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录学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与框架

中国目录学在经历了漫长的知识积累与经验总结后,借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代学术转型之机,在充分继承传统目录学历史财富基础上,吸收西方目录学思想,完成了学科体系的理论化、系统化建构。本课题旨在对先秦至公元2000年中国目录学的历史发展进行全景式梳理,从“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整理”及“中国目录学史研究”两个维度,按照“提出问题→梳理史料→分析史料→解决问题”的研究思路开展研究:首先,提出中国目录学史重要理论问题,搭建中国目录学史研究框架;其次,全面展开中国目录学史研究资料收集,编撰《中国目录学年表新编》;最后,根据中国目录学史的历史分期,分阶段开展中国目录学史的研究与写作。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习近平抗战史观对“纲要”抗战史教学的导向引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要以习近平抗战史观为指导,以科学的立场和观点来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深入理解抗战历史的史鉴作用,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展望未来,培养当代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抗战精神。抗战史要以史实发言,帮助大学生全面系统的学习抗战历史,从而提升大学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水平和历史辨析能力。习近平抗战史观对当代大学生学习抗战史、提升历史素养,以及加强思想政治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导向引领作用。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思政课教学的三维契合向度——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审思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大命题的提出,反映出对文化建设规律的把握达到新高度,充分彰显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历史主动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形态彻底变革的决心和信心。培育全民族新的文化使命感,自觉将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上升到担当和创新的高度,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不更要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立德树人作用突出,理应立足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演进理路,积极探释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间的多重契合向度,从而主动承担起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的文化使命。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中国话语建构

中国话语是中国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阐释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成就。“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中的中国话语建设是高等教育领域思政建设的实际要求,并且有完整的层次设计和路径安排。明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中国话语的内在关联解决的不仅是为什么需要中国话语的问题,还有如何用中国话语在历史教育中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问题。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育实践当中需要用中国话语对历史教育进行重塑,为中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叙事建立连续性,进而提炼出完整的中国叙事,将其体系化并纳入中国话语,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和解放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文学理论创新与文学批评实践

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理论何来、批评何为的问题需要被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生成要植根于文学实践中,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文艺现代化发展的实际,借助于更广泛的译介,积极创造本土化、形象化的文论术语,构建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学理论体系。文学批评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挥铺路架桥的重要作用,关注文学本身,阐发文学的语言、形象、情节之美,紧扣时代精神,发挥价值导向作用,构建中国文学批评话语体系,召唤无愧于新时代的伟大艺术精品。

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实践研究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形成的历史经验的高度概括,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讲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思想源泉。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实践的基本路径是“一抓牢、两讲好”,把“一抓牢、两讲好”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纲备课、授课、考试、教学研究的全过程。让青年大学生真正能够理解伟大建党精神的基本内涵,并用其培根铸魂,真正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道,达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目的,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目标,为构建“大思政课”建设提供有益的探索。

革命文物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进路

革命文物资源是开展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宝贵资源,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素材。本文主要从历史传承性、内容契合性、现实需求性等三方面探讨革命文物资源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内在逻辑,并从资源整合、内容优化、师资培育三方面探讨具体的实践进路,以期更好地运用革命文物资源,提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的思政育人实效。

OBE理念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的优化策略

OBE教育理念作为一种以成果为导向的先进教育理念,对推动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本文基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的改革探索,认为OBE理念下高校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育人目标应从学生期待、学校要求、社会需求出发,解决好教学方式与学生期待、教学评价与课程育人目标、教学理念与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并从撰写以OBE理念为导向的教学设计、采取多元化的授课模式、运用多样性的教学方法、确立多角度的教学评价方式四个方面进行优化,切实提升思政课实效性。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文化自信视域下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学原则探析

文本以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目标,以增强中华文学理论话语认同为知识目标,以提升师范生审美鉴赏与实践水平为能力目标,探析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课程教学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以期充分发挥课程优势,激活中华传统文论的当下生命力,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自信。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淠史杭精神融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学的价值理路、历史意蕴与实践路径

