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复古求新变:张说碑志文新探

受唐代文体革新的时代风气的影响,针对六朝碑志文写作的弊端,张说开始了以复古求新变的碑志文变革实践。他引史传写法入碑志,淡化宗族世系、重视人物性习,语体形式上骈散交融,风格上追求典雅,这些变革既体现了向蔡邕开创的碑文写作范式的复归,又为碑志文写作范式的变革开启了法门。张说的碑志文中交织着新旧范式变革阶段旧中有新,新中有旧的阶段性特点,成为从“蔡邕体”走向“韩愈体”的津梁,是碑志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

汉长安城营建中未央宫的空间作用与影响

未央宫作为整个西汉帝国的政治中心,其选址、规模、宫城形制对整个汉长安城的规划设计起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学界关于未央宫的研究焦点多集中在宫殿本身,而对于未央宫宫城与汉长安城的空间布局关系则仍可深入探究。本文立足于汉未央宫和汉长安城建设的动态历史过程,以历史文献,考古成果为依据,探讨未央宫营建对汉长安城城市轴线、路网分布、功能分区、标志性建筑等方面产生的空间作用与影响,并以此揭示汉长安城以未央宫为核心构建的空间秩序,以及其所蕴含的都城空间规划整体思想与智慧。

数字人文视角下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与价值分析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传统历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哈佛大学等主持开发的CBDB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BDB的统计与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其收录宋元时期数据的来源、类型、数量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CBDB对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研究的潜在价值。通过厘清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旨在探讨其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以期为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论汉画像历史故事的两种图像叙事模式及其形成机制——以“赵氏孤儿”为例

“赵氏孤儿”是汉画像历史故事中的一个著名案例,其图像目前已知存三处。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存两例,其中一例带有“榜题”,均采用瞬间叙事。河南南阳杨官庄汉墓存一例,图像分四层,“赵氏孤儿”与“獒咬赵盾”并列,采用分层式连环画叙事。本文考证出江苏徐州白集汉墓前室北横梁上存一例不为人知的“赵氏孤儿”图像,采用长卷式连环画叙事,依时间顺序描绘了四个精彩瞬间。汉画像历史故事的图像叙事从单幕走向多幕,应受到早期青铜画像叙事传统、汉画发展内在规律、图像载体转换、地域性差异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中“王入吴房”考

本文重点讨论新见汉简《岁纪》暂编号为1538号简文“王入吴房”中“入”的含义和“吴房”的归属问题,指出秦王政十六年“王入吴房”的意思是“使韩王入吴房”,“吴房”是秦南阳郡属县,其由魏入秦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72年。

《史记》《汉书》比较研究的目录学史问题补述--兼谈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诸本《史记》著录索引已有专列“史汉”部,或未列“史汉”部却载存相关书目的现象,值得马班异同研究者关注。梳理诸本“史汉”部,并回顾学术史可以发现,目录专著中始列“史汉”部者,当为民国郑鹤声《正史汇目》,而最早摭入“马班异同评”的专科目录者,恐是宋人高似孙《史略》,但郑、高二书均未得到学界应有的评定。“史汉”部所标“史汉”,或非《史记》《汉书》对比研究的相关书目,故于治目录者理当辨清。另外,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方法,不可拘泥于二书比较之疑难考察的研究史,应熟稔研究史而跳出研究史,回归于原典以重新辨清路向。

论汉代奏议的经典化——以《史记》为例

汉代奏议是汉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文体之一。在其经典化过程中,以《史记》为代表的汉代史传文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史记》依据四条标准对汉代奏议进行了最早的筛选,按照四种类型对汉代奏议进行保存,这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前提条件。《史记》“以文传人”的撰写方法,也有力推动了汉代奏议的传播。《史记》还包含了汉代奏议的最早注解与评价资料,不仅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汉代奏议经典化的重要环节。在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之下,汉代奏议的经典地位在汉代已得到初步确立。

