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Literature review, knowledge base and the division of historical periods

The history of library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period is an important topic for understanding the origin of China’s librarianship and Library Science.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基于“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探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成果。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不能仅从知性-理论逻辑来揭示,更需要从历史逻辑揭示其辩证的演进路径。即回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发端的源头——古今中西之争,然后“还原”这一文明现代发展的历史内在逻辑,从而站在人类“世界历史”的高度评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世界意义。这就是“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哲学审视,也是当前亟待推进的。其一,从历史逻辑的起点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逻辑起点并非文明内在自然演化的结果,而是在“古今中西之争”双重辩证逻辑中展开的。即一方面要从民族历史走进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要走出“东方从属西方”的世界历史,这就是“第二个结合”发生的社会历史辩证法。其二,从普遍性“世界历史”的辩证演进来看,中华文明的现代转型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引入结合在一起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现代化历史中巩固了其自身主体性,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其三,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作为轴心文明时代世界三大文明形态之一的中华文明,在经历了辩证发展的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之后,最终也将在面向未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上展现典范性价值。

“阴阳”与“四行”交汇:一项关于明清之际风的知识史的研究

中国古代有不少关于风的自然知识,士人常以阴、阳气术语来阐释风的形成。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带来了西方的“四元行说”。从“阳迫阴成风”到“燥热气成风”,部分士人在西学影响下对风的阐释与传统之间出现一定的裂痕。士人对风原理的讨论具有进步意义,并尽可能远离了神秘主义的占风术。但不论是“阴阳”还是“四行”,都属于前近代知识范式。相比于同时期法国科学先驱笛卡尔对风的研究,中国士人的风知识大部分仍根植于旧有学说和汲取传入之西学,并没有显示太多以新方法获取新知识的兴趣。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华夏传播研究前后看——从《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说起

《华夏传播研究学术史》对整个华夏传播研究进行了梳理,行文内容具有很强的启发性,指出了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研究取向。华夏传播要立足本土、面向全球,因此华夏传播研究的前后看问题理应在横向对比、纵向梳理的视角下展开。从中西文化比较视域出发,对华夏传播研究进行反思,华夏传播研究向后看与向前看的现实意义在于:从向后看中找华夏传播研究应遵循的学术传统,关注先秦文化,从联系中把握“做”,保持中国学术传统赓续,保持华夏传播研究特色;从向前看中望未来,将历史作为中介,用一种整体观、共同体观照见华夏传统、关注当下,进而从历史中把握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取向。

南海北部陆架西区磷灰石裂变径迹的分析

文中将磷灰石裂变径迹分析用于南海北部陆架西区地热演化研究，报道了位于北部湾盆地、莺琼盆地和珠三拗陷的３口钻井１３个样品磷灰石径迹的测定结果，并依之研究了乌１６－１－２井与莺１井的热演化史的片断，得出乌１６－１－２井区在３０Ｍａ以来地温演化是平稳的，未受过重大热事件的扰动，而莺１井区则曾经历过抬升事件的论断。对所得结论借助于径迹理论模型计算予以检验，肯定了径迹分析用于南海陆架盆地热演化研究的意义，指出在采取岩样问题上有待改进之处。

西部开发史的反思与“西南”、“西北”的战略选择

中国西部开发历史上 ,在农林牧三业的选择的理论和实践中 ,存在“农业先进”的误区 ,从根本上看是不注重资源环境与产业的最优配置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历史上西部屯田的经济效益并不高 ,且对生态的负面影响十分大 ;中国西部地区在历史上存在生态性贫困和结构性贫困 ,西北地区多为生态性贫困 ,西南民族地区多为结构性贫困 ,相比之下结构性贫困更容易改变 ,而西南民族地区的环境承载量更大 ,这为西南开发奠定了更好的条件。在西部开发的产业选择中要树立“适应”就是“先进”的观念 ;加大西部开发中对西南地区开发投入的力度 ,西北地区应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条件下加大开发的力度 ,实行软开发 ;针对不同的贫困 。

翻译认知与翻译历史观的建立——“中外翻译史”课程教学探讨

在翻译硕士专业学位(MTI)的课程设置中,"中外翻译史"作为选修课程一直以来在翻译教学中受重视程度不够,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对翻译史的认识不足。针对此种现象,本文重点强调"中外翻译史"课程在翻译教学中的重要性,研究"中外翻译史"的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探讨如何有效地帮助学生认知翻译,了解翻译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明确译者的责任,以期学生可以从这门课程的学习中对中国和西方的翻译史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并且建立一个整体的翻译历史观。

内涵式发展与边际式变革——以传统市场为中心的中西比较

明清经济在日趋成熟的、既有市场体系与制度框架内呈现为内涵式发展,虽然巨大的全国统一市场产生的经济推动力,推动了地权市场的发育,促进了生产要素组合与资源配置,带来规模效益、生产效率与经济活力,但也导致了当时内部或外部的变革诱因与异质因素难以生长,而且在近代改变这一制度时要付出极高的成本;同时期的西欧则由制度非均衡引发持续变革,内部市场的割据使各国致力于海外市场的开拓,在各国间的制度竞争中,新的质素与机制破土而出。

西部开发视野下的民族科技史研究——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综述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在银川召开的第六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研讨会上,以少数民族科技史与西部大开发为主题,讨论了少数民族包括西夏在内的科技史的研究成就.此次会议还就科技文化研究和科技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讨论.

