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探索

学术界对中德文学交流、特别是德语作家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系统研究开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最初起主导作用的是一批德国汉学家,他们主要盘点了近代德语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元素。自七十年代起,大批东亚学者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借鉴比较文学等学科的方法和理论,使德语文学中的中国形象研究取得了很大发展。而中国学者尤其对重要德语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挖掘。近二十年来,中国学者聚焦于“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国家战略,在中德文学关系和文化外译研究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多层面的尝试,研究覆盖了从中国典籍外译到中国文化对德影响,从中国故事西传到中国形象在德语世界中变迁的广阔领域,成果十分丰硕。此外,从“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视角出发,研究者们也对德语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在总结近年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也对新时期的中德文学交流史研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文中指出,在研究方法方面,中德文学交流研究必须重视从史料发掘、多语种译本比对到“知识场”还原的各个环节;在理论上,必须重视文学交流史背后的“精神资源”;在工作态度上,必须持之以恒,坚持对文学交流史研究新领域的开拓。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在前人基础上取得更多新的突破,将中德文学关系研究推向深入。

德诗东渐过程中的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

本文以歌德及其《浮士德》、席勒及其《退尔》、尼采及其《苏鲁支语录》的现代中国接受史作为研究基础,讨论"诗人巨像"与"文学镜像"的二元互补关系,既强调接受维度的变形必然性,同时也揭示德诗东渐本身对受者主体的规定性,最后提出主体原则与资源向度问题,强调资源采择是多维度的,其间既有互补、互释,也有冲突、对抗,如何使之形成一种有序之博弈格局,并进而最终达成有效之融化、创生,乃是一个必须通过大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进行探讨的问题。

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编撰回顾与反思

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刊行的17卷《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立足于大量的文献史料,借镜相关理论资源,以外国作家笔下的中国叙事,中国作家的外国文学接受,不同文化语境对相关思想命题的不同观照为立论的维度,并反思学界已有的研究范式及理论,呈现文学交流的内在生命力和鲜活的历史现场,促进学科自觉意识的发展,深受国内外学界的赞许,荣获多项国家级奖项,其中不少卷已成功实现多种外语版权输出,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反响。

侨易视域下的翻译文学史研究

翻译文学史是中外文学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翻译文学史书写主要注重史料的铺陈,缺乏足够坚实的个案研究是较为普遍的问题。该文通过对《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北欧卷》和《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东南亚卷》的述评,考察叶隽教授在文学和学术交流史研究基础上所提出的侨易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为学界突破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局限、开拓翻译文学史的研究路向提供的借鉴意义。

以文学史料开拓研究视野——台湾《文讯》杂志与大陆当代文学

《文讯》杂志创刊于1983年7月,是台湾发行最久的书讯杂志。长期以来,《文讯》除了立足台湾、关怀本土之外,也关注大陆文学的发展,并将视野投向世界华文的趋势。对于大陆当代文学在台湾的传播发展,《文讯》不仅藉由杂志专题、座谈会议、动态报导、研究资讯等,兼顾深度与广度,还以长期搜集整理刊载的文学史料,为台湾读者提供认识和研究大陆文学的渠道。《文讯》杂志创设了一种新的文艺传媒范式,以文学史料开拓研究视野,型塑出一种文化探索风格。

李齐贤蜀道之行的文学意义

韩国古代三大诗人之一的李齐贤是韩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的重要人物,其蜀道之行留下的文学作品是见证中韩古代文学交流的文化硕果。李齐贤直接涉及蜀道的文学作品虽不多,但其蜀道之行,不仅对于韩国古代汉文学意义十分重大,在中国蜀道文学史以及中韩文学交流史上也同样意义不凡,是堪比崔致远入唐之行的文坛佳话,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与研究意义。

从《三国史记》看新罗与唐朝的文学交流

在《三国史记》中,对两国文学交流的记述多为统治者的推动、两国书籍的交流,以及从数量上表现出使臣、留学生、僧侣、宿卫在两国文学交流中的作用。在对具体作品、文人间的往来诗作、两国文人交流的事迹等方面记录较少。但是我们依然能够看到,新罗对唐朝文学、文化的不懈追求、主动吸收,才使得中国文学在朝鲜半岛形成全面推开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