论晋唐汉地僧传的存量及传世情况——以史志与经录对勘为中心

晋唐之际产生的汉地僧传,在文献分类上属于“此方诸德传记”,实与“西域圣贤传记”并行不悖,成为梳理中国中古佛教史与佛教文化的重要证据。历代史志与佛教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虽然程度不等地存在着重出、淆乱现象乃至难以考证,然而毕竟依据各自的学术渊源和学理视角,为后人具体研究提供了相对可靠的文献清单。将史志与经录所见晋唐汉地僧传清单进行对勘,以史志补撰著录和汉文大藏经、敦煌宝藏收录为相关辅证,不仅得知这批僧传文献的体制形态、总体数量以及存佚情况,而且可见同列于上述两类目录者为少数全帙,它们因唐代佛教学者的编目入藏才得以流传至今。从古典目录学视角考察晋唐汉地僧传的分布,有利于全面把握佛教文献和学术史,从而推动文史研究走向深入。

蒯通形象嬗递与《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人物书写

蒯通是秦末汉初著名策士,《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均对其有载。对读三部典籍的蒯通书写,可以发现相关文本在细节上存在变化和差异,从而使蒯通形象呈现出权变之士、利口之覆邦家者、乘时徼利之人的嬗递。对此进行分析可以管窥不同书写体例、书写立场、书写旨趣对《史》《汉》《通鉴》人物书写的影响。同时还看到,在对书写权力的使用上,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都能遵循自先秦就形成的不虚美、不隐恶的书写原则,但又因中国史学“求真”的最终目的为“致用”,故而允许文学润饰手段介入史录。

汉代史传中的褒姒形象述论

褒姒形象的定型是在汉代完成的,而《史记》《汉书》奠定了正史中的褒姒形象。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描绘了一位神秘而客观的褒姒,给我们呈现出了一位不同于《诗经》所描写的真实的褒姒形象。班固全盘接受《诗经》的观点,“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不仅在《汉书》中确立并进一步强化,而且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找到了西周灭亡的替罪羊,后世的史学家和政治家们就能够求得一种心理平衡,从而也就有理由继续视西周王朝为模范王朝。褒姒成为汉代之后“红颜祸水论”的典型,这不仅是男权主义时代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国历史的悲哀。

秦汉相人术对汉代史传人物书写的影响

相人术至秦汉时期已发展成熟,是汉代学术体系的组成部分,属“形法”术之一。汉代史传载录了大量有关皇室成员及将相参与相人术活动的史料,这些史料客观上反映了汉代皇室及士人阶层对相人术的价值认可与接受。在《史记》《汉书》及《东观汉记》的各类人物形象中,皇帝、皇后、将相与相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而两汉的政治生态也主要由这三者构成。从汉代史传记载的相人术分析两汉政治人物群体的形象塑造,除了奇相附会以强化帝王受命而王的政治神话之外,汉代的外戚专权及人才选拔往往也受到了相人术的影响,同时,也使得《史记》《汉书》在叙述历史过程中,客观上丰富了其神秘性的文学色彩。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篇目考

《东观汉记》与八家“后汉书”为东汉史研究之重要文献,然其书散逸,故其篇目亦不甚明。今就其残篇,辅以相关史料,可知:《东观汉记》篇目可考者为《世祖本纪》,《儒林》《外戚》《南单于》《西羌》四传,《公孙述载记》,《地理》《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车服》《朝会》八志,《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百官》五表;谢承《后汉书》与薛莹《后汉记》之篇目可考者,唯谢承《书》之《东夷列传》;司马彪《续汉书》除随范晔《后汉书》传世八志外,可考者为《光武十王传》《宗室四王三侯传》《孝明八王传》《章帝八王传》;华峤《汉后书》篇目可考者为《皇后纪》与《孝子传》;其余四家,除张璠《后汉纪》为编年体外,其篇目可考者为谢沈《后汉书》与袁山松《后汉书》之《律历》《礼仪》《祭祀》《天文》《五行》《郡国》《百官》《舆服》《艺文》九志。

