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ownership, city integration, and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In the literature on the migrant phenomenon in China, homeownership, city integration, and sense of happiness have all been examined, yet the synergetic relationship among these three factors has not been fully discussed. This study uses the 2012 National Dynamic Monitoring Database of Migrants creat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of China to explore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grants, homeownership, city in teg ration and the sense of happiness. Generally, renting houses reduces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However, with migrantsz greater integration into the place to which they have migrated, the sense of happiness of migrants who live in rental houses is enhanced to a greater degree than those who live in their own houses. This phenomenon is clear among migrants who have moved from less developed regions to developed regions and among those who have moved relatively longer geographical distance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a city integration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homeownership influences migrants' sense of happiness. We con tribute to happiness economics research and propos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speeding up new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improving a housing system which encourages both house renting and purchasing in China.

构建租购并举的退役军人住房保障体系研究

适宜的居住环境对于保障和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等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退役军人住房保障如何既满足国防和军队建设需要、又不超越基本国情是亟待破解的重要命题。本文在辨析国内外退役军人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之上,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梳理了我国退役军人住房保障政策演进,分析了现有政策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最终提出了构建租购并举的退役军人住房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研究对于推动广大退役军人“住有所居”与“住有宜居”、构建“普惠与优待”叠加的退役军人政策制度体系具有启示意义。

移民、户籍与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率——基于CHFS2013微观数据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3年CHFS微观调查数据考察了移民经历和户籍地位对城市家庭住房拥有率的影响。在对移民家庭的样本选择问题和户籍地位的内生性问题做妥善控制的条件下,本文发现,移民身份只是有限地延缓了移民家庭获得自有住房的进程,而无法获得当地城市户籍则会在根本上抑制家庭的住房需求,这可能是源于非户籍移民面临更大的未来不确定性和职业不稳定性。

居民首次购房行为特征及宏-微观影响因素——基于哈尔滨样本的研究

利用微观调查及官方宏观数据,应用生存分析方法对住房全面市场化背景下潜在首次购房者的购房行为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纵贯研究。基于哈尔滨样本研究的结果表明,个体从正式参加工作至首次购房平均需要5.93年,工作5年后约49%可实现首次购房;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命周期阶段及父辈文化程度在微观层面对个体首次购房概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宏观层面的房价涨速越快、首套房贷利率优惠比例越大以及土地供应速度越快会显著提高个体的首次购房概率,鼓励性和抑制性的交易营业税收政策则均会产生抑制效果。因此,政府应继续实施并深化差别化信贷政策、保障住房用地供应水平,进一步稳定公众的房价心理预期,倡导住房梯度消费观念。

中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影响因素的数量分析

目的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因素对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的影响,为改善中国居民住房水平提供理论依据.方法采用中国各省份2003年的截面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通过F-检验、t-检验、异方差检验和多重共线性检验,对各变量进行显著性分析.结果经计算我国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有4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城镇化率、家庭规模与之呈负相关关系,政府消费、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呈正相关关系,4个变量的解释能力达到53%.结论多元线性回归的计量分析方法,能有效地筛选、分析城镇居民住房自有率的各种影响变量,对住房政策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产权支持与租赁补贴:两种住房保障政策的效果检验

通过对近2千户享受政府住房保障家庭的调查数据实证,比较了政府实施产权支持和租赁补贴保障方式的效果差异,发现以产权住房方式资助的家庭对解决住房困难的满意度较高,特别是对有成年未婚子女家庭帮助更大。产权住房保障也有利于激励被保障家庭就业,其增加工作时间的可能性较大,更利于促进家庭经济自力,提高社会地位,特别是对有未婚子女家庭和中年家庭的激励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在选择住房保障方式时,仍可将共有产权住房、限价房等产权保障方式作为一项有效的政策,并应重点支持有子女的中年家庭。

住房自有率、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参与率——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新型城镇化为背景,利用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了中国住房自有率对人口流动性和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高住房自有率对劳动力参与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住房自有率每提高1%,会引起劳动力参与率上升约0.13%;同时,高住房自有率对人口的流动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此外,文章的研究还发现:文盲人口、老年人口和未婚、离婚丧偶人口比例越大,越有可能抑制劳动力参与率;而青年人口、未婚人口和中学学历等人口比重越大,人口流动性也会越大。在此基础上,文章还提出消除阻碍人口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住房企业,进一步活跃租房市场;鼓励新就业人口、流动人口入住城市公共租赁住房等政策建议。

