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历程与展望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改革,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与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文章以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为研究对象,通过整理分析其发展史的研究方法,研究了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构建历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同时引入量化方法,从多个角度对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发展史进行了验证与解释,并通过数据分析和文献整理的方法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评估,以期丰富我国国民经济统计与量化史学的相关理论。

《食货》半月刊在经济史学理论领域的学术贡献

陶希圣于1934年12月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会通史料和理论为办刊宗旨,是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该刊组织众多学者对经济史学理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取得了初步成绩,产生了较深远的学术影响,给予我们诸多启示。《食货》半月刊撰稿人系统地译介国外学者的经济史学理论著述,为中国经济史学提供了某些可资借鉴的处于国际学术前沿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致力于史料学研究,并在经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过程中提出方法论,形成了风格独特的学派;倡导用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指导经济史研究,其所主张的综合的贯通的跨学科研究方法,一定程度代表了经济史学科发展的新趋向。

基于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

根据《一评》12个命题所揭示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关系,逻辑和历史反证法分析将揭示,1949—1980年中国如果建立西方或非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经济要么屡遭失败,要么无法避免战争、军阀割据、外族侵略、政权更迭、社会革命。而用西方的效率效益决定关系来衡量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条件,再加上"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那中国经济只能是崩溃与失败得更快。然而事实却表明,中国1949—1980年不仅GDP、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人均寿命在短期内即得到极大提高。即使从1980—1995年看,如果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私有经济则要增长1 014倍才能实现中国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这些实证和反证分析从不同角度表明,中国国企的效率效益是高的,而"低下论"只能是一个伪科学命题。

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诺斯的经济思想变迁

诺斯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及早期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运用到经济史分析中,成为新经济史学界的代表人物,而从经济史分析中归纳出的制度变迁理论更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分支。本文以诺斯的文献为线索,研究其从新经济史到新制度经济学的经济思想变迁过程。

傅衣凌与中国社会经济史学

傅衣凌教授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主要开创者。傅先生毕生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工作,力图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找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他建立了从研究新、旧的两种因素的矛盾变化来把握社会经济的实质和把社会经济构成和阶级构成、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的两个基本研究构架。而他的所有研究构架和研究结论,无不都是从区域性微观分析和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来的。这种从局部到一般,又从一般回到局部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可以说是傅衣凌先生从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精髓所在。

吕振羽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吕振羽先生是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学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吕振羽最早关注的学术领域之一。他揭示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系,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变革,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发展没有希望,中国经济必将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他注重学术研究的会通,发扬史学家经世致用的传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的时代感、责任感和担当精神。

北欧区域贸易研究相关学科路径述评

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搜集、整理史料的工作填补了传统贸易史研究的空白,但其在理论分析上的缺陷又招致经济学家批判。古典经济学派继而提出"自然禀赋理论"来解释交易行为的分工基础,新古典经济学派则将贸易模式的持续变革引向"要素积累与成本理论"。晚兴的制度经济学派发现贸易参与者制度建设方面的特殊效用后,试图通过"产权论"、"声誉机制"等理论重新阐释贸易行为。随着新史学兴起,史学家对经济学的建构范式也提出质疑,并提出比较文明及整体史观的研究路径。但是,在当前区域贸易研究中实现各学科路径的有效整合并非易事。或许只有坚持历史逻辑为前提,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全面把握研究视角才能更深入理解贸易互动影响下的区域文明。

论李剑农的史学观

李剑农是近代著名的政治史家、经济史家,其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三卷本古代经济史论著对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做出了诸多有益的探索,影响颇大。他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更奠定了其在国际史学界的地位。李剑农尤其重视正确的史学观的建立。基于他的政治史、经济史研究,探析李剑农的史学观,即历史客观论思想、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因果论思想、历史整体论思想。

试论“满铁”对东北地区教育事业的摧残

日本侵华之后,立即就在中国东北地区实施奴化教育,这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耻辱的一页。"满铁"打着公司的幌子,背地里却主导着对东北地区的奴化教育,给整个中华民族造成了不可愈合的创伤。因此有必要从客观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伪满统治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特别是"满铁"在我国东北沦陷区实施奴化教育的罪恶行径,论述奴化教育对东北地区的恶劣影响,并唤醒年轻一代,牢记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滔天罪行,这有助于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培养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为谱写"中国梦"的美好篇章而贡献力量。

