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何以可能——以伯纳德·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为例

教育史的学科建设问题历来为教育史学界所关注,将教育史化约为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或许可成为学科建设的一条路径。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的核心论点涵盖3个方面:聚焦研究的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历史和内隐的历史、处理时代错置的史学问题。这一史学方法反映到贝林的教育研究中,则是对教育研究进行去道德化,区分外显的与内隐的教育事件,运用语境主义处理教育研究中的时代错置。立足于贝林的语境主义史学方法,史学研究的去道德化和去预设可为教育研究的客观性建构提供理路,依托内隐的事件可谋求教育研究的文献扩充,对时代错置的处理可为教育研究中的在场问题提供借鉴。史学方法介入教育研究作为教育史学科建设的路径之一,其意在开拓而非消解,最终服务于教育史之学科实体的巩固和价值意义的彰显。

从碑传到国史:清代闽县龚氏“四世循良”官方书写的形成

私家性质的碑传是中国传统官方史学传记编纂的重要参考资料,例如清代国史《儒林传》《文苑传》《循吏传》等传即广泛采择利用碑传文字。同治年间的闽县龚其裕、龚嵘、龚一发、龚景瀚“四世循良”国史传记是依据一份由后代龚易图提供的事实清册编纂而成,该事实清册的资料来源则为四人的碑传。清廷编纂《循吏传》的动机在于表彰政绩突出的官员,振兴吏治,而“四世循良”中的龚景瀚是咸同时局中影响力颇大的文章《坚壁清野议》之作者。山东巡抚丁宝桢奏请将龚氏四世立传国史,并向国史馆呈送事实清册。龚易图与上级丁氏沟通祖辈立传事宜,收集编纂参考资料,彰显闽县龚氏家族恩荣是其重要目的。

学术史思维与时代性意识——论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源流、路径及意义

学界对中国“通俗史学”研究的重要分歧在于对史学“娱乐化”(作品)的理解与接受,辨证该问题需从中国“通俗史学”自身的发展史及其学术功用之实践入手。从中国“通俗史学”发展的渊源来看,其历程至迟于唐代已开始,这个历史过程可以20世纪初“新史学”的提出为界,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不同阶段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从“通俗史学”普及历史知识、延伸正统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看,中国“通俗史学”的发展有两条路径,一条以通俗历史读物等简化正统史学的形式为主,一条以讲史等娱乐性活动的形式为主。历史地看,两条路径下的史学“通俗化”发展均促进和实现了历史意识及史学意识的深化,延伸了史学本身在教化、教育等方面的社会功能。因此,当下的“通俗史学”研究应以时代意识来重新定位史学“娱乐性”作品。

近代犹太史学范式演变研究

19世纪受犹太文化危机和近代西方史学发展的影响,隐匿于历史长河的犹太史学重新登上历史的舞台,并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犹太史学作为近代西方史学新出现的一个分支,经文化史、宗教史、民族史和社团民族史等几种不同史学范式的发展后,逐渐走向成熟。在这个演变过程中,它既反映了近代西方史学发展,同时又形成了一些与主流学界不同的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近代犹太史学知识分子对犹太政治解放的诉求上,而犹太史学范式的演变又对德国犹太社会、德国学术以及后来犹太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大钊史学观探赜

李大钊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奠基人,他的史学观不仅反映出其学者本色,也蕴含着他对国家民族的深切关怀。李大钊的史学观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基础,同时受到传统史学思想的熏陶以及新史学思潮的影响,其主要内容包括:以存史明实为首要基础,以探寻理法为核心目标,以救国启民为现实关怀,以指导人生为重要意涵。在多种思想理论纷繁交织的背景下,李大钊的史学观充分尊重史实与历史发展的客观性,高度重视史学对现实的指导意义,不仅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导了当时的革命运动,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读史、重史、鉴史思想传统的形成。

康熙帝与《明史》

《明史》历称精善 ,这与其编撰过程中一直受到康熙帝的关心、指导有很大关系。康熙帝认识到历史中有着丰富的治国经验 ,有裨治道 ,十分重视《明史》编修工作。他根据要把《明史》修成一部资料详赡 ,评论公允的信史要求 ,提出了史官不重文章而重良心说 ,强化史官的史德要求 ,明确《明史》编修学术规范。同时康熙帝重视史籍的收集 ,运用行政手段 ,帮助收集《明史》所需史料。对《明史》编修的指导 ,也体现了康熙帝对史学的深刻认识。

