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职业教育资源在国家政策等因素影响下,呈现出时间、空间及不同类型职业学校分布有所差异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地区分布不均衡但逐渐全面,集中于公立职业学校之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分布有所差异等。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是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的基础,也为我国当前职业教育资源分布提供了相应镜鉴:承接分布传统,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合理分布;完善国家顶层设计,均衡职业教育资源分布;优化职业教育资源供给,形成优质资源共享;加强专项建设,提高薄弱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国内外职业教育资源协同共建,引进国外职业教育资源。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课程设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帮助乡村教师候选人了解将要从事的乡村教育工作,乡村师范、高中师范科和部分高校专门开设了“乡村教育”课程。出于训练适合乡村需要的乡村教师的目标,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课程汇总了与乡村社会和乡村教育相关的各方面内容,强调乡村教师候选人应深入乡村进行实践,在课程实施中与农业类课程相辅相成。在当今的乡村教师培养过程中,应重新思考乡村教育课程的性质与定位,探寻开设乡村教育课程的可行性路径;主动适应乡村社会需求,培育乡村教师的特殊素养;积极联系乡村实际,增强课程教学的实践性。

民国时期师范学校乡村教育教科书的编撰特点及启示

民国时期,随着乡村教育课程在乡村师范学校逐步开设,乡村教育教科书相继编撰出版。这一时期出版的乡村教育教科书特色鲜明,在编撰理念上凸显出引领实践、丰富理论的特点,编撰内容上显现出立足乡土、全面探究的特征,编撰视角上体现出取法中外、跨越学科的特色。民国时期的乡村教科书编写对当今构建乡村教师教育课程体系和编写相关教科书具有重要启示:明确乡村教师的公共使命,为乡村振兴贡献教育力量;立足时代需求和乡村实际,构建多维度的乡村教育内容体系;探索理论研修与实践调查相融合的路径,改善新生代乡村教师候选人的学习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党员教育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推进--以山东为中心的考察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消除农村党员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错误认识,打破“革命成功”的胜利情绪,农村基层党组织进行了一次较为系统的党员教育。通过农村党员教育,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党的组织初步建立了党课制度,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改变部分党员存在的“个人生产、发家致富”的思想,划清党员干部先锋队与群众的界限,启发他们带头参加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并在其中发挥示范作用,有效推进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作为当时农村党员占比最多的省份,其农村党员教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对当下党员干部教育有积极启示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政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基于21世纪以来CNKI的文献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进入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其理论和实践命题受到学界高度重视。21世纪以来,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成果斐然,主要集中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分析、原因归结、具体内容、经验总结、价值评价等方面。但是深入分析现有成果后发现,尚存在研究视野较为狭窄、研究方法有待拓展、研究深度相对不够等薄弱之处。基于此,未来研究应跨越学术岛链,开阔研究视野;突破固化思维,拓展研究方法;强化学理分析,深化研究内容。

民国时期私立院校的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以中华三育研究社为例

中国的私立院校诞生于清朝晚期,随着中西交流日益密切,具有近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府先后在大江南北出现。中华三育研究社将培育职业技术人才作为办学的主要方向,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育人体系,确立了半工半读的教学制度,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发挥出重要的历史作用,如向社会输送了技术型人才、普及了平民教育、推动了社会发展。其为当前职业院校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参照,要促进中高职协同育人、推进“工学结合”教育模式、大力培养综合型人才。

《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编年(1913—1949)》补正

李明杰和李瑞龙的《民国图书馆学教育编年(1913—1949)》一文是目前系统梳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实的代表性成果,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和重要线索,有着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但该编年部分内容存在重要史实遗漏和错误等不足,解决这些问题对研究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文章通过文献调研法和历史考证法,并依据民国时期的期刊、报纸、图书以及今人研究成果对该编年中的遗漏和错误内容作以补充、完善和修正。研究认为今后仍需继续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料,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民国私立大学导师制及其当代借鉴

民国时期,我国私立大学实施的导师制具有营造本土化导师制环境、创设具有核心价值导向的导师模式、以导师的教育情怀为精神维系和以生存境遇是实施导师制的内生动力等实践特征。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导师制面临经济因素制约、制度设计存在不足、师生比例失调、对导师制精神内核领会不透等问题。尽管如此,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导师制对当下依然有诸多借鉴价值,启发我们要落实立德树人工作的需要、正视精英化教育与普及化教育的差异、加强非制度性价值培育和完善导师选任规则等。

民国时期陆叔昂的农村改进思想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启示

陆叔昂详细论述农村改进的起源、内容和组织模式,阐明乡村建设运动的前因后果,并强调农村改进既需要农民的积极主动参与,也离不开专门的农村改进人才的带动、指导。陆叔昂的农村改进思想为当下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启示:乡村振兴应以农民为中心,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乡村振兴既要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也要提升农民素质素养;乡村振兴应重视人才作用,培养更多乡村自治人才;乡村振兴应因时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

民国时期中外交换研究生的历史探析——以中国与美国、德国、印度、法国的研究生互换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对外教育交流的推进及研究生教育的兴起,中国相继启动与美国、德国、印度、法国等国的研究生交换项目,双方互派研究生,开辟了高层次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中外研究生互换在实施过程中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点:参与规模扩大化,参与主体多元化,以及政策机制规范化。民国时期中外研究生交换,探索了研究生教育国际化的新途径,培养了一批高层次人才,推进了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与传播。