超大城市外来人口住房模式选择——基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实证研究

针对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安居难的问题,分析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四个超大城市外来人口的住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使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运用多类别Logit模型,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在超大城市中,受户籍等制度约束,外地户口和农业户口家庭倾向于租赁房这种住房模式;第二,人力资本对提升家庭住房模式起显著作用,教育程度较高者有着较高的多套或单套住房自有率;第三,在相同的家庭特征下,北京、深圳比广州有着更低的住房自有率,而上海与广州在住房模式选择上没有显著的地区差异。

住房拥有率与创新:来自中国69个城市的证据

现有文献尚未考察住房拥有率和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创新的影响。有鉴于此,使用2005-2015年中国69个大中城市数据,研究住房拥有率对城市创新的影响及其中介机制,结果发现:(1)住房拥有率对创新投入和产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应形成“租售并举”的住房体系;(2)住房拥有率经房价而非人口流动影响创新,因此,应防止房价涨跌对创新的影响;(3)人力资本较低城市的住房拥有率对创新的抑制作用比人力资本较高城市更大,因此,应重视人力资本较低城市的创新问题。

对美国住房空置率统计的研究

我国目前住房空置率调查仍处于起步阶段,对空置率调查中各住房类型的划分也存在不明晰之处。本文通过分析美国住房空置率统计经验,研究了美国空置率调查的三大数据来源,并对各住房类型及空置率的界定进行了细致研究,分析了美国现有空置率调查的有用经验及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即将进行的住房空置率调查统计提出了六点启示性建议。

论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与住房保障的关系

居住是劳动力再生产的基本需要,是一种刚性需求,必须予以满足。购买住房所有权是满足居住需求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足够的支付能力购买商品化住宅。中国城镇极高的住房自有率完全是中国城镇住房保障滞后的结果,降低中国城镇住房自有率有赖于中国政府扎扎实实推进住房保障工作。由于中国各地情况不同,城镇的住房自有率不宜硬性规定,但各地住房保障水平必须有统一标准。

社会变迁、角色变换与城市青年女性住房获得

近年来,中国房地产市场中青年女性购房比例增加,打破了传统以男性为主体的性别购买结构。论文基于性别角色视角,采用CFPS 2014年、2016年和2018年数据,研究在社会转型和家庭少子化双重背景下,社会性别角色变换对青年女性住房获得的影响机制。中国的工业化和性别平等政策增强了女性的个体独立性,高等教育普及化增强了女性的职业和经济能力,少子化等家庭结构变迁改变了女性的家庭角色和家庭财产分配格局,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了青年女性的住房获得。数据分析显示,个人和家庭禀赋对青年住房获得的影响显著。在住房产权获得上,技术精英和高收入青年女性具有显著优势,“独生子”和“独生女”具有优势,“非独生女”处于劣势,父辈教育程度和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个体和父辈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对青年女性住房资产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论文从社会变迁和角色变化的角度解释青年女性购房现象,探究了住房市场变化的社会文化根源,建议政策制定者关注女性的个体化住房需求,并建立更加平等的住房权益分配和继承制度。

住房产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区环境感知与相对剥夺感视角

通过住房的多元化供给实现住有所居,是我国城市转型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着眼于住房产权与居民在社区层面实际生活体验的关系,通过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住房产权对主观幸福感的独立影响较弱。控制个体基本特征后,住房自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影响,但这很大程度上与有产权家庭的住房舒适性明显高于租户有关。(2)社区环境感知存在群体差异性。相对于租户,有产权居民更容易对社区环境的总体感知做出消极评价,从而降低有产权者的主观幸福感。这一负向作用间接平衡了有产权者与租户之间主观幸福感的差距。(3)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要素,但住房产权的缺失对相对剥夺感并无显著影响。基于此,文章提出优化租赁住房的管理制度和改善租赁住房条件,提高社区社会融入是未来完善住房制度与社区治理的重点。

资产构建视域的新加坡公共住房制度考察

大多数人拥有住房所有权是新加坡公共住房制度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看,公共住房制度对资产构建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物质资产和人力资产构建而言,建立在住房所有权基础上的公共住房制度创造了一种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机制,这最终使人们可能拥有更大面积的住房。对于社会资产构建而言,公共住房制度有助于家属关系、种族关系和社区关系的改善。住房所有权的资产构建性创造了一种推动社会全面发展的机制。

