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的“想象力消费”:现象、本质与反思

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是近年中国剧集生态中的突出现象,此类改编剧降解了主流话语主导下“再现”历史的“正史”表达功能,加强了大众文化语境中影视剧的文化消费功能,尤其体现在“网生代”对历史可“穿越”、拼贴、杂糅、并置的想象上。这是一种具有明显青年亚文化特性的对历史的“想象力消费”。叙事游戏化与性别想象多元化是此类古装剧在环境、人物、时空设置、性别想象上体现出的新变化。结合大塚英志、东浩纪的二次元文化研究,可以认为这一变化实则表明“想象力消费”已经成为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乃至网络文化生产与消费的重要原则。但网络文学改编类古装剧创作存在不少问题,应该调整策略,优化质量,以适应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生存与发展。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与当代价值

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地位及当代价值曾在中外均遭到质疑,然而这种质疑在很大程度上是囿于西方中心论的文化偏见。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寻找戏曲在世界剧坛中的历史坐标,体认其当代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戏曲是世界三大古老戏剧之一,其舞台演出一直未曾中断,艺术遗产最为丰厚,艺术生命力最为顽强,是世界剧坛中卓然特出、不可或缺的一极。戏曲集众美于一身,文化积淀丰厚,是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体认东方智慧的读本,导人向善致美的生动课堂,值得我们珍视。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与辨析

自1623年约翰·赫明和亨利·康德尔主编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将莎士比亚的剧本分为喜剧、悲剧和历史剧以来,学者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是否存在着独立的戏剧类型“历史剧”以及当时历史剧的概念曾一度产生争议,说法不一。本文试图从戏剧题材、意图和主题层面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概念进行辨析,认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剧是一种独立的戏剧类型。从题材来源上看,它们主要取材于历史素材,包括编年史、历史故事和神话史;就戏剧意图而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旨在借用历史来隐喻当时的政治,为君王提供政治教诲;就戏剧主题而言,英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命运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剧的基本主题。

“例外”的“浪漫”如何可能——论拜伦诗剧创作中的“历史想象力”

历史想象力是拜伦诗剧创作中的一种独特想象力。它表现在拜伦诗剧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对历史场景的描写、对历史人物的塑造以及贯穿其中的对作品所涉及主题的历史价值和意义的艺术揭示等方面。为此,拜伦个性鲜明地运用了“预言诗体”和相关联的“预言体调子”,还借助了当时科学技术元素的一臂之力。历史想象力更好地实现了诗人塑造人物、还原现场、表现主题的创作目的,极大呈现了他的气质修养,释放了他的审美趣味,并创造出引领时尚的独特诗情。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影视化塑造——基于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思考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是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话语体系、塑造政党形象的重要载体。新时代正处于党百年征程的新起点,一批优质的影视剧立于新的历史方位创作而生,塑造出一心为人民的青春政党形象、永远追求真理的科学政党形象、兼容并蓄的开放政党形象,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在当代语境下的形象构建、重塑与传播。回顾和研究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影视化塑造的生动实践,既可以获得经验上的总结升华,也能发现影视化创作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瓶颈问题。由此既可以为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同时也进一步推动政党形象深入人心的塑造,将凝聚起广泛的人民认同,从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助力。

中国戏剧的历史分期及其意义

中国戏剧历史是由古典戏剧、近代戏剧和现代主义戏剧三个历史时期构成的。1902年是近代戏剧的开端,而非古典戏剧的终结,20世纪末古典戏剧在新的世纪转换为新的身份赖以存在下去;近代戏剧史是向现代戏剧史过渡的阶段,历经海派京剧、国剧运动、延安京剧改革等各个不同阶段,至20世纪80年代中国戏剧因变革的要求而产生持久性的深重危机,重建再造中囯戏剧,实现中国戏剧的现代性遂成为中国戏剧的必由之路。

台湾地区百年话剧中的民族寓言

民族寓言是民族叙事的一种独特形式,台湾地区百年话剧的民族寓言包括原型叙事、历史叙事和乌托邦叙事等。原型叙事作为文化记忆与集体潜意识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琴韵千秋》《楚汉风云》《和氏璧》等剧目中,知音、君子、英雄等“原型”意象隐藏着文化特质和人格,以新型话剧形式,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和文化精魂。历史叙事作为历史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民族寓言,体现在《国姓爷》《阉鸡》《胜利进行曲》《光复进行曲》《牛犁分家》等剧目中,以个人和家庭的故事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在荷占和日据时期集体的反抗斗争和后殖民论述,也展现台湾地区人民和祖国血脉相连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乌托邦叙事作为社会理想与现实指涉的民族寓言,体现在《猪八戒做和尚》《武陵人》《暗恋桃花源》等剧目中,“桃花源”作为中国人理想世界的象征,在台湾地区剧场重生,创造乌托邦叙事的民族寓言。民族寓言使台湾地区话剧激活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蕴含集体无意识能量,焕发出更加璀璨的理想色彩和艺术光芒。