韩愈《毛颖传》与明代假传文新论

明代假传文创作兴盛,在韩愈《毛颖传》基础上渐成一种新文体,相较于《毛颖传》的托讽意味,明代假传文强调虚、实与真、幻的“幻笔”特征,以及在表达上呈现世俗教化之趋向。而于目录分类上,明代假传文选本由集部向子部转变,由散文选本发展为类书体式,并在小说琐语、日用类书之间承担不同功能。因此,明代假传文又在创作上进一步开拓对文化、医药、博物等知识与文字技巧的运用,展示出明代士人的日常生活空间,其背后亦隐含明代知识系统的构建。

《新唐书·吴元济传》采录韩愈《平淮西碑》考论

韩愈《平淮西碑》为宪宗时期所作,因过于赞颂裴度之功而被斥为“碑辞不实”,由此引发诸多论辩。两《唐书》编修者对《平淮西碑》所持的不同态度,导致两部唐史对这一文本的采录出现差异。《旧唐书》以记载事件为主,《新唐书》则在吴元济传记中全文采录《平淮西碑》,对韩氏的评价带有明显倾向性。两《唐书》对《平淮西碑》采录的差异,不但反映了时代环境、史家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对史书编修者的影响,而且展现了中唐至北宋时期史家思想观念的嬗变。

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考辨:“史相”与“史实”之间

目前所存“十六国”史料中,保留了十六国君臣引用“汉朝故事”及在实录后加入“如汉朝故事”之类的记载,这是十六国史官为构建“华夏化”政治体形象编排的“史相”,而“史实”是两汉以来经史分离,史学地位提高,《汉书》因特殊的历史地位而被广为传播,十六国君臣引“汉朝故事”为现实政治服务。这使“史相”与“史实”存在一定的距离,但利用汉朝的政治资源促进了十六国政治文明的演进。

《金史·赵秉文传》的史源与史事发覆

元修《金史》所载金末人物列传的史料来源与编纂方式,是《金史》纂修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本文以《金史·赵秉文传》为例,进行深入细致的史源考索和史事分析,研究表明,《赵秉文传》应是以元好问《遗山集》所载《闲闲公墓铭》为蓝本,在其基础上参考《中州集》赵秉文小传进行删节处理,并依据金实录、刘祁《归潜志》、赡思《金哀宗记》、元好问《壬辰杂编》及《中州集》杨云翼小传等其他文献记载补充相关史事,以使本传内容更为丰满。逐条钩稽史源,并重点考辨赵秉文的两个“污点”事件,有助于了解元朝史官在剪裁、拼合、杂糅史料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通过这一个案剖析,能够窥探元修金末人物列传的一些基本特点。

汉魏六朝咏史诗对《史记》人物意象的拓展

《史记》对汉魏六朝诗歌最直接最显明的影响即体现在咏史类诗歌题材上。汉魏六朝咏史之作,无论是侧重人、事重现的传体咏史,还是借理抒情的论体咏史,亦或是吊往伤今的怀古咏史,都在取材《史记》的过程中,通过古今时空的连接,拓展了《史记》人物意象的精神内蕴,并增加了诗歌自身的抒情厚度。

先秦两汉复仇风尚析

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复仇的态度不尽相同。先秦时期,复仇停留在相对自由的阶段,秦统一全国后以严刑峻法管控,一度使复仇事件近乎销声匿迹,而汉建国以来不仅承秦制,同时生活风俗方面带有先秦的烙印与痕迹,复仇在汉代也是较为常见的社会现象。因此,中国早期历史上呈现出以秦为分界两个复仇盛行的局面,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通过比较二者差异,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复仇习俗的来源以及对当代社会产生的借鉴警醒意义和文化精神意义。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的演进历程、实践经验与教训

秦汉边疆治理思想继承了先秦以来夷夏之辨的历史文化传统,同时又充分彰显出大一统的时代特征,秦汉统治者对大一统精神的坚持、适度保证“因俗而治”的制度机动性,以及妥善处理好民族观念,是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对于当下之边疆治理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