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唯物史观看人类文明交流互鉴

唯物史观是观察研究不同人类文明形态及其关系的唯一正确方法。把综合完整的文明形态分成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以唯物史观进行观察研究,从而确定文明交流互鉴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主流。主张文明的冲突对抗,是夸大了不同文明形态中上层建筑部分的差异,并把这种差异看作是对抗冲突的根源。正是因为物质文明是决定其他文明形式的根本力量,所以文明交流互鉴是人类解放的必然要求。

中美文化交流的独特符号:丁龙研究的解构与再建构

论文回顾和梳理了120多年来丁龙研究的成果与主体,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以及丁龙文化符号的再建构。研究显示,1901—2022年,中美有关丁龙研究的文献成果,据不完全统计有126篇(部),成果形式多样。丁龙研究的主体,包括新闻记者、专家学者、广播电视工作者和侨务工作者。丁龙研究的学术分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建构阶段(1901—2000年)和解构阶段(2000年至今)。丁龙的“视野和理想”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为再构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是从美国排华视域研究丁龙;二是从美国早期“中国观”视域研究丁龙;三是从中美文化交流视域研究丁龙。“丁龙汉学讲座教授”的设立,是20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历史事件,开美国汉语教学、中国文化研究之先河。如今,“丁龙”已经成为美国汉学史、美国华侨史、中美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的文化象征和标志性文化符号。

18—20世纪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的传播

在全球史观视野下,文化交流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重新审视和演绎中国与东欧国家的文化交流史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本文从塞尔维亚出版和发表的有关中国研究的专著、论文、报刊文章以及翻译的相关研究文献着手,考证并梳理自18世纪至20世纪末南斯拉夫解体这三百年里各不同历史阶段,中国文化在塞尔维亚传播的轨迹以及塞尔维亚中国研究的发展历程。此外还着重介绍在塞尔维亚和中国文化关系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出版物。

重新发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

本文基于新近在儒拉故居发现并整理出的一手资料,以及中意两国官方档案馆藏历史文献,重新叙述意大利汉学家儒拉的在华经历及交游情况,诠释其作品内容,还原其创作过程,剖析内蕴思想,从而对儒拉的历史形象及其汉学贡献进行重新评价。在华期间,儒拉凭借医术和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不仅成功地融入中国社会生活,还获得了广泛认可,甚至成为清末民初最接近中国权力和文化中心的欧洲人之一,与晚清皇室、民国政要、文化精英等交往密切。儒拉的多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可为近代中意文化交流史、中国文学域外传播史、西医在华传播史等领域研究提供翔实资料和新鲜思路。

17-19世纪西人眼中的中医针灸

17—19世纪是欧洲人对中医针灸进行探究的起始阶段,也是中西医学体系、文化信仰展开碰撞、对话的阶段。这一时期,荷兰东印度公司医生以及来华传教士是中医针灸西传的主要译介主体,他们发回欧洲的书信、报告、译作等共同构成了西方针灸知识的主要来源。西人对针灸的态度随着社会发展、文明强弱等因素逐渐发生改变,由最初接触针灸产生的惊奇、赞叹转变为质疑、嘲讽。探究中医西传初期西人眼中的针灸形象及其对针灸态度产生变化的原因能够为当今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带来启示。

近代文化往还间“主义”概念的古今转换

“主义”是中华古典词,意谓谨守道义、主张等,今指某种理念或思想体系及信念,也指为实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特定方式或方法。其古今转换是通过近代东西对译(与principle、~ism及doctrine)达成的。新名“主义”早为明治日本人创译并使用,于清末传入中国。在其生成、生长、流转过程中,“主义”概念于中日两国被赋予多样意涵及本国元素。这一过程彰显了汉字文化生生不息的基本品格。

外交战略下的图书馆国际交流工作(1969—1979年)

20世纪70年代,我国图书馆国际交流是在“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下开展的:通过外国国家领导人访华开通文化交流渠道——通过驻华大使馆与北京图书馆加强联系、沟通信息——邀请国外图书馆代表团来访,我国派出代表团访问国外图书馆——邀请国外专家学者来讲学、作报告,不断加强国际出版物交流,翻译论著大力介绍国外图书馆发展状况。1979年,我国走上改革开放的发展道路后,图书馆国际交流开始全面展开。

中外文化交流与清季“幼稚园”概念的生成

“幼稚园”为日制新词,对译福禄贝尔创办的学前教育机构kindergarten,它是启蒙运动的果实,卢梭的教育哲学是其产生的思想渊源。“幼稚园”在清末中、西、日错综复杂的文化互动中传入我国。对清末中国来说,它既是一种全新的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内蕴革命性儿童教育理论的新概念,其生成过程包含了“名”与“实”两个层面。“幼稚园”概念的生成,标志着中国的学前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了新的突破,开始了近代化转型。

