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literature journals”说开去——兼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抗战文学期刊诸问题

从“抗战文学期刊”这一词语的英译入手,结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一大背景,进行抗战文学期刊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性意义。抗战文学期刊除具有文学意义之外,还拥有政治史、社会史与经济史等跨学科的研究价值。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为切入点,可以将抗战文学期刊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辨章学术守正本考镜源流求新知——南京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学科70年发展回溯与展望

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学科70年来经历了初创期(1954—1958)、成熟期(1959—1977)、发展期(1978—1999)和提升期(2000年至今)4个历史阶段。在一代代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呕心沥血的努力下,完成了多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划时代中医药文献传世巨著,承担了多项国家级重大与重点项目。学科特色鲜明,以擅长整理编纂大型中医药工具书为成果标志,文献研究以注重实用性为导向,在研究领域以本草和方剂为工作重点,从而为现代临床、科研和教学提供有效信息。未来学科发展将在保持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新知识和新方法,开展中医药文献的信息化和数智化研究,培养更多优秀的高层次中医医史文献专业人才。

从重写文明史到重写文学史

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如何建立中国话语与自主知识体系是学界面临的一大难题。长久以来,文明话语中都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文明观输出的话语权长期掌握在西方学者手中,文明史对中国的叙述常常存在歪曲、偏离史实的问题。西方话语霸权具体体现在各学科内部,使许多人文社会学科都面临“失语”的窘境。针对这一现象,提出“重写文明史”与“重写文学史”的号召。从文明交流与互鉴的史实出发,尊重文明多元化与异质性,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写文明史,重塑文明观,进而重写学科史,重写文学史。通过反思学科话语问题,发掘传统文化中独特的话语言说方式,重新建构学科话语。用中国话语发出中国声音,共同建设文明新话语是重写文明史、重写学科史的要旨所在。

美国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美学范式与谱系

自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思想多元,成就斐然。其书写路径最具代表性的是夏志清的新批评美学、许芥昱的政治美学以及王德威的后现代主义美学。不同时期美学范式的变迁反映了中美关系变迁、西方文学理论思潮冲击以及汉学史的内在流变等诸多因素。内外因素交织的历史语境生成了文学性历史与历史性文学的辩证以及解构主义思路。通过考察三位华裔学者不同的美学范式与交叉谱系,可以更好地揭示美国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整体脉络,为国内文学史研究提供互鉴与交流的跨文化阐释思路。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新时期红色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伴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一方面传承着此前“经典”红色文艺中时代性、人民性、党的先进性等核心价值理念,一方面又在主题内容、形象塑造、表达方式、风格呈现等方面开创了审美新质。主题内容上紧跟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律动,脱贫攻坚、反腐倡廉、抗击疫情等主题拓展了传统“红色文艺”的革命题材边界。形象塑造上既有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式英雄,也涌现出大量的平民化英雄。表达方式上从“个人记忆”的前设视角转化为“集体记忆”的后设视角,使作品具有更宏阔的视野和理论审视的色彩。风格呈现上更具有娱乐性和亲和力,更易打动人心,引起共鸣。尽管新时期以来的“红色文艺”在经典传承中有了诸多创新,但仍存在有待提升的空间,如红色内涵与人性规律、审美规律的契合问题,市场化与艺术化调和的问题等,这是在新的历史考验中需要直面回答的时代问题。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所载谢汝铨译久保天随《中国文学史》考论

《汉文台湾日日新报》在1907年至1908年连载了久保天随所著的《中国文学史》,由时任该报主笔的谢汝铨根据1904年早稻田大学出版社版本翻译而成。谢汝铨的翻译在字句上基本能够遵循原著,但由于报刊连载的篇幅与周期限制,译文在结构和内容上与原著有所不同。久保天随及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文学观念对谢汝铨产生了较大影响,这是其翻译此书的主要原因。谢汝铨的翻译可以视作近代知识分子试图将西方文学研究观念与保存推广传统文学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重写文学史”浪潮的先声——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创新与局限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史的分期问题始终是学界探讨研究的重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的出现打破了以往按照政治与历史视角分割文学史的旧格局,它以文学现代化为内核,关注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性,极具启蒙主义的光辉。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存在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概括不恰当、对现代化的认知不准确等问题,应当以辩证的眼光进行看待与修正。

“世界”作为方法:对新世纪以来英语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的反思

英文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建构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重要一翼。论文以新世纪以来王德威、张英进、邓腾克、罗鹏等人主编的四部文学史为例,探讨英文世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排、方法论、文学史观等方面与大陆文学史的互动与互鉴。认为英语世界的“元历史”叙事的“异质性”与“非连续性”对“正史”的解构所带来的历史虚无主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东方主义历史叙事,但这不妨碍我们对域外视点的包容与借鉴。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国主体性的追寻紧密镶嵌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中,在互相竞争的历史叙述中辨伪存真,“复线的历史”将给予我们接近文学史多重面相的契机。同时中国文学史主体性的建构既要建立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之中,又要回到中国文学本身内在的心灵关照与文学史的诗性特质,唯有如此才有融入与引领世界对话的可能!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史料运用问题

史料运用服务于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教师应以核心问题为导向,选择多种史料还原历史现场,恰当地使用传记材料,注重辨析作品的版本差异,以此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重建作家与作品的深度关联,认识历史的复杂性。文献材料的选用绝非仅是对教材文学史观的重复论证,还是对既有文学史认知的延伸。教师运用史料应有自觉意识,明确史料运用的前提与限度。由此,教师可摆脱传统文学史教学过度注重知识灌输的泥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与学术探索热情,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现场感”“立体化”与“流动性”——重读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