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及其阶段性发展的特点

清代史馆制度的演变与清王朝的兴盛衰亡密切相连,并表现出阶段性发展的特点。入关以前,清廷在未遑大兴文教的情况下,就非常重视史书的修纂,相继设书房、文馆、内国史院负责修史,但还没有出现专门的修史机构。顺康时期是史馆格局形成时期,此时,各类史馆都已设立,并具有了相对稳定的组织形态,史馆内部人员组成及机构基本形成,史馆修史初见成效。雍乾时期是史馆制度完善时期,作为史馆核心的常开之馆的制度得以健全,统治者利用常开史馆的优势,打开了史馆修史的新局面,并大力增设特开史馆,促进史馆修史兴旺发达,修史成就卓著。嘉庆至清亡是史馆修史渐趋衰落时期,作为史馆支柱的常开、例开之馆的编纂活动尚能继续,但已无任何创新;特开史馆明显萎缩,修史项目不断减少;私家史籍编纂活动日趋活跃,并最终超越了史馆修史,向近代史学迈进。

《明实录》与《李朝实录》之比较研究

明代纂修的历朝实录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朝鲜的《李朝实录》与《明实录》属同一性质的官修史书。二者在诸多方面互有异同 ,将之予以比较研究 ,有助于加深对官方史学活动的认识。

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

以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等人为代表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派,是20世纪国际史学中重要的一个史学派别。在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间相互关系的总体框架下,从学派形成的历史条件及学派发展的国际思潮背景着眼,可以清楚地看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的大体脉络。该学派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学术前提,在于西方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动机制,而学派奠立及其学术创新的背景层级,则依赖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政治、社会心理思潮和学术文化机制等重要社会环境资源。另外,英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探微

本文对夏平科学编史学思想进行了概括。其编史内容主要包括科学争论和科学知识制造实践中涉及的因素,其编史方法主要是集体传记研究方法和宽泛意义上的历史主义方法。

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

“叙事”作为一个史学理论范畴被提出来,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史记》问世后,对《史记》“叙事”之“善”的评论构成了一个有关史书叙事的概念群:“善叙事”成为“良史之才”的重要标准;“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成为史书叙事的原则;在历史叙述中揭示事物发展变化之理成为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优良传统。经过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批评的发展,刘知幾《史通·叙事》篇标志着“叙事”作为史学理论问题被正式提出。当前,中国学界运用的“叙事”一词,主要来源于对英文单词narrative的翻译,其中蕴含的西方叙事学或后现代历史叙事学的理论背景,在解释中国叙事经验时不免显示出局限性。因此,中国史学应当而且有责任突显自身的叙事传统、风格和话语,而对于中国史学的叙事传统与理论成就的深入发掘和系统研究,也是加快构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的重要一环。

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历史规律问题的探讨

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对历史规律性问题进行了长期反复的争论。人们对历史规律的研究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规律 ,一种是历史认识论意义的规律。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人把五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当作历史规律的主要形式。近年来一些学者反思过去研究中的简单化倾向 ,对历史规律的研究开始进入到历史认识论的层面 ,对规律的理解日益深入和具体。

“问题史学”视域下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和理论建构

国际长安学的学术研究命题是以古长安所具有的明确而丰富的历史基础为根本依据,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其中,"问题史学"意识是这一课题的深层理论逻辑。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历史为依据,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应坚持探索的基本研究道路。正确认识并重视"问题史学"在国际长安学研究中所发挥的重要指导作用,对于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指导具体的研究有重要意义。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型"为真正的理论前提,对实证主义和年鉴学派的学科"范型"进行有机综合,则是构建国际长安学研究理论的指导思想。