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本文围绕加州学派的新成果及最近的学术辩论,介绍了有关中西社会经济发展比较研究的新进展,并从方法论突破与挑战欧洲中心论等方面总结了国际经济史学坛研究范式的转换与趋势。

中西历史比较的规范与理路

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必须遵循科学的学术规范与理路。“个案”研究是比较考察的基础,只有将所要比较的历史现象都搞清楚,才能进行深入的比较。为了进行高起点的比较,还需全面地批判借鉴有价值的成果。此外,还必须辩证地去分析问题,以求探索历史现象真正的异同。

民国时期中西交通史课程设置

"中西交通史"列为大学课程之一,在中国为时并不太晚。1920年留美归国的陈衡哲在北大开设"欧亚交通史",盖为中西交通史进入大学课程之始。1930—1940年代,随着相关中外研究著作和译著的日益增多,在大学讲授中西交通史性质课程者明显增加,如张星烺、郑鹤声、郑师许、周传儒、王国秀、陈受颐、向达、孙毓棠、郭廷以、张维华、叶国庆、朱谦之、翁独健、姚从吾、冯承钧、韩儒林、白寿彝、方豪等。作为一种专门化程度较高的课程,中西交通史并非一般教员所能胜任,而且因其在大学史学系课程中的地位并不突出,没有制度化的保证,故该课程的开设常随教员流动而时断时续。

西部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与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

西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是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的重要现象。美术创作的"西部热"使得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有了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美术史更不同于西方现代美术史的特质与精神内涵。在对中国现代艺术史的建构过程中,西部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体现了"重识传统与范式拓展""视向转换与风格重构"以及"民族想象与国家认同"的创作特点。

中西比较视域下的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

近年来中西比较方法越来越多地运用于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但迄今为止极少对这一方法进行系统的回顾、梳理和反思。本研究通过梳理以中西比较方法开展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的若干主要论题,回顾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的重要成就,从理论层面对中西书籍史比较研究进行剖析,将相关研究区分为参照对象、观察视角、研究领域、分支学科四个层次,认为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具有开阔研究视野、发现和提出问题、破除西方中心论等意义与功用,同时也需要规避简单移植西方书籍史理论、不对等比较、本土意识欠缺等陷阱和误区,书籍史领域的中西会通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书籍史的书写,有赖于书籍史比较研究的深入开展。

哲学形上学的返本与开新——杨国荣教授学术访谈录

杨国荣教授发表的"具体的形上学"三书,构建了当代哲学形上学的一个理论相态。这一理论体系既有对传统哲学的继承和阐扬,也体现了哲学家从中西互动史思结合的角度创立哲学形上学的理论自觉。

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

唐德宗贞元元年(785年),宦官杨良瑶奉命出使黑衣大食,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最早航海下西洋的正式外交使节。他的成功出使,结成了唐王朝与黑衣大食的政治联盟,在古代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交往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发现与公布,为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证据。

构建汉语语篇学的基础和原则

“语篇”作为语言学的一个特定概念源于印欧语,是建立在有丰富形态变化的屈折语基础之上的。而单向、单维、定向线性的屈折意识,天然地控制着人们在言语表达时追求与语句变化统一性的努力,其推进言语表述上的逻辑顺序为内在抽象语义与外在形式结构关联并置,从而造成逻辑严谨、确认性强等特点。而汉语则以形音义为一体的立体多维结构,从而形成汉语社群的人们在言语表达时注重整体和谐,语篇的题旨情趣与客观规律要一致,而外在的言语表达则应与题旨情境相协调,国人的这种空间思维逻辑具有多维、多向、形象与抽象相结合的思维特征,诱导出以“心”为轴的聚敛表征,完全异于西语的必须凭借外在形式来完成内在语义连贯,一切都围绕题旨来转。汉语语篇学必须立足于异质语言观来展开,考察汉语语篇研究的历史渊源,摸索构建现代汉语语篇语言学的途径。

从二分到跨文化比较——西方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述论

西方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研究起源较早,是从宏观的历史文化比较发展来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前,主要以宏观比较为主,并形成一般的理论模式。六七十年代,以个体的微观研究为主要特征,形成一个高潮。90年代至今是第二个高潮,以大的群体或项目为中心,出现了系统的比较,提出了新的比较理论,史学越来越成为比较的重点。西方的中西历史及史学比较理论,经历了从以近代西方为中心的东西二分法,到注重多元化的文明形态比较,再到不同文化的跨文化比较的几个发展阶段。这些变化是与学术和历史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在“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之间——论《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费正清的史学研究模式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虽然总体上是在费正清以文明冲突为核心的“冲击—反应”的研究模式指导下编著而成的,但是作为一部出版于1978年的著作,该书的研究模式表现出了明显的从“西方中心观”向“中国中心观”的过渡。

资源植物开发利用研究概况

通过对中国资源植物的利用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分析 ,重点总结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有关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中国西北地区具有近期开发利用价值的植物种类 ,并讨论了几个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