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的理论性言说——评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

张新科先生新著《〈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之路》对于史传作品的代表作品《史记》文学经典化作了理论性探讨,其“文学经典本质说”“建构路径多样说”“读者主体能动说”,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化”的理论框架,使该论著成为研究“史传典籍何以文学经典化”的开先河之作,是史传作品文学经典建构理论性言说的典范。

老子不是太史儋考证

古今一些学者，将老子老聃混同于太史儋，荆门郭店楚墓 竹简《老子》出土后，又有某些学者宣扬“老子太史儋同一人”论。本文详尽考证了太史儋 其人其事及其思想特征，证实他是活动于战国中期的具有历史循环论思想的东周王朝一个史 官，与主要活动于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的道家创始人老子老聃绝非一人，确论他们是不同时 代、不同学术和思想特征、不同姓氏祖先、不同名字并不同身世事迹的两个人。

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

著名历史学家章开沅教授针对史学的现状及历史研究所面临的困境,立足于史学品格与历史学家使命的高度,阐释了自己独到的历史观。他认为,史学只有保持独立的科学品格,才能发挥其独特的社会功用;史学家只有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达致“通识”与“圆融”的境界,才能表达对人类历史乃至宇宙生命的终极诉求;中国史学只有在研究视域、研究手段、研究团队等方面全球化、国际化,才能走向世界。

《张文虎日记》中所记金陵书局本《史记》之刊刻

《张文虎日记》详细记载了金陵本三家注《史记》的刊刻过程。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二人最初倡议刊刻经史典籍,清同治四年七月,金陵书局提调周学濬提议刊刻《史记》,并提供他所过录的钱泰吉校本。同治五年春,李鸿章命唐仁寿负责《史记》校刊工作,张文虎实际也参与其事。同治六年四月,曾国藩正式任命张文虎同校《史记》,张文虎与唐仁寿重新制订了校刊条例,旋校旋写,旋写旋刊,同治九年春刊刻毕工。同治九年正月,张文虎开始撰写《校刊札记》,记录版本异文及取舍依据,同治十年底完稿。《日记》还记录了一些不见于《札记》的校本及修版挖补的过程。从《日记》可知,金陵本《史记》中《索隐》注的缺佚出于张文虎的有意删削,此举得到曾国藩的认可。

张森楷与四川蚕桑公社——一位历史学家的实业教育探求

历史学家张森楷热心教育，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对教育改革不懈思索，成效显著，尤其是他创办并长期主持的四川蚕桑公社在重庆新教育改革中占居重要地位，对四川全省的职业教育产生了推动作用。

刘知几与章学诚的史家修养理论比较研究

我国古代史学理论大家刘知几、章学诚均提出了有关史家修养的理论,刘知几认为史家应具备"才、学、识",章学诚在继承刘知几史家修养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史德",丰富和发展了史家修养理论。刘知几、章学诚均重视"才、学、识",但刘知几最重"史识",章学诚尤重"史德"。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史家修养理论,不仅能使我们发现他们理论的异同,深刻理解史家修养理论,而且对当今史学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启示功用。

《秦始皇帝本纪》文献学琐议

《史记》关于秦始皇帝时代历史表现的记述,集中于《秦始皇本纪》之中。集中展示秦帝国史最重要史料的这一篇章,班固《典引》显现《秦始皇帝本纪》题名。这一情形,可以启示我们思考《太史公书》原始篇名的设定。有关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纪事,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焉作信宫”的标点方式,可以有所探究,以求理解太史公原本文意。张守节《正义》有关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琅邪刻石“假威鬼神,以欺远方”解说的位置,处理方式似应作更为合理的调整。“逢盗兰池”事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出现《秦记》,应为《三秦记》。前人已经指出,“校勘记”应有所说明。

