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与文学（专题讨论）--历史记忆与21世纪的东亚学

杨义从东亚学的角度阐发了战争的历史记忆，认为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历史记忆，就是从文学与战争的关系中，正视和剖析那场沉重的东亚地图的撕裂和反撕裂的战争，及其至今尚未得到平复的严重的后遗症，从中寻求人类的正义感、责任感民族以及民族和国家之间正常、健康、和好、互惠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严家炎探讨了抗战时期启蒙与救亡的关系，认为在抗日战争这个“救亡”的高潮时期，文学中的”启蒙”仍与”抗日”结伴而行，并没有停止。“启蒙”任务后来被取消，真正的原因在革命队伍内部，是封建思想侵袭革命队伍的结果。王富仁一方面分析了战争记忆与战争文学之间的区别，认为战争文学应当是作家从战争记忆中做出的一种人性的反思；另一方面分析了中外战争文学的差异，认为理想的战争文学应当充盈可贵的人类意识和人性意识。黄修己对战争文学做了深刻的反思，认为我们在政治层面上歌颂正义战争的同时，还应该从人性层面上批判战争。战争文学最主要的不是战争中的宣传鼓动作用，而是通过影响人的感情来提升人性。吴福辉提出了“大抗战文学”的概念，并深入分析了五种类型的“战争体验”小说，认为这些作品将战时特殊的体验延伸到对民族性的自省，凝结为战争文学的最好的结晶。刘增杰深入论述了抗战反思文学思潮，认为在这种反思文学中，一类偏重于对现实政治层面弊端进行揭露与鞭挞；另一类则站在人类的立场，从精神层面对民族惰性进行剖析。指出：反思文学是抗战文学结出的最成熟的果实，抗战反思文学中保留着永具活力民族记忆。秦弓将眼光投向了已经淡出人们历史记忆的反映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认为表现正面战场的文学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留下了关于抗战的珍贵的民族记忆。应该珍惜这笔宝贵的文学财富，全面启动抗战文学与正面战场的研究，借以填补现代文学史不应有的空白。

正确的历史观念与完整的历史书写——关于抗战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一段悲壮的经历,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一份巨大的精神资源。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特别需要培育和发扬科学的历史观念,从史料出发,从历史实际出发,坚持实证主义,反对任意解释、任意评说的不良风气,从而使它成为全民族的正确的历史记忆和强大的前进动力。

基于档案记忆观的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研究

档案作为映射“时间”和“空间”情境的直接记录,在记录城市历史发展与空间变迁同时,为公众当下追溯历史、寻求认同提供不竭动力。通过行为调查方法将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活动类型归纳为资源开发型活动、专家互动型活动、主题展览型活动、文旅融合型活动,分析出多维主体协作模式有待建立、沈阳抗战史料隐性知识有待深挖、沈阳抗战历史资源开发方式不够多元,最后结合档案记忆观研究,从组织、内容、方法等方面为沈阳抗战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提出建议。

基于历史记忆构建的抗日战争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探究

以文献普查为中心,开展抗日战争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是完善和传承历史记忆的主要方式。文章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强调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重要性,运用SWOT法分析建设所面临的内外境况,最后探求构建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资源建设的路径。

唤起与重构:抗战动员中的“坚守西安”记忆

历史记忆是立足当下对过去记忆的集体性建构。抗战时期在民族救亡的背景之下,1926年的“西安围城”事件被重新发掘和阐述,并转变成包含“苦难”精神、“光荣”历史和“英雄”形象的“坚守西安”历史记忆,适应了抗战动员的现实需要。嘴衔油渣、军阀祸国的“苦难”被铸镕成不畏强权、自强不息、与民更始、团结统一的民族精神基座,成为共赴国难的精神支柱和强大动力;捍卫西北、策应北伐的“光荣”记忆明确了守城即守国的意义,动员着人们保卫国土、收复东北;英雄个人和英雄群体的传播表现了民众对杨虎城与民同休戚、共进退的崇敬之情,塑造出时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爱国情怀。

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的历史考察

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前后举行各种形式纪念活动,是建国以来全国乃至各地的传统,有着独特的价值。建国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日经历了从"八一五"到"九三",从行政法规到国家立法的双重变化。抗战胜利纪念活动,包括全国性和地方性活动,经历了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潮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回落,再到改革开放后多样化、常态化、规范化的过程。抗战胜利纪念活动以对抗战精神的弘扬,发挥着强化历史教育、彰显国家意志、服务外交战略的功能。

具有抗战纪念性的工业历史建筑更新研究--以上海四行仓库为例

四行仓库85年来经历了3次改造,结合历史事件可分为7个阶段。文章从建筑和城市的角度分析了现状和利用情况,尝试提出优化空间利用率的建议,并总结促成四行仓库转型为全国示范性历史建筑更新案例的改造方法、运营策略以及政府、企业协同工作机制,为同类型更新保护方案提供借鉴。

历史事件与纪念性建筑——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创作

文章简述了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纪念馆的创作原理,分析历史事件与纪念性建筑之间的联系,探讨如何创作特点鲜明、准确把握纪念主体特征的建筑作品。

历史记忆的形成:大脑记忆与共情神经网络的互动——一项历史学与脑科学的交叉研究

记忆是历史学研究的核心,并因其主体差异,分为个体历史记忆、群体历史记忆、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文化历史记忆,而大脑的“共情”功能会引发“感同身受”的情绪,得以连接起三种记忆。研究对不同学历、性别和历史知识水平的被试者开展实验,利用任务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观察被试者观看战争图片时的大脑反应,揭示了高级认知功能网络、视觉信息处理网络及负性情绪脑区激活水平的变化。被试者在观看抗日战争图片组时,大脑中负责“共情”的核心区域与调控区域的激活水平显著增加,直接调动了大脑的“历史记忆”,突显出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加强群体间的文化性记忆的联系,从而强固国家认同感与爱国情怀。此外,不同性别与受教育程度的被试者,在大脑激活水平上也存在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高的女性大脑呈现出的“共情”水平最为活跃,更能表现出“同仇敌忾”的态度。研究不仅展现了个体差异在感知历史事件中的重要性,也证明了历史记忆在维系社会共识与凝聚群体上的作用。

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军歌与日本的战争记忆

“声音景观”和“听觉经验”在当代历史研究中蔚然兴起,但关于战争军歌与历史记忆的研究方兴未艾。军歌本身不仅是记忆的媒介,也是媒介的记忆,是一种易被历史表征化的政治声音。作为战争记忆的“同期声”,日本军歌随之兴起,成为昭和战争的“进行曲”,日军形象的“美化剂”,历史罪证的“记忆场”。在1945年宣布战败后,日本军歌作为战败记忆的“回潮曲”,仍依旧传唱复兴。需要警惕当代军歌“怀旧潮”中体现“历史伪饰”的情感共同体、假借“军事趣味”的代际延续、甄别“反战和平”的现实需要。

从意识形态化历史记忆到人性反思式文化商品——苏俄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的变化和发展

苏联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在世界战争片创作领域占有重要地位,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创作继承了其优良传统,同时,摒弃了其部分意识形态内容。艺术虚构逐渐成为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影片创作的主要方法。除了继续宣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对战争和人性的反思已经上升为其核心主题。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俄罗斯反法西斯战争题材电影逐渐淡化其政治宣教功能,日益彰显其文化商品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