先进自由贸易规则的基础上,提高谈判标准,探索解决目前RCEP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问题,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和投资自由化水平、拓展新贸易方式和新贸易需求、创新通关便利化条款。

国际经贸规则重塑背景下中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战略思考

近年来伴随全球经济低迷的客观走向、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发展以及国家间经济实力的相对变化,国际经贸规则呈现出逆全球化、区域化和“边境内”开放的趋势,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面临瓶颈。因此,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是中国构建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局的必由之路。中国在营商环境、自贸区建设和新兴领域发展等方面具有优势,但是行业间、企业间、区域间开放政策堵点有待打通。为了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首先,要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其次,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参与国际经贸规则重塑;最后,要推进中国规则国际化,引领国际经贸规则重塑。

中国自贸试验区法治建设的实践与展望——以上海自贸试验区为视角

成立自贸试验区是新时代我国对外开放推出的新举措。十年来,通过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积累的经验,我国将外商投资领域过去的三资企业法合并成统一的外商投资法,实现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外商投资管理模式。在国内法治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同时,国际法治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以TFA、DEPA、RCEP、CPTPP为代表的新一代贸易协定不仅比WTO规则更加开放,还呈现出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融合的趋势。在自贸试验区成立之初,我国主动试行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如今,中国已经加入或正式申请加入上述协定,适用这些标准已成为现实的需要,范围也不限于自贸试验区。

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高水平开放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必然具有的时代特色。要推进高水平开放,必须准确把握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开放环境,充分认识经济全球化退潮、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停滞、高标准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成为国际经贸关系主要形式,以及全球产业链重构等大趋势。以高水平开放推动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需要回答好向谁开放、开放什么、如何开放等核心问题。首先,高水平开放应包括对外开放与对内开放两个方面:前者应当是面向所有地区、所有国家、所有经济体的开放;后者则是面向所有市场主体,以构建公平、开放统一大市场为目标的开放。其次,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准入开放、标准开放、规则规制开放,是下一阶段高水平开放的重点内容和主要方向。再次,以各种双边、诸边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为主要对外开放形式,以推进WTO改革和多边贸易体制重建为长远目标,配合以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容提质,形成主动开放、全面开放的新局面。

全球价值链提升视角下完善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研究——以广州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产业结构和价值链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利用全球价值链的机遇和挑战促进中国企业“走出去”已成为各行业关注的热点问题。全球价值链提升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更多的机遇,同时带来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下,如何引导企业对接国际规则成为重点,如何引导企业防范化解境外投资风险成为关键,如何引导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成为难点,这些新变化对建设中国企业“走出去”服务体系提出新要求。本文在借鉴中国香港贸发局经验的基础上,针对建设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提出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研究

临港新片区可聚焦国家与上海发展的重要领域,从促进投资、贸易、金融、人员、运输、信息等要素自由流动出发,聚焦总部经济、离岸经济、创新经济、数字经济、人民币跨境结算、新型国际贸易和国际协同创新研发等重要领域,以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等产业链为载体,进行系统化制度创新,率先与国际经贸规则对接。

对接RCEP、CPTPP、DEPA规则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

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高度融合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在我国申请加入CPTPP、DEPA两大协定以及RCEP正式生效的大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与之对接并做好压力测试具有重要意义。从现实情况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规则与三大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建议重点从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服务、数据流动、自然人移动五个方面进行规则对接,在大幅提高海南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同时,为推进我国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海南经验。

公共健康危机背景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路径——以国际经贸规则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为视角

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缺乏有效应对公共健康危机的机制的现实,以及在整体的利益平衡关系中偏向了主要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私人部门的问题。而国际经贸规则领域中的可持续发展原则,其可包容公共健康的理念,以及存在可用以平衡“公私”利益的成熟的规则实践,从长远角度对解决国际知识产权的制度问题有着很高的借鉴价值。在可持续发展原则的视角下,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可考虑:在条约中明确引述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明确跨国公司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社会责任”;与其他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领域的条约标准相衔接并与相关国际组织展开合作;针对突发的公共健康等公共危机规定“例外措施”;防止可持续发展原则被发达国家用以“胁迫”发展中国家。