隔离房地产泡沫风险——基于住房增值参与证券(HAPN)的设计模拟

住房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具有消费和投资的双重属性。一方面,住房给居住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要素,满足消费效用;另一方面,住房又可以作为投资品,基于投资者风险偏好,带来短期的出租收入和长期的资产增值收益。这种消费和投资的二重性,在长期内为衍生关系,在短期内却有着内在矛盾。现有住房所有权制度将住房的二重性捆绑在一起,现存住房金融制度通过信贷杠杆更加重了这一矛盾。而这种特性和制度安排对房地产经济的波动起伏具有放大器的作用。为了隔离住房房地产泡沫,可以借助住房金融创新的设计思路,通过住房增值参与证券(HAPN)这种住房金融创新工具进行模拟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运用住房增值参与证券可以建立住房消费与炒房投机之间的防火墙,隔断房地产泡沫风险,促进住房市场健康发展。

在资产积累和可承担性之间:共有产权房的现状、挑战及出路

共有产权房成为满足中低收入家庭产权刚需、完善“租购并举”制度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房价上涨趋势下,共有产权房计价基础的普遍提高(从经适房到限价房)以及封闭运行模式的提出,使它与不同群体的需求更加错位。在此背景下,本文引入住房资产积累-可承担性分析框架,建议针对中等收入的“上夹心”和中低收入的“下夹心”目标群体,分别提供资产积累大于可承担性、不封闭运行的,和可承担性大于资产积累的、封闭运行的两种不同的共有产权住房产品。

城市青年群体住房产权获得的区域差异——以上海和南京为例

从城市异质性视角,以一线城市上海和二线城市南京为例,基于2013年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和南京市住房调查数据,利用Logistic模型,剖析了两地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两个城市青年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因素存在较大差异。与南京相比,上海青年居民的住房获得存在更大的区位和制度壁垒,受城市区位、户口、制度因素影响更大,而受教育水平、工作流动性等市场因素以及年龄、是否育有子女等生命历程因素的影响较小。上海,作为一线城市,户口制度仍然处于精准严控阶段,落户门槛相对较高,另外住房价格高企,上海的青年群体在住房产权获得中同时面临着制度层面和市场层面的双重严苛考验。而在二线城市南京,户口政策相对较为宽松,青年群体的住房产权获得所面临的制度性障碍较小,而市场因素更加主导。

农业转移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及机制

基于购房和定居的共时性决策假设,验证和控制了住房自有和定居意愿之间的内生性问题,并基于新迁移经济学和跨区域家庭生计策略理论,构建了递归双变量probit模型,探讨了农业转移人口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流入地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且以往相关研究都低估了住房自有对定居意愿的影响。同时家庭收入、婚姻、家庭化流动、社会网络、居留时长、家乡经济权利、流动范围等都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有显著影响。实证结果证实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意愿是一种家庭为本的“小农理性”决策,是在社会制度排斥之下综合家庭成员发展需求、家庭定居能力以及定居收益和成本的家庭空间安排,是一种跨区域的家庭生计策略。

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及购房意愿率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我国319个地级及以上行政区全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自有率以及其中无房户购房意愿率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自有率及无房户的购房意愿率分别为0~85.00%和0~75.00%,均值分别为30.45%和22.17%,二者总体上都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格局.全部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状况及无房户购房意愿的logistic回归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城市的从业人员数量、高科技从业人员比例、城市等级以及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在其他地区是否有自有住房和长居意愿是影响流动人口住房自有率和无房户购房意愿率的重要指标.

住房与幸福:幸福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问题

以居民幸福感为民生指标,本文系统研究了家庭自有住房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首先,从理论上研究了住房影响居民幸福感的两种新机制——流动性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其次,基于中国跨省区城镇居民调查数据,本文对这两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获得了如下重要发现:(1)不同产权类型的自有住房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拥有大产权住房和更多的大产权住房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幸福感,但拥有小产权住房以及小产权住房的数量对居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2)平均而言,大产权住房给首次置业和二(或多)次置业这两个居民群体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幅度并没有显著差异。但是,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更强和更可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二(或多)套大产权住房为其带来的幸福感提升幅度与首套房没有显著差异,而预防性储蓄动机较弱和受流动性约束可能性更低的家庭,大产权住房数量对居民幸福感提升的边际作用递减。这些发现很好地支持了本文的理论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