论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其任务是"成一家之言"。历史学是属于政治性的学问,其功用就是政治教化与鉴戒。历史是人类自身的活动,尤其是那些杰出人物的活动。但是人并不能完全主宰历史,人在活动中必须遵守其规律,必须考虑时势、经济、仁智与传统等因素,否则终将受到历史的处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所淘汰。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其形式有文献、考察与口述等,其范畴为"天人""古今"与"始终";衡量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为历史事实和历史文献。司马迁以仁义为核心价值,其研究方法主要展现在历史类比、文明史观和理论分析三个方面。在史料编纂方面,遵循宗法政治、仁义与智慧的编纂原则,采用"述而不作""雅驯"和"论其轶事"的编纂方法。凡是有专著传世的学者,都可以看作是历史学家;史家的伟大是基于论著中历史规律的揭示,从而指导人们的历史活动,尤其是政治行为。整体上看,《史记》具有官方史学藩篱中的社会史学性质。

历史编纂学:过程与形态

考察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前提和基础是认知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史。上世纪海内外层出不穷的中国史学史论著,多半集中于陈述自古及近的史部著作和历史作者,内容或博或约,见解或异或同,不乏引人注目的佳制。由于传统史学的研究资源异常丰富,略换角度,便可有异见或另说。本文作者正在主持撰写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史》,着重探究传统史学在编纂形态方面的终始过程和多元形态,注意历史本身蕴涵的史学议题与时代思潮的相关度。本文即择取撰写过程中间进行再考察的若干历史疑问,按十八世纪以前的时空进程,略作点面交集的扫描式的历史陈述。

从《江南征书文牍》看清朝国史馆征书

现存黄体芳《江南征书文牍》是黄氏在任江苏学政期间为国史馆征书而发布的有关文牍的汇编,为我们了解国史馆在各省的征书详情提供了很好的个案研究材料。从该文牍可看出,黄体芳积极配合国史馆征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采用多种征书方法,对所属各地征集而来的书档进行初步的处理,分三次向国史馆呈送书籍646部、事实册等180本。通过对该征书个案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清朝国史馆修史活动及征书程序等相关问题。

论《明史》编修二题

《明史》纂修官深受顾炎武、黄宗羲影响 ,重视史学经世致用和核实求真 ,折射出清初崇实黜虚的学术风气 ;在探讨史家秉笔直书原则时 ,强调史家“是非之心”对史著真实性的影响 ,显示出心性之学对史书修撰的影响 ;在史书体例上 ,提出“本乎时宜 ,因时变通”的观点 ,重视纪传体史书内部的协调与贯通 ;在史料采择上 ,要求本之实录 ,参乎野记 ,重视从史家人品心术角度评判史料价值 ,丰富了传统史学的“心术”论 ;史家还重视专家之书 。

史馆修史与清代帝王文治——以乾隆朝为中心

有清一代,文治总是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清高宗乾隆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配合现实统治,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他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借历史事实驳斥“夷夏大防”的正统理论,既确立南明的正统地位,又论证清朝承继天统,通过标榜“大中至正”之道,实现敦化风气、服务现实的目的。他谕令史馆编纂《胜朝殉节诸臣录》、《贰臣传》,通过褒奖明末殉节之士,贬斥降清失义之臣,倡导忠义,风励臣节,借助明末清初历史来阐发自己的君臣关系论,适时转换道德角色,重新审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和人物,并作出符合清廷根本利益的理论解释,巧妙地把历史与现实统治结合在一起。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再探讨

近代以来,新史学思潮汹涌澎湃,传统史学现代转型的步履加快了。在历史学的科学化进程中,中国史学史逐渐发育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并典型地表现在大学教育中。在制度建置、课程体系、教员教本方面都已具有一定规模,中国史学史的知识结构与学科体系赖此建立。在历史学高度专业化的当下,回顾这一发展历程,对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中研院史语所与北大史学系的学术关系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是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两个极重要的学术阵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两者建立起紧密的学术关系。以傅斯年为首的史语所研究人员不仅纷纷到北大史学系兼课,而且通过对北大史学系课程进行改造,使两者在学术精神上达到一致。其结果是,一批深受史语所学术精神影响的“尖子生”被培养出来,并被选入史语所工作。北大史学系某种程度上成了史语所的人才库。另一方面,史语所的学术精神,也通过北大史学系对现代中国史学发展发生着持久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