淠史杭精神是大别山地区的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特定的社会实践中孕育形成的一种区域性的社会主义建设精神,是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中,深度融入淠史杭精神对于增强课程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唯物史观和党史观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可以通过开展理论教学、实践教学、沉浸式体验和大思政格局构建等方式,探索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有效形式,实现教学空间的立体化、教学内容的多样化和教学主体多元化,同时推动红色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与文艺评论的话语更新

中国式现代化命题,为当代中国文艺评论的“中国式问题”提供了理论建设的方向和更新批评意识的基础,并指导文艺评论定位社会角色、确立价值理想、创新批评伦理、引入生态批评和重构精神品格。由此,中国文艺评论需要确立以面向知识大众为核心的有机性话语、注重全面发展的辩证性话语和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性话语;三种话语相互融合,构建新型文艺理论话语。

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基本问题和提升策略——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为中心

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虽取得了明显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与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相比还存在差距。如何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进展、走向新高度、达到新境界?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肃课题。为实现此目标,我们必须克服“重文学创作史,轻文学研究史”,认为学术史研究是“二道贩子”、是“第二等学问”的思想和心态,充分认识到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必须全面把握学科史、学术史的研究态势;必须准确认识学科史、学术史的功能定位和基本问题;必须深入探讨学科史、学术史研究的提升策略。

水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

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存在一种“以水喻文”的批评范式。古代先哲在对水的自然特性的观审中,产生了各种微妙的审美体验和联想,铸就了东方文论独特而丰富的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先贤对水之“清”的感悟,逐渐形成古典文论中的“清”“清浊”等系列范畴。大量与水相关的词语如“源”“流”“深”“浅”“渊”“浮”“润”“溢”“淡”“游”“清淡”“清秀”“清疏”“清逸”“清华”等也进入文学批评领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水”与古代文学批评的密切关系。第二,水之“源流”启发了文学流派批评,古人一方面以“流派”为喻,阐释学术门类、文学风格的不同;另一方面则寻源溯流,阐释文学发展中的传承与创新关系。第三,“水无常形”催生了“文无常法”的文论观。宋代苏洵、苏轼父子或以“水机”喻“文心”,或以“风水相激”喻指创作中的“情文相激”,或以水之“随物赋形”喻指“自然成文”。“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苏轼《文说》)已经将“以水喻文”阐释得淋漓尽致了。总之,“以水喻文”折射的是基于中国本土的、活生生的审美经验和诗性智慧。此种批评范式的产生既受到中国象喻批评传统、汉字表征效应的影响,又与历代对“以水喻文”批评的阐释和接受相关。深入发掘中国文学批评的“水之喻”,对于古典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都极具借鉴意义。

文学批评要回到常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的反思

新时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当代文学有过多次“最坏或最好”的整体性评价。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研究者殊异的学术身份、文学史观、文学观等多个因素有关。然而,在“最坏或最好”的评价及上述种种差异背后,却隐含着研究者的某种共识—忽视读者。此共识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当代文学危机的形成。这是因为此种评价的情绪化过于突出,让文学批评丧失了应有的公信力,进而让读者对当代文学产生信任危机。因此,研究者在进行当代文学的评价、批评及理论研究时,应力避“最坏或最好”的言述方式,回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的基本常识上来。

宋前考证笔记的文体生成及其意义考论

考证笔记是古代学者记录学术研究成果的重要文体,宋以后尤为昌盛。宋前的考证笔记则经历了文体规范、文体观念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一过程上起东汉,下至唐末五代,其中以唐、五代最为关键。在这一时期内,考证笔记几种基本的体例相继出现,题材范围极大拓展,考据辨证的文体特征得以确立,考证、纪实的文体功能得以明确,简洁明快的文体风格观念得以显现,文类观念也已经自觉。由此,考证笔记确立了基本的文体规范,并且在文体学领域标识了自己的领地。这一文体的确立,不仅为后世考证笔记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笔记文体地位的提升,推动了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侧面:新中国民法典编纂若干重要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个渐进过程,其中有许多重要侧面,新中国民法编纂是其中之一。民法史是新中国部门法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反映了新中国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历程,从一个微观的角度反映出新中国法治发展走过的道路。研究新中国民法典编纂中的一些重要问题,有利于通过这个重要侧面来观照新中国民法发展的规律,充分认识颁行民法典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从而自觉实施这一法典,切实保障民事主体的财产权与人身权,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