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与戏曲史意义

“分出”是明传奇剧本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早期的南曲戏文存在“隐性分出”和“显性分出”两种形态。晚明时期艺人演出本和坊刻阅读本优化了宋元及明前期南戏按人物上下场分出的方式,摸索出人物上下场、场景整一性和情节整一性相结合的分出标准。明代南曲戏文分出体制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就艺人演出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舞台表演;就坊刻阅读本而言,分出是便于读者阅读;就文人编创本而言,分出更多是剧作家对剧坛通常做法的认可和固定。折子戏流行和公共话语交流所产生的“散出身份确立”与“群体共同交流”的需要,也是分出体制形成的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分出体制的形成包含着艺人、书客和剧作家对戏剧内外结构的理解,反映出演本与读本、作者(编者)与读者之间微妙的离合关系。

医社、药市、信仰: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

明清时期,经历代沿传累积,以杭州吴山及周边街区为中心,形成一个以医者、药商、民众为主体,包括医学、诊疗、药市、信仰等多维空间在内的医疗社会。在杭州的城市空间中,吴山处西湖东南之畔,又临杭州商业中心清河坊街,为人口密集、商业繁盛、文社汇聚之地。尤其特别之处,吴山为城中之山。山上庙宇林立,山顶平升处有药王庙矗立,既是药商同业祭祀聚会之处,又是民众祈拜安康之所。山间有侣山堂,是张志聪、高世栻等行医讲学处,亦为后人所言钱塘医派的主要活动地。吴山之侧还有名医汇集。在山下及坊街上,诸多知名药堂、药铺开设于此。时间序列上的累积,街区空间上的汇集,体现了医、病、药之间紧密的市场和社会关联,构建起以吴山为中心的医疗社会。这一医疗社会既呈现了以医者、药商为主体的医疗行业之链,也是杭州社会系统的重要构成部分,根植并嵌合于杭州的历史进程及民众的生活空间中。它既为在地民众提供公共医疗服务,也维系着医疗共同体的存续发展。明清杭州吴山的医疗社会的构成及其功能表明,“医疗社会”不只具有学科及认知意义,在一定时空范围内也是具化可见的历史实态。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著的明清诗词书写

自1901年英国汉学家翟理斯在其《中国文学史》中首次介绍明清诗词,至2022年中国香港学者张隆溪《中国文学史》的明清诗词书写,120余年来,英语世界先后有七部中国文学史著对明清诗词保持关注。在发轫期、发展期与深化期等不同阶段,英语世界中国文学史对明清诗词的书写,从诗人词人与作品的简单介绍,到具体的批评与丰富的史述,反映了其逐步走向系统化、深入化的学术过程。文学史著的书写侧重点映射出不同编者的研究风格,折射出英语世界学者对明清诗词评判的时代特征与历史变化。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历史考察

明清时期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大规模向东南亚、琉球与日本等国传播,成了中华传统文化向海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传播主要是基于福建向海外移民的历史背景、通过移民在祖籍地所崇祀的神祇“分身”或“分香”方式予以实现,其外传的途径与福建海外移民的迁徙路线大体一致。福建沿海各地的主要民间神祇伴随移民传往海外后,逐步形成了一个个海外福建宗教信仰文化圈,呈现出祖籍地神祇信仰、血缘祖先崇拜、实用功利性、多元融合性等特点。海外福建移民在寓居地积极创建各种祖籍地的庙宇,参与各种族亲宗教信仰等活动,在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维护华侨社会团结、保障华侨基本权益、形成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影响。

“阴阳”与“四行”交汇:一项关于明清之际风的知识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风的自然知识,士人常以阴、阳气术语来阐释风的形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四元行说”。从“阳迫阴成风”到“燥热气成风”,部分士人在西学影响下对风的阐释与传统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士人对风原理的讨论具有进步意义,并尽可能远离了神秘主义的占风术。但不论是“阴阳”还是“四行”,都属于前近代知识范式。相比于同时期法国科学先驱笛卡尔对风的研究,中国士人的风知识大部分仍根植于旧有学说和汲取传入之西学,并没有显示太多以新方法获取新知识的兴趣。

清代官修《明史》对丘濬的书写——以汤斌《拟明史稿》为中心

《拟明史稿》中的《丘濬传》是清朝康熙时期官修《明史》的初期史稿,由理学家汤斌撰写。汤斌对丘濬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文章”“道德”两个方面。其中在“文章”方面,他肯定了丘濬学识“博综”,同时也暗示其理学造诣“精微”不足;在“道德”方面,他肯定了丘濬的廉介和淡泊名利,却刻意突出丘濬性格之偏隘,甚至将弘治时期的一些政治纷争内化为其性格特征。《丘濬传》的这种书写模式不仅影响了其后的416卷本《明史》、王鸿绪《明史稿》对丘濬的评价,也被殿本《明史》所继承,形成了清朝官方对丘濬的基本认识。

