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士修书考论

学士修书是唐代官修书活动中的常见组织形态之一。它源于南朝中期,历经百年发展,至唐代发扬光大。唐代学士修书主要有两种类型:文馆学士修书和非文馆学士修书。由文馆学士主导的官修书活动并不多见。相对来说,非文馆学士的修书成果更大,遍及多个领域,取得了较为耀眼的学术成就。二者皆为唐朝文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学士修书也具有政治意涵,可视为政治权力在官修书领域的延伸或政治诉求在该领域的表达。

新世纪以来的国内唐代儿童史研究概述

儿童史在国内史学界属于一门新兴学科。近年来随着社会史研究范围的扩大和西方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古代的儿童,发表了许多相关的论著。不过相对于宋元之后的儿童史研究,唐代的儿童史略显零散与薄弱,主要在一些社会史的论著中稍带提及。儿童虽是弱者,但并不是卑微的势力,他们在方方面面影响着家庭的生活和社会的变迁,不应被史学所忽视。

唐代蕃州朝集制度试探

唐代蕃州朝集有两种形式,即朝集京师与朝集都督府,具有四夷万国朝贺的色彩。由于唐代羁縻州数量众多,每州朝集往返耗资巨大,朝廷不得不限制朝集人员名额,乃至取消许多边远蕃州的朝集资格,严格限制朝集蕃州数量。在此情况下,蕃州朝集都督府则成为唐朝与蕃州信息交流的重要途径以及加强统治的重要方式。

中国古代外交史的创新奠基之作──评《汉唐外交制度史》

黎虎教授的力作《汉唐外交制度史》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创新之作，也是中国古代外交制度史的奠基之作。它弥补了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空白。书中内容多有独到的创见，但也有可商榷之处。

汉唐之际的“兴亡论”

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和史学家十分关注国之兴亡,汉唐之际的政治家和史学家的相关论述更具有独到之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唐代荐举制度研究述评

唐代荐举制度是唐代政治制度之一,是唐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对于唐代荐举制度的研究,历代学人笔耕不辍。自唐至清,先贤在唐代荐举文献的搜集、载录、辑存等方面功不可没;近代以来学界在唐代荐举制度自身研究、与其他制度研究以及与社会和文学等非制度领域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存在若干缺憾。唐代荐举“制度层面”的“内部研究”与“非制度层面”的“外部研究”仍需推进;其与新时代政治制度和体制的联系有待加强;此外,在尊重学术传统时,应积极引介新思想和新理论。

五代王溥著述考述

王溥是五代宋初政治家、史学家。其史学著作《唐会要》《五代会要》开创了新的史书体例,保存了大量唐五代典章制度史料,《周世宗实录》亦为两宋史家所重视;其所著诗文二十卷,大多散佚,今传世者仅有数篇。

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的历史定位

将辽朝置于中国古史谱系的长时段之中,在中国北疆民族区域视域下从统治模式的更新与改化、儒家思想与文化的崇尚与普及、东亚秩序的改造与重建之角度考察辽朝历史,可发现辽朝在中国古史谱系中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朝代。辽朝统治予中国北疆社会以深刻影响,辽朝统治彻底改变了中国古史谱系发展的历史走向,使中国古史谱系的发展在辽朝发生重大转折。

李君羡案件及其历史阐释

李君羡谋反案件发生于贞观二十二年。但是,在武则天时代,为了武周革命的论证需要,武则天朝廷同意了李君羡后人的解释,认为是武则天天命暴露,而李君羡之死是充当了武则天的替罪羔羊。这一说法在武则天时代写入唐朝的国史,并被后代史书如两《唐书》、《资治通鉴》等沿袭,流传甚广。《资治通鉴》不仅沿袭这个说法,还把李淳风劝杀的故事也纳入李君羡案件的解释中,从而完成了李君羡案件的再度阐释。本文仔细分析这一历史事件遭遇的阐释历程,认为除了武则天政治的需要以外,古代历史学家的政治天命观念也发挥了作用。

两《唐书·(车舆服志》中的礼仪服饰探析

通过研究两《唐书·(车)舆服志》中的礼仪服饰,对其中描写的"冕服"、"女子礼服"、"官服"几个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特别是联系唐代有关史料,对其中某些礼仪服饰作了新解,从而更进一步认识唐代的礼仪制度、服饰形制、用途,以及当时森严的服饰等级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