民国时期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历史考察

京师通俗图书馆(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是民国时期北京重要的面向大众的公共图书馆,在北京的社会教育开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文主要从社会教育与民众阅读角度考察京师通俗图书馆,勾勒京师通俗图书馆的阅读生活图景,探讨京师通俗图书馆的规章制度与阅读服务,分析读者群体的阅读和反馈行为。得出京师通俗图书馆向读者提供了多样的社会服务,图书馆不只是一个书籍借阅机构,还作为一个社会文化机构参与到读者的日常生活中,有助于读者文化素养的提高,对民国时期的社会教育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期为民国时期图书馆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民国高等教育西化的困境与出路——以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为中心

发生于1924年末至1925年初的南开大学“轮回教育”风波,暴露出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因过分崇洋而导致的困境。针对盲目西化的教育体制,南开大学师生从务实的角度出发,在课堂讲授语言、编写教材、课程设置以及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改革,探索出一条以服务国家与社会为本位的民国高等教育中国化道路。南开大学教育中国化改革不仅是南开大学办学史上极为重要的事件,也对民国的教育界和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

民国报刊视域下图书馆参观群体研究

民国报刊时常刊载社会各界参观图书馆的报道和文章,参观群体包含图书馆界、教育界、新闻界,以及其他社会人士。无论指导、学习型的参观,亦或景观化倾向的参观,参观活动促进了图书馆界的交流与互动,宣传了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提升了图书馆的社会关注度,凸显了图书馆的发展成就。图书馆参观群体是助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特殊力量。

20世纪30-40年代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学译作分析

[目的/意义]20世纪30-40年代是文华图专开办档案教育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档案专业教育起步发展的时期,文华图专档案学师生翻译引进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欧美档案学著作和论文,对档案学术研究和档案专业教育等产生了深远影响。[方法/过程]采用文献调研和定性分析法,对文华图专师生的早期档案学译作的内容和价值进行了研究述评。[结果/结论]从三个方面总结文华图专档案学译作的时代价值:开放包容,扬弃中学习;国际视野下的本土研究;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认为其有三点局限:译作的体系性和连贯性不足;部分手稿和著作佚失,所存于世的著述难以反映文华图专师生的档案学译作全貌;多数译作局限于各级政府机关的文书档案管理,对专门档案和特殊载体档案管理的翻译引进较少,对档案概念、类型和范围的认知有限。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现状、困局与对策

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考试是高职(专科)学生升入普通本科或职业本科高校的一种选拔性教育考试。它是连接高职(专科)和本科教育的桥梁,在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拓宽大学生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专升本考试历经20余年发展,考试形式呈现多元化趋势,目前有省级统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省级统一考核+院校自主考核和免试入学4种模式。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其制度的局限性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考试模式与“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要求不相符、与高职(专科)院校的培养模式脱节、职普融通培养衔接不畅等问题。为破解发展困局,应从探索“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评价方式、提高考试科学性和调动生源院校主动性等方面推动改革。

民国时期内蒙古地区的电化教育

民国时期的电化教育作为教育民众的“利器”,在内蒙古地区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增强边疆民众国家认同感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针对内蒙古地区教育落后、民众居住分散、人员流动大、集中接受教育可能性小的情况,通过电化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设立电教机构、颁布相关法令等方式,开展了大量社会教育活动,表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提供了有效的本土经验。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改进理论述要

民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对农村改进的起源、内容、组织模式以及意义进行了系统阐释,指出农村改进工作既离不开农民的自动参与,也要由专门的农村改进人员来促动,还应当寻求政府的帮助与支持。职教社还对农村改进实施过程中“农民化”和“化农民”、农村领袖的训练方法、农村改进的工作策略等细节问题作了特别论述。

中华职业教育社农村教育思想及实践对乡村教育发展的启示

20世纪20年代末,中华职业教育社事业重心由职业教育逐渐转向农村改进,教育成为其农村改进事业发展的重要途径。职教社先行者们在江苏昆山徐公桥设立改进实验区,从普及义务教育、推广民众教育和加强青年训练三方面对试验区教育进行了改造,既提高了农民的素质素养,也促进了当地的区域发展。职教社农村教育思想及实践为当前乡村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启示:农村教育应因人施教,各种教育齐头并进;农村教育既要提高农民致富能力,也要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农村教育应立足农村发展实际,切实维护农民群众利益;农村教育应重视青年人才作用,培养更多乡村自治人才。

注重学理性:蔡元培的研究观与在北京大学的实践

蔡元培主张大学应该开展对高深学问的研究。他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通过创建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聘请富有研究水平的师资等多种方式与措施来实践其坚守的研究理念。蔡元培提倡的研究观突出表现为强调“学理性”。这种风格的形成至少深受三种因素的强有力的影响:一是其具有的学识素养,二是德国大学的教育理念,三是所主掌的北京大学的地位。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德育困局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在德育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同时也面临诸多困难。其一是德育的地位发生动摇。蔡元培对德国古典大学观作了本土转化,在强调学术研究的同时亦重视道德教育,但在实际办学中,德育的地位受到学术的冲击。其二是私德的培育遭遇困境。蔡元培试图通过进德会培养学生的私德,然而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其三是公德的培养面临挑战。蔡元培认为,公德主要体现为对团体与社会利益的关心,在办学中尝试引导学生将“爱国”落实为“爱民”,并注重培养学生爱校的自觉。受内外部因素的影响,相关举措成效并不显著。蔡元培与北京大学的德育困局既体现出移植国外大学制度时的调适与冲突,也反映了一位教育家与黑暗政治现实和旧习惯性抗争的勇气与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