中国戏曲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流播与传唱

中国戏曲在江户时代大量东传日本并广为传唱,赴日贸易的中国商人将中国戏曲传播至长崎,日本唐通事、知识人和游女在长崎与中国商人交往,学唱、记录中国戏曲,通过曲集、戏曲翻译、戏曲演唱等形式传播到日本各地。清代乐师林德健、金琴江等人曾去往长崎,在当地教授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俗曲,在日本形成演唱戏曲俗曲的传承谱系。《赵匡胤打雷神洞》等剧因中国乐师的传授而在日本广为流传,在传唱过程中,曲白兼有的戏曲剧本会逐渐略去科介、对白等,主要以戏曲唱段形式传唱。出海经商的中国商人偶尔会因遭遇风浪而意外漂流至长崎以外地区,《以笔代言》一书记录了日本仙台儒者远藤曰人向漂流中国船员学唱戏曲之事。据日本人学唱中国戏曲的底本可知,江户时期的日本人会以抄录剧本、标注工尺、记录读音、增加附注等方式记录和学唱中国戏曲。

明清小说戏曲中的女子“断发”情节研究

“断发”之举,渊源有自,其来尚矣。早在原始社会,“断发”行为就是因地制宜的百越民俗和悖礼犯义的中原禁忌,与地域因素、生活方式、民族意识乃至社会伦理关联密切。而聚焦历史上发生的真实断发事件,主体犹以女性居多,女子“断发”的背后暗含了其婚恋状况的反映、贞节观念的体现和内心悲愤的宣泄,现实寓意丰富深厚。明清小说戏曲借用此种情节结构,渲染描绘,呈现了矢志守节,割发立誓;男女恋爱,截发传情;意同折辱,剃发受惩;内心悲愤,断发绝念;夫妻分离,剪发寄情;看破红尘,削发空门;迫于生计,祝发谋生等特定类型。此情节叙写了不同情境下的个体故事,代表了不同遭遇下的女性心声,蕴含了广博精深的文化内蕴和独树一帜的审美属性。

明末清初戏曲家包燮行实及其《云石会》传奇考

包燮是明末清初的戏曲家,其负才不遇,结交了很多像闻性道一样入清后绝意仕进的同道中人。包燮的《云石会》传奇现存清康熙间刻本,剧作以“谪仙”“度脱”为架构模式,不拘泥于本事,为表达主题灵活架构剧作情节。从创作意图来看,作者借鬼佛仙道等具有神仙道化色彩的内容抒发胸怀,表现出易代之际的遗民情怀和文士苦闷。《云石会》传奇以“云石”为创作主线,融入了大量的宁波历史人文典故、古迹景观,生动地反映了社会现状,以及特殊历史时期宁波地区遗民的心态。

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等级探析

以明清时期福建地区的戏台为研究实例,按照功能不同划分明清福建戏台的空间构成,分析不同空间的面积大小、位置排列和内在属性,由此得出明清福建戏台空间的等级秩序,归纳总结出差序与等级语境下的戏台空间的组合方式,并探讨其表现特征。

河北省翻译发展史综述

河北省翻译史是学术发展史也是社会文化交流史,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中国文化对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按照年代顺序,系统梳理了从东晋时期到建国后河北省翻译人物的突出成就和卓越贡献,揭示了各时期翻译活动和特点,总结了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历史意义和影响。河北省翻译工作的发展离不开翻译发展史的研究,以史为鉴,才能探索翻译过程中的普遍规律,推动翻译理论的创新和翻译实践的发展。

理论框架、形象建构与研究方法:中外明清女性自杀研究的比较阐释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妇女史成为国外中国史研究中成果突出、思想活跃的领域,明清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国内学者更多继承了传统史学根基和学术范式,侧重对明清女性自杀现象的梳理统计与实证分析;海外学者深受后现代主义及女性主义的影响,致力于从性别视角对历史语境作出新的诠释,建构了更具主体性和抗争意志的女性形象。围绕明清女性自杀问题,中外学者的研究形成了各有特色、互相激发的对话空间。