新编历史剧创作的探索与嬗变

新编历史剧积极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社会实践,以多部有历史感、时代意识、深厚思想和艺术意蕴的优秀之作,引领了整个戏曲艺术的探索与嬗变,使其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以及艺术表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编历史剧运用戏曲艺术独特的形式,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展现出对社会、生活、人生的独立思考;在复杂多变的历史现象中掌握历史的主流与历史的精神,在潮起潮涌的历史风波中把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揭示其对现实的启示意义;把对历史的现实感觉和审美阐释结合起来,着力于人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及人文情怀的叙述,从而进行对历史更加深刻、生动的现实观照,也生动地表现了历史是今天的历史、今天是历史的今天的哲学况味。

层累而成的经典--“绣囊记”故事题材的嬗变

程派名剧《锁麟囊》的故事脚本一般被认为出自焦循所著《剧说》一书中收录的小说《只尘谈》。但实际上,在更早的清代笔记小说《翼駉稗编》和《夜雨秋灯录》中,就分别收录了类似题材的故事《侠报》和《闺侠》。“绣囊记”这一故事题材经此四文本的层累发展渐成经典。此题材嬗变可从以下四点申而论之:从人物姓名设置,可见此题材情节之渐丰;从“贫女之哭”情节发展,可见此题材意蕴之渐深;从文中“儿童”身份的设置,可窥见此题材叙述视角的转变;从富家女“破镜重圆”之契机,可见此题材对其他经典文本的借鉴。

新时代重大革命题材历史剧的叙事策略与艺术表达——以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为例

近年来,“重大主题创作”成为国产电视剧的热门选题,并诞生了一批收视与口碑双丰收的优秀作品。2022年电视剧《数风流人物》于江苏卫视、浙江卫视、爱奇艺等平台首播,在不同层次的受众中引起一定的社会关注。分析该剧的叙事策略与艺术特征,既可以窥见近年来革命历史剧取得的一些成就,也可以看出同时期革命历史剧所暴露的共性问题。

抗战时期延安及周边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的历史意义及现实启示

抗战时期,甘肃陇东作为相对比较富足且巩固的边区,成为中共发展革命力量的重要地区之一,并在那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抗战文艺的开展、创作及其演出创造了理想的条件。这一时期,根据地政府为了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宣传革命及相关政策,利用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深入前线、深入农村、深入群众进行演出,在演出中红色戏剧团体秉持“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剧运总方针,充分利用戏剧这一鲜活、生动又贴近生活的武器去动员群众、鼓舞群众、帮助群众。在这一时期起到了积极地动员、教育和宣传革命的作用,同时为巩固根据地革命成果,发动群众,传承革命精神,弘扬革命事业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地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们的演出活动犹如一架架播种机,在陇东革命根据地的黄土沟塬上撒下了一粒粒“为战争、生产及教育服务”的金色种子,对陇东及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抗战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建设具有强大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加强传播手段和话语方式创新,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如何将新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学习教育,创作优秀的文艺作品,抗战时期红色戏剧团体在陇东革命根据地演出活动给我们深刻的现实启示意义。

陈白尘史剧观的核心见解及其演化成熟过程

陈白尘的史剧观既有渐趋完善及自我否定的变的一面,又有一以贯之的不变追求。对于历史剧的创作模式,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心仪“翻案”剧、“还魂”剧到后来推重历史正剧的变化;对于历史剧的历史真实性,陈白尘经历了从早期只把历史当成史剧的外壳到后期不仅注重历史本质真实而且主张历史细节真实的变化。陈白尘一贯推重“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始终主张历史剧要有鲜明的现实倾向性。由于注重“今用”,陈白尘并不反对在历史剧中进行适当影射;出于政治余悸和不屑于拙劣影射,他又公开申明反对影射史剧。不歪曲历史,不逃避现实,是陈白尘最核心的史剧创作追求。

新编历史剧创作对传统史剧观的突破

传统史剧观遵循“历史真实”和“古为今用”两大原则,在历史剧创作中影响深远。“历史真实”原则束缚了创作主体的发挥,造成创作手法的单一。“古为今用”原则导致历史剧创作的主题内涵比较狭隘,限制历史剧艺术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史剧观的“古为今用”原则在表现知识分子复杂内心世界中被成功突围,作家的主体意识在系列新编历史文人史剧中彰显出来,历史剧创作主题向文化、人性、审美多维度展开。郭启宏的“传神史剧论”与大量表现复杂人性的历史剧突破了传统史剧观下人物塑造的“二元对立”模式,使人物形象走向复杂人性的刻画与深层心理的挖掘。罗怀臻的新史剧观认为,历史的虚构和假设也可以作为历史剧创作的素材和依托,由此开辟寓言史剧创作的新路径。