吴福辉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包含大量具体的地理空间单位,这一方面增添了文学史的“现场感”,另一方面又在文本内外共同构筑了多元、丰富、立体的“中国文学地图”想象。同时,书中的中国文学或“文学中国”又是时时处于世界文学流动过程之中的,这种流动性既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的复杂面貌,也透露出吴福辉所具有的世界性眼光。此外,书中大量的插图、表格等也可视为文学空间与“文学地图”的形式化延伸。

PBL+TBL协同教学模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应用

当下,为了更好地实现教学目标,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教学方法的改革就显得尤为重要。教师也在积极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其中,问题式PBL与合作式TBL教学法备受关注,但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文章将结合二者的优势,尝试将其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中,以期为教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及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参考依据。

我们应该怎样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

我们认为有必要为真正的重写中国当代文学史来一次思想观念和方法的清理与正名。我们倡扬在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叙述中 ,去追求人性化评判的最大值 ;反对“混合主义”、“新左派”和“后现代”的治史态度 ,反对庸俗的技术主义。在文学史的分期上既不硬套政治文件的结论 ,也不忽视政治变迁对文学的制约 ;应尽量在历史的叙述中穿插对同时期世界先进文学的概括性叙写 ,以求获取更广阔的视阈和更有效的发言权 ;对一系列的关键词重新清理和厘定。我们将大陆文学、台湾文学、港澳文学统一纳入评述视野 ,从文化、语言、民族等角度综合考察这一历史时段的文学现象。

文学史的时间意义——兼论“民国文学史”概念的若干问题

在文学史的研究中,时间绝不仅仅是一种自然的概念,而总是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内容。文学史的发展与时代社会的段落相衔接,有时又不相衔接,其时间划分主要不依据时代社会的发展,而应当主要依据文学自身的发展特点。"民国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从客观的自然时间作限定,能够解决文学本身意义的多元共生问题,打破之前政治话语或西方理论在文学史建构中主导一切、定于一尊的局面,有助于从全新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文学史的整体构架。但是,这一概念的使用,在对附着在文学史上的意识形态和价值意义摆脱时,其自身亦进入到一种矛盾和焦虑之中。

论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性

中国近代文学是一种过渡性的文学类型,它具有自己的本位性,表现为变动不居、价值多元、内在的紧张与冲突、探索与创造等特征。近代翻译文学是中国近代的本位性文学。确立中国近代文学的本位观对中国文学通史具有关键性意义。

“现代文学”,还是“民国文学”?

保护与开发民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资源,不可避免地要遭遇到"民国文学"这一看似陌生的概念,而"民国文学"这一概念,也十分有必要郑重地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范畴中予以提出,并加以讨论。"民国文学"相较于"现代文学",因其研究对象更为多元,时间范畴尤为明确,其所具有的强大的包容性和明确的边际性,不仅可以与"民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保护与开发呼应起来,对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更是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价值。这一概念在学界内外的浮出水面,以及逐渐被关注,乃至被接受,应是一种可预期的前景。

五十年来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的英文研究

本文为英文版《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导言的删节版,主要关注三个项目。其一,通过分析三个关键词,以厘定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及与该名称相关的主要问题。其二,回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机制化进程,尤其是其在北美的发展。其三,勾勒《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的整体轮廓。《指南》的第一部分"历史与地理"描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区域发展。第二部分"文类与类型"概览中国现代文学中主要文类(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以及其他文学类型(翻译文学,女性文学,通俗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第三部分"文化和媒体"探讨美学、语言、区域、都市等文化概念以及视觉艺术、印刷、网络等技术媒体对文学的影响。第四部分"议题与争论"侧重介绍文学流派与思潮、性别与身体、记忆与创伤以及中文与英文学界的整体发展。结语部分涉及海外近期的关键议题、作家研究和文学争论。

文学史是什么史?——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新思考

经过20余年的工作之后,"重写文学史"的理想和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对"文学史究竟是什么史"的追问依然刻不容缓。我们当今的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凌驾于文学现象之上的"知识结构",严重忽略了对文学作品(也就是文学"原典")的把握和理解。新的文学史写作必须认真解决如何让文学史的教学与学习回到文学作品这一根本、如何通过文学史的讲述呈现文学自身的魅力、如何让文学史的学习成为进入现当代精神殿堂的趣味无穷的过程等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解构和重构

中国现代文学史范式的建构所依据的观点、材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建构又处在建国初期的特定时代背景下,要服从那个时代的需要,而其两度解构,更是受时代背景的决定性的影响。这些都印证着“历史书写”的强烈的主观性。今后必然会有一番重构,也仍然会受时代背景的制约。根据半世纪来建构、解构的经验,当今学科发展中的“多元化”、“学院化”势头,应该有利于重构的趋向。

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框架

进入20世纪之后,知识精英的小说理论促成了通俗文学的大繁荣,形成了一个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五四”前后,知识精英们在理论与创作上均有上乘表现,他们以借鉴革新的姿态在本民族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剧烈碰撞中,出现了一个“接编—另办”模式,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多元共生的内在规律。嗣后虽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使市民大众文学出现了30年断层,但随着“引进热”又掀起了一个“重印热”,促使人们自省文学的生态平衡的必然性与“因势利导”的必要性。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鼎钧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推动着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他的“人生说理” 散文以其人生体验和审美观照的完美结合而为后人推崇,他的“原乡”书写以其独特的“乡愁美学”传达出人生观照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宗教散文”以超越宗教的日常智慧让人体悟到一种“散文魔法”。这奠定了王鼎钧散文在 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