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羊、白麦、芦酒:杜诗西北名物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杜甫边塞诗中对河西名物的书写具体而微,形象而确,有的名物仅杜甫一人使用过;有的在其后虽偶有出现,但在之前却找不到例证,语典也并非来自当时通行文献。汉代文献中出现的“黄羊”,其实是家养黄狗;芦酒,一作“虏酒”,或是西北草原民族常喝的马奶酒。杜甫边塞诗中西北名物的特别书写,与唐代类书编纂之风及博物学、医学发达等文化环境不无关联。杜诗中三种名物的书写,不仅丰富了诗歌内涵,反映了时代地域特征,成就了杜诗“体物写志”的艺术贡献,影响及于后来,更重要的是:它也是唐诗史中盛唐气象的最后展示,随着安史之乱后帝国版图的南扩,杜甫及其以后文人的文学书写视野亦随之发生变化。

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了解之同情”之后:赵翼《瓯北诗话》论杜甫内容辨析

赵翼《瓯北诗话》卷二论杜诗的内容历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然其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在辨析杜诗系年时,赵翼在文献上未能充分把握“王洙本”和《钱注杜诗》的渊源,其推理逻辑亦有破绽,存在未通会杜诗便作结论的嫌疑;在对杜诗的具体分析中又受到“诗史”和“无一字无来处”论的束缚。古人论杜的诸多方式与结论对今人影响甚巨。在“了解之同情”之后明了古人的疏失,不仅可以更深刻领会古代杜诗学的面貌,也能纠正杜甫研究中常见的“是古”现象,使今人更加警醒,推动杜诗学深入发展。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杜诗入史”现象与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

两《唐书·杜甫传》、晚唐五代杂史及笔记小说,多将杜甫诗歌作为史料来源,由此形成“杜诗入史”现象。杜诗作为史源,体现三种不同使用倾向:正史关注诗人自叙个人经历之作,其对杜诗的择取行为隐含了史官塑造杜甫形象的基本立场;杂史偏好杜诗中的宫廷“秘闻”,反映了作者与诗人相通的“微而显”的史学意识;笔记小说多着眼于诗艺,由此展开对杜诗艺术的评论。前二者关注点虽有别,但都注重杜诗的历史性,后者则关注杜诗的艺术性。不同的用诗和论诗指向,形成以杜诗为核心的早期杜诗学话语体系。从史源角度看,早期“杜诗入史”现象以及由此形成的杜诗学话语体系,为重勘诗史关系,特别是省思“诗史互证”学术传统,提供了重要线索和例证。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述论

20世纪以来杜诗评点研究发展迅猛,在推进基础研究的文献整理、杜诗学建构体系的主要形态、新拓展的辑佚辨伪、新材料的域外杜集研究诸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就。然研究中的系列不平衡问题亦显露出来,如何在杜诗评点已有研究基础上破解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

司马迁撰写《史记》坚持"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不仅对后世史家著史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后世诗人创作也有所启迪,比如杜甫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示例。杜诗之所以被誉为"诗史",不仅仅因为它善陈史事,还因为它能"书法不隐",直言批判唐代最高统治者,这固然与时代环境、杜甫忠君爱国之心以及对《诗经》现实主义风格的继承等有关,但更是杜甫在思想层面上自觉接受司马迁《史记》实录精神的结果。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杜甫《赠花卿》诗意新说

本文认为自明代以来形成的以为《赠花卿》是讥讽花敬定僭用天子礼乐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从《赠花卿》一诗本身看,诗中音乐不一定指宫廷的音乐;从花敬定的功与过、他对朝廷的所持的态度及杜甫对他的看法判断,《赠花卿》不当暗含讥讽;从唐代宫廷音乐的状况看,花敬定也不可能使用朝廷礼乐。这种错误认识的产生,源于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学术方法和特定的学术背景,源于以史证诗研究方法的错误运用。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论杜诗中的“春秋笔法”

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其一生的诗歌创作中,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经典《春秋》这部史书的行文手法,即将主观伦理道德评价寓于客观叙述史实、一字寓褒贬的"春秋笔法",用以讽君王、刺权贵、警达官、严华夷之辨,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春秋笔法"的大量使用,也是杜诗获得"诗史"称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