吕振羽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吕振羽依据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 ,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 ,得出了神话传说所反映的史前时代是原始社会的结论 ,深入探讨了殷周时代的社会性质 ,认识、考察了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 ,有力批判了“中国社会之特有的停滞性”的错误观点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工具理性和中国化发展——基于先秦史学研究范式创新的视角

先秦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得益于对原有僵化思维的突破,得益于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工具理性的科学运用。当前转型背景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与意义更加凸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发展既离不开其工具理性,也必须与中国本质元素紧密结合。

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追求——林甘泉先生治史的基本特点

林甘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影响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史学大家。在60多年的治史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研究工作,具体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作为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发展历程的基本理论;积极参与一系列理论热点问题的讨论,深入探讨关乎中国历史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善于把理论研究与实际问题相结合,积极批评学术领域中的各种错误倾向;在古史研究中能够把文献资料与地下发掘资料结合起来;善于总结百年来史学研究发展的历程,为当代史学发展提供借鉴。

关于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的几点思考——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所集中表述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主要得之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变化,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理论空间;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大体是西欧的历史实际,将其应用于不同地区和国家历史的研究,同样为唯物史观的发展提供了理论空间;"经验的事实"和"历史环境条件",既决定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没有重大不同前提下不同地区和国家社会经济形态的不同存在,又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经济史的史学范式与经济学范式

经济史有史学与经济学两种范式,各自归属于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学科范畴。两种范式在合作与争夺中产生和发展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清二者的关系,有助于正确认识经济史学科的当前形态和今后发展趋势。

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及其演变

张荫麟对唯物史观的认知存在一个转变过程。1933年,他在《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一文中确实批评了唯物史观,但他批评的主要是那种认为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的观念,而对唯物史观所提供的历史研究视角、路径却并不反对。此后,张荫麟不仅将唯物史观的“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诸说用以剖析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还以“阶级斗争”来分析中国古代历史书写的特点。和民国时期对唯物史观有所认同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多取“经济基础”说相比,张荫麟对“阶级斗争”说的认同,表明他对唯物史观的接受程度相对更高。

福格尔计量经济史探析

美国新经济史学的代表人物福格尔以其在计量经济史领域的杰出成就荣获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藉以经济史的新理论及数理工具来重新诠释奴隶制,运用反事实论证方法发掘铁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铸造了计量史学领域的研究范式。梳理了福格尔的主要研究成果和方法论,旨在藉以介绍国外学界对于计量史学方法的争论,展示统计学与经济史跨学科融合的局限,凸显福格尔计量史学的借鉴意义。

经济思想编史学的早期尝试:释唐庆增的经济学书目

“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本文通过分析唐庆增先后开列的多份经济学书目,探讨目录与目录学在中国经济思想编史学开创期的独特功能。唐庆增以书目入手展开经济思想史研究,并通过推荐书目来助力我国近代经济学教育。他将目录学与英美经济学界的研究思路相融合,从经济思想史角度重新阐释先秦经典,并以解题模式撰写思想史,可谓开创了近代经济思想编史学的先河。因而也从此问途,得其门而入。

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基于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考察

本文通过回顾和考察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1979—2019年的创建与演变、学术活动以及成果出版情况,并对该学会年会的会议论文展开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探究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我国近四十年来的发展情况。研究发现,该学会在推动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方面贡献巨大,但在不同阶段却发挥了不尽相同的功能和角色,其地位和承担的历史使命也经历了相应的变迁。在学会创建初期,学会通过举办“国外经济学讲座”和编译《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大大推动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促进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教学和研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学会年会的定期举办和会议论文集的连续出版,助推了外国经济思想史学术共同体的形成和稳定。随着西方经济学在我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不断发展壮大,学会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宣告完成,外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在与西方经济学的“脱钩”中逐渐被边缘化。在此背景之下,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日益与中国现实问题研究相结合,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挂钩”。与国外经济思想史研究相比,由于该学会与国际经济思想史学界学术交流有限,我国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国际化程度比较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