China and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The 21st century has carrie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into a period of accelerated reshaping.The reform has been fueled by many factors including the requirement of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for cross-border institutional coordination,the requirement of the form of digital economy for new digital rules,and the requirement of the dominant countries under the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own interests.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 system has driven China to adjust itself to external pressures while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the country to deepen the reform and join international trade governance.China as a beneficiary and firm supporter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rapidly grown from a marginal participator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o a builder and contributor of the governa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It plays an active part in the reform of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by means of the making of rules,the reshaping of rules,the adjustment of rules,and the adaptation to rules.In addition,the critical measures for China to cope with the changes of globalization also consist in its deepened domestic reform,proactive opening-up,facilitated alignment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rules,and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uitable for the new situation of a"dual circulation"development pattern.

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面对以“边境内”措施规制融合为特征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中国的对外开放重点已由强调市场准入的市场型开放,转变为重视国内制度改革创新的制度型开放。加快推进制度型开放,有利于深化国内市场化改革,增强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参与全球经贸新规则制定。中国应积极参与高标准经贸协定与谈判,推进贸易与投资自主创新制度改革,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制度集成创新建设,积极参与全球经贸治理,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

"一带一路"战略是推动亚洲区域经贸合作的顶层设计,也是中国主导、诸多发展中国家合力拓展南南合作的重要环节。"一带一路"战略下的经贸法治化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带来创新,包括国际经济规则理念的更新与内容的拓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需要涉及贸易、金融、能源、投资、争端解决等领域国际法路径的完善。同时,"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还需要国内法的先行先试来推进。就中国而言,上海自贸区作为国内经贸法治改革的试验田,为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国际经济规则创新,形成投资、贸易与金融管理法律规则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经贸摩擦的五个层次

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已近两年,成为影响中美两国及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通过梳理中美两国产业结构、贸易结构以及相关政策措施情况,对比两国发展制度和道路的认知差异,探析中美贸易摩擦动因及内涵。事实上,中美经贸摩擦是经济问题但又不限于经济问题,涉及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与战略,不仅是贸易之争,还是全球经济地位之争、未来国际经济秩序与经贸规则制定权之争,更是不同经济体制与发展道路之争,是以经贸为载体的21世纪大国地位之争。因此,中美经贸摩擦将长期持续。中国将继续坚持自身发展道路和经济制度,深化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增长,稳步推进国内产业升级,提升经济效率,增强经济实力,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建立更为包容和开放的全球经济新格局,以及代表更广泛国家利益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与规则。

中国加入CPTPP:一个统一框架的分析

本文旨在研究中国对待加入CPTPP的态度为何发生了变化,以及未来加入CPTPP会面临的困难。为此,笔者通过识别自贸协定的三维属性——开放、规则、政治,建立一个统一的分析一国加入一个自贸协定的成本收益框架,强调一国主要基于利益最大化来决定是否应该加入一个协定,并在此框架基础上分析中国对待加入CPTPP的态度变化。相比五年前,中国加入CPTPP的收益并未发生明显变化,但是成本大大降低,使得加入CPTPP对自身更为有利。中国加入CPTPP主要面临获得缔约方同意、谈判困难、美国因素等三方面的困难。对于中国而言,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坚定加入决心并努力加入,符合自身利益,同时需要做好无法成功加入的准备。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新一轮发展战略研究

围绕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战略要求,充分发挥制度性开放和深化改革开放的先行优势,将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成为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贸易主导力和控制力的全球贸易网络枢纽。保持传统贸易功能,拓展国际贸易新功能,以功能创新汇聚高端资源,为国内市场提供全球资源保障,为国际市场提供高质量贸易服务,打造国际贸易中心新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