明清史家建构柳华按闽史事的取向及其动因

明正统年间浙闽赣边界地区“矿盗”问题严重,地方政府治理疲软。柳华巡按福建后,塞矿坑、设隘门、编保甲、抚流民,有效地治理了“矿盗”问题。在他离任后,地方官员与宦官集团科敛无度,最终酿成邓茂七之乱,事后又推卸责任于柳华,导致柳华含冤被杀。不同史籍由于各自相异的史源及撰述目的,形成了对柳华按闽史事不同的叙事。其中,《嘉靖延平府志》的历史书写带有强烈的史家主体性,其历史叙事的取舍和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史实差距较大。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与明清戏曲的经典化

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受到现代学制的支持,对明清戏曲的经典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文学史书写使从前难登大雅之堂的明清戏曲“成了大学生的必修课”,获得了以中文系学生为主的大量读者,培养了许多明清戏曲研究专家,不断扩大其影响力;另一方面,文学史对明清戏曲的阐释成为明清戏曲经典的次生层,随着明清戏曲一起流传,主导了社会大众关于明清戏曲的认知。以20世纪的现代教育为背景,考察中国文学通史在明清戏曲经典化方面的特殊作用,有助于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的明清戏曲叙述,对文学史的文化建设功能获得更加深切的认识。

元明清以来的贵州古驿道历史脉络及经济社会价值

驿道是中国古代交通的主要通道。元明清以来,中央王朝在贵州开通的古驿道得到了较好的保存。元代站赤的开设加强了贵州境内的联系,也密切了贵州与四邻及中央王朝的联系,进一步促进了贵州军事经济的发展。明代驿站促进了贵州地区赶场经济的形成。清代驿站对推动贵州省内经济和省外经济起着重要的连接作用。深入研究古驿道对于研究古代贵州民族融合和经济交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研究贵州古驿道改道过程和功能变化,也有助于了解贵州与周边地区交流、认同中原文化的过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晚明以降戏曲活动中士人与伶人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明中后期,以文人化传奇为主导的戏曲体制日益兴盛,与这一时期的主情思潮彼此呼应。这一时期许多重要的戏曲家均为有过科举或仕进经历的士人群体,他们从剧本创作到排练指导,从参与“登场客串”到“以曲谋生”,与伶人群体产生诸多叠加交集并在价值取向、理想意志上呈现彼此靠拢、相互趋同、有机融合的态势;与此同时,伶人群体自然也相向而行,不断从艺术修养、价值理想、品格担当等维度向士人靠拢。但在这一融合与嬗变的背后,二者又出于不同的道德定位、理想声望、情感立场仍存在较大的思想抵牾与精神离合。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胜景的圮毁:大报恩寺琉璃塔外文史料中的中国形象嬗变

17世纪以降,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的可视化形象逐渐借由各色丰富的外文史料传到西方,其中纽霍夫的《荷使初访中国记》是最早将琉璃塔的视觉形象带到欧洲的开山之作,启发了欧洲对中国城市与建筑的无尽想象。鸦片战争前后,阿罗姆、怀特等人尝试向西方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的中国,琉璃塔宏伟壮观的形象与南京城的破败萧索形成对比。尽管琉璃塔最终毁于太平军的战火,但西方世界对琉璃塔历史意涵的追溯和重建并未停止,借由报恩寺琉璃塔视觉形象的变迁,可进一步观察17—19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

明清通州城仓运历史特征及遗产价值认知

通州自金代以来便凭借其独特的水系条件和区位优势成为“畿辅首地”。随着漕运的繁荣发展和仓储规模的不断增加,通州“天子之外仓”的美誉被人熟知。在城市更新和国家大力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背景下,通州高质量城市发展需要挖掘其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及价值。通过对通州仓储历史和漕运历史的研究,发现明清时期通州城建置受仓运影响显著,故以城市遗产的视角,从历史街区、历史建筑物和历史环境3个层面重新梳理并重构通州仓运遗产体系。再以遗产学的研究方法,完成通州仓运遗产价值再认知。

丰富、专精而信实——《明清戏曲序跋纂笺》议评

中国古典戏曲理论体系建构是以古典戏曲理论著作、戏曲序跋和戏曲评点为基础的。即便是戏曲理论著作也并非都是独立和完整的文献形态,很多都是从作者本人的文献甚至杂著中辑录而成的,这也是中国古典戏曲理论著作的一个特点。这些年来,关注和投入到戏曲序跋辑录整理和研究的学者愈益增长,甚至形成学术热点。新近出版的《明清戏曲序跋纂笺》是值得学界予以关注和称道的。明清是戏曲理论包括戏曲序跋最重要的历史阶段,该纂笺在前人整理研究基础上,使得明清戏曲序跋文献的数量达到4300多条。该纂笺强调序跋文献整理依据的版本的重要性,还注重不同版本文献之间的差异,进行校笺,客观示人,以供研究。这样的整理,更为可信,真正可以成为理论研究的基础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