著述者的心术:章学诚对传统文德论的新见解

作为一个以学者自我期许的史学家、思想家,章学诚重视的是著述之文,而轻视文人之文,他对作者文德的论述偏于学者一面。他的文德论虽然沿用了传统的道德文章合一之言辞,但实际是旧瓶装新酒。章学诚讲文德是从天人性情之辨的高度,超越一般的道德文章论,也比单纯的才性论多了一层天人之辨的内涵,是站在讲明大道的学术高度上的深思。其文德论大体包括"临文必敬"、"论古必恕"和"立言为公"三个方面。既要发挥著述者个体的天性,又要努力以天下为公为学术的目标,也就是追求公私、天人之统一才是章学诚论文德、论学术的最高境界。

史家修养论的演变及其现实意义

从刘知几到章学诚,都强调史学家主体的素质修养,他们在这方面的言论,概括起来就是所谓“史家四长”,即史德、史学、史识、史才。梁启超接受了这一说法,而又着重强调和阐释了“史德”修养的具体要求及其重要性,为史家修养融入了新的内涵。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当代学人作出了有明确针对性和现实意义的阐发,史家修养论不断演变丰富,对于今天的史学研究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章学诚“史德”释义

章学诚的“史德”理论 ,要求著史者用客观的态度去书写历史 ,避免主观情绪 ;著史者的心术要符合纲常名教 ;要考虑到古人的设身处境 。

章学诚对“良史”的几个要求

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对我国史学理论有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一生艰难坎坷,但他依然以"良史"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论述他的良史观,以此来窥探其史学思想的一角。

“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谈明人史料笔记中的“心术”论

刘知畿"史才三长"论中已含有对史家撰史所应具有的道德素养的要求,并提出了"正直"的标准。元代学人发展了这一点,在史学上提出"心术"概念,并加以阐发。明人继承元人的理论成果,认为"史官不当专尚史才,必以心术为本",丰富了"心术"论的内涵,强调"心术"中的"公心"、"公正"、"公平"之意。至清代章学诚提出"史德"说,继承了明人的成果,并在理论上有所突破。史家的道德修养已不再是"心术"说所主要关注的理论重点,而是上升到了历史认识论的高度。

揭傒斯“心术说”的内涵及其史学地位

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心术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元代史家揭傒斯最早在史家修养论层面上提出"心术"这一概念,明清两代有不少史家自觉应用"心术说"。"心术说"主要指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但也暗含一些内在的史家修养,是修养心术理论出现的理论前提。"心术说"将心术由儒学移用于史学,为史家修养论开拓出了新的范畴,也是史家四长说的雏形。

传统史德观的近代阐释——从章学诚到柳诒徵

史德观作为传统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出现较早,自春秋战国至清代中期历代史家围绕这一问题都曾进行过讨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明确提出"史德"这一概念并将其赋予"心术""敬恕"等内涵。近代以来,梁启超、刘咸炘、柳诒徵等学者对于章学诚的史德观各有阐说,展现了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这一大背景下,受治学取向差异之影响的学人对于传统史学的不同态度。

新见韦述撰唐代张子渐墓志考释

新发现的张子渐墓志出土于西安地区,具体信息不详。张子渐墓志由唐代著名史学家韦述撰文,记载了志主与韦述以及周边诸多文人间的交游情况,对于深入了解文学史与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意义。张子渐的仕宦历程具有典型性,为我们研究唐代进士出身官员的迁转途径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章学诚“史德”说新解

"史德"是《文史通义》中颇受重视的一个概念,以往对"史德"惯常有两种解释:一指为客观主义,即客观地对待史实;一视为封建伦理主义思想体系和封建伦理道德。把《史德》一篇与《文史通义》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些主题联系在一起研究可以发现,"史德"不是指对史事诚实,而是指史家对自己要诚实。"尽其天而不益以人"指史家要发扬"天性",不能屈从"他人",也不能滑向过度"主观"。章学诚的"史德"说不是主张"客观主义"而恰恰在"客观主义"的对立面,他是站在"个体知识"的立场上,在承认史家"自我—授权"的前提下,以"史德"的自律来保证史家主观在合法限度之内。

《史记》亡缺研究述评

针对两千年来历代学者对《史记》亡佚情况进行考辨的情况,分类梳理历代学者的研究结果,将其归纳为"十篇全亡说"、"部分亡佚说"、"十篇未亡说"三大类进行述评,并提出今后研究应当关注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