新时期以来史剧观的深化与史剧理论建构的委顿

新时期以来,历史剧创作较之以往有了长足的发展、进步,人们对历史剧的见解也越来越深化、多元。在历史剧与现实的关系上,从政治化的“古为今用”的创作观念到注重“现代意识”“主体意识”;在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上,从强调“历史真实”进而提出以“历史可能性及假定性”为基础;在历史剧与艺术虚构的关系上,从“历史表现需要”到拒绝史学奴役的“历史审美需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史剧理论体系建构在近几年呈现出委顿状态:新史剧观的表述不够系统完整,对于后现代史学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基本处于茫然、漠视状态,新史剧观对历史剧创作只是提供了可能性、或然性而非必然性,传统史剧观影响依然巨大。

新时代历史剧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创新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核心任务。新时代历史剧创作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基于新历史主义理论视角,对历史场景、社会风情等进行高度还原,运用丰富镜头语言展示古风古韵;从个人、家庭、女性等微观角度展开叙事,将历史人物与家国、朝代变迁相糅合,在塑造立体化人物形象的同时展示时代风云变幻;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价值观,使得新时代历史剧在艺术性、审美性、思想性上呈现不同以往的新风貌。而新时代历史剧在语言表达、虚构边界以及时代精神挖掘上存在的欠缺,需要创作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论昭君题材历史剧的创作模式——从元杂剧《汉宫秋》到当代“昭君戏”

从马致远的杂剧《汉宫秋》,到郭沫若和曹禺的话剧《王昭君》,再到当今地方戏舞台上不断上演的昭君戏,昭君出塞一直是戏剧创作的经典题材。然而细究昭君戏发展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昭君故事经历了一个不断重构的过程,最终在当今的戏曲舞台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创作模式——从《汉宫秋》延续下来的“昭君怨”的传统模式,以及曹禺作品影响下形成的“昭君颂”模式。两种模式的共性:没有脱离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个体意识与家国诉求、文化记忆与时代重构的三重维度,围绕这三重维度进行的取舍、考量和重塑不仅在昭君历史题材剧的创作中有所体现,而且许多同类型的历史题材戏曲作品也具有同样的创作表现。

文艺工作者阿英的革命历程及历史剧创作

阿英的一生既是革命的一生,又是文艺的一生。他在进步的革命思想浸染下完成了从热血青年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在上海沦为孤岛的动荡中坚持着英勇的战斗,在从新四军到解放后的多次辗转中完成了信仰的坚守。艰苦的革命斗争没有阻碍阿英的文艺创作,这其中最为人熟知、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历史剧。究其原因,阿英的历史剧具有鲜明的革命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使得他的历史剧更容易被处于当时时代背景下的观众所接受。他的历史剧中所具有的“英雄美人”的艺术特色,同样是其剧作演出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历史为镜”映照社会人生——陈道贵新编历史剧探究

陈道贵的剧作,以新编历史剧为主。作品多取材于人们熟知的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他擅长借生动的戏曲故事,塑造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表现对于现实世界的观照和思考。同时,他十分注重戏曲的表演效果,在剧中运用巧合、误会等手法,结构跌宕起伏的剧情,使剧作极具传奇性。剧作语言明白晓畅、幽默诙谐,又吸收了福州当地的俗话俚语,具有民间性的特点。

论欧阳予倩对《长恨歌》的新剧改编

欧阳予倩作为中国近现代戏曲改革的代表性人物,积极从中国古典名篇中进行情节摘选,不仅把孔尚任名剧《桃花扇》改编成京剧、桂剧和话剧进行舞台演出,完成了戏曲艺术的多角度尝试,还根据唐代诗词《长恨歌》中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故事走向,创作了戏曲剧本《长恨歌》。在改编过程中,欧阳予倩保留了原著人物、情节、结构等的有机组合,将戏剧改编和时代需要进行融洽,在具体的文本改编中,体现个人的艺术表达,满足当代观众的接受水平。在新剧《长恨歌》中,欧阳予倩通过截取故事的几个重要场景,突出主要人物和矛盾冲突,着意表现反抗奢贵君王的气节,在表现安禄山精神气质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小人物”在历史上的地位,为古典戏剧的现代改编树立了典范。

电视历史正剧创作的文化策略——以胡玫的历史正剧为例

中国文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局面,随着国家加强对文化思想的集中管理,以及文化市场的不断繁荣昌盛,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得以蓬勃发展。部分影视剧导演顺应时代的变化,自觉走向与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融合的道路,在历史叙事的作品中,通过大众化的叙事模式表达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借助大众媒介的传播,满足大众的文化审美需求,最终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胡玫就是采用这种文化策略进行电视剧创作并获得成功的典范,其经典的历史题材电视剧《乔家大院》《雍正王朝》《汉武大帝》较好地诠释了历史正剧创作与传播背后的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