依仿变幻:清宫《兽谱》西方图像来源考析

清乾隆朝《兽谱》是一本记录了180种动物的宫廷图谱,跋文称其图文依据为《古今图书集成》。根据笔者新发现的材料,可知其蓝本并不仅限于《古今图书集成》,还有以近代早期博物学家约恩斯顿的《论四足动物》为代表的入华西书。《兽谱》和《论四足动物》图像间的密切联系印证了两书的因袭关系,而《北堂书目》亦有相关藏书记录。西书来源的发现进一步明确了《兽谱》的成书方式和内容性质,使之成为清宫接受和吸纳西方事物的典型案例。

明清时期辣椒在中国的传播及饮食文化影响

辣椒原产自秘鲁,15世纪末哥伦布于航海大发现中将其由南美洲传至欧洲,半世纪后经由海上贸易传入亚非沿海国家及商贸城镇,届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人们熟知。辣椒自明末传入我国,呈“满天星斗”状向内陆地区传播,经历了观赏—药用—食用三个认知阶段后,被我国民众逐渐容纳,在我国饮食结构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形成了以“长江中上游”地区为主的食辣文化群,最终影响了以“川、湘”菜系为首的辣味菜肴。在“哥伦布物种大交流”的全球化背景下,美洲辣椒的引种、传播对我国本土饮食文化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打破了我国的传统饮食结构,催生出独特的食辣文化,最终实现了我国辣椒从“客体”向“主体”的演变。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与东盟文化交流现状及存在问题研究

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发展至今,已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态势,但双方在文化交流的深度、人员素质、制度保障以及文化认同等方面,仍存在着一定的问题需要解决。建议从建立文化交流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与东盟国家文化认同和融合,以及进一步完善文化交流保障运行机制等方面,促进双方文化的交流和合作,实现各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国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试论东亚文化交流的独特模式

"丝绸之路"最初是西方人针对东西方贸易路线提出的术语,不能无节制地套用于世界其他区域间的文化交流。若从东方人的立场对古代东亚(尤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进行考察,可以发现,东亚文化交流无论在内容、形式,还是在意义、影响等方面,均有别于"丝绸之路",故应倡导"书籍之路"的概念。如果说丝绸是中华物质文明的象征,那么,书籍则是中华精神文明的结晶;一般而言,物质文明缺乏自我再生能力,而精神文明则可影响人们的心灵,并超越时空,惠及后代。日本的遣隋唐使均以购求书籍为重任,这便是中日两国虽然人员往来极少,但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甚多之原因所在。

《中国丛报》与中国历史研究

《中国丛报》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1832-1851年发行于广州等地的综合性英文月刊。这份刊物不仅报道时政新闻,而且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学术论文,在西方学术界重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过程中具有显著地位。它所发表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章,是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文章对中国传统史学著作和19世纪中期以前天主教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观念提出质疑,发表了众多评论中国史学著作和西方学术界的中国历史研究著作的文章,主张重写中国史,就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该刊还将一些中国历史文化典籍作了翻译或评介。这些,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

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上中阿交往的源头可上溯至古丝绸之路,民间交往和官方交往互为促进,唐宋时代达到鼎盛,明末趋于萎缩。中阿交往涉及多种领域,既有以物质和精神活动为内容的和平交往,又有以战争和冲突为蕴含的暴力碰撞。所有这些交往都从不同层面和不同维度推动着彼此的科技与文化发展,并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非凡贡献。

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交流传播的途径、方式--统编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3的逻辑结构和教学主线

高中历史教材选必3《文化交流与传播》在逻辑结构上大致分三个板块,可凝练为两个主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历史传承;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途径、方式及其历史流变。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是在区域文明相对独立发展阶段的产物,源自世界各区域文化生成、发展的条件不同,因此理解文化多样性需了解世界文化的多元传统。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显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一条基本轨迹,文化交流传播的主要途径和方式则构成了人类历史在文化层面上的多彩画卷。这两个主题可作为教学设计的两条主线。

图书馆在我国文化外交中的作用研究

图书馆在我国文化外交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目前我国图书馆对外交流事业已在国际合作中占有了相当一部分主导权,海外中华典籍的数字化合作取得了初步成果,典籍博物馆将中国古代文化带入各国普通读者的视野中,增加了各国民众对中华文化的关注度与认知度。但在交流过程中,我国图书馆界在国际会议中发言较少,参与制定国际规则较少,合作中也缺少深度的业务交流。未来,我国图书馆应更加积极地加入到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大局当中去,各级图书馆学会也应发挥行业协会优势,整体策划协调对外交流工作,减少交流活动中的不利因素,达到良好的文化外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