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除需要考虑传统区位理论涉及的东道国因素的差异外,还需要关注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的差异。然而,目前理论界在东道国因素和企业生产率两者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作用关系方面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对生产率在区位选择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释模糊甚至意见不一。基于理论分析并利用59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1 891项海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偏向于到市场规模较大,资源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文化距离较近,制度距离较大,双边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进入成本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企业自身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问题上是互补和替代关系,企业生产率实际上弱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东道国因素的约束,更多根据企业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让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

管制制度落差对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管制制度落差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着重对比了管制制度顺差与逆差对企业进入模式决策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东道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制度落差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低于中国时,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合资进入模式;当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高于中国时,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研究同时表明,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对以上两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地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比较传统的市场规模、劳动力、土地成本等一般影响因素,我国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差异也可能会对FDI的流入量产生影响。区别于已有以FDI总量为研究对象,本文基于我国22个省份2004~2012年面板数据,研究不同来源地FDI对我国不同地区环境规制严格程度的不同响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差异对日本和新加坡的FDI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其他国家(地区)而言,环境规制对FDI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发现,香港和韩国更看重中国大陆的市场和资本聚集度,而欧美发达国家偏好那些技术缺口较小、劳动力质量较高的地区,劳动力成本已经不再成为主要关注因素。

“健康权优位”的环境法律规制——基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思与检讨

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仍然较为狭隘,有必要促进食品安全规制理念向"食品安全和多样性"转型。食品安全法与环境保护法之间存在契合与融合现象,两者同源同质,其终极目的都旨在保障公众"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规制需要环境法律的积极应对,应改变环境法中极端的"大城市中心主义"、片面的"环境保护优先"的立法模式。环境法律规制应凸显"健康权优位"理念,这对食品安全规制和公民健康权益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公司投资中的环境法律责任探析——以解决对东道国的损害问题为视角

目前,国际环境法对跨国公司的控制都偏"软",不能起到有效作用。不过,现已出现了一些有希望的原则,包括公布有关有毒排放物数据的义务、在行为开始之前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研究以及母公司对其子公司环境危害行为应负责任等。为了确保外国投资与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不相背离,应进一步完善国际环境法,使其更好地控制外国投资,以便促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

论跨国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环境责任

本文通过系统地分析跨国投资者母国与东道国的环境责任问题,认为在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全球关注的今天,国家在跨国投资领域的环境责任规则酝酿着新的发展。东道国除了要对境内企业的活动造成跨国环境损害承担一定的赔偿义务之外,还负有不得以降低环境标准的方式吸引外资的义务;母国应承担防止其国民或公司在国外实施有害行为的义务,以及为受到其海外跨国公司侵害的受害者提供救济的责任和义务。

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研究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以及资源转移中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认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在选择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两种方式(新建进入和并购进入)时存在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在技术等重要资源转让成本不同的条件下,作为东道国应制定相应不同的引资政策以使利益最大化。本文评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变化,提出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规划,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我国环境规制对不同来源国FDI的影响

利用对中国直接投资排名前33位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等因素与不同来源国FDI流入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环境规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FDI,但对发达国家的FDI并未产生影响。由于我国FDI大部分来自发达国家,因此我国环境规制对FDI流入的影响是有限的。提高我国的环境规制水平不但不会抑制FDI企业的进入,反而可以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的竞争优势,发挥这些企业的技术扩散、外溢效应,更好地实现招商引资的战略目的。

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规制问题初探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东道国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必然对东道国造成一定影响,威胁东道国的经济安全,影响东道国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甚至损害东道国广大群体的利益。东道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关的规制措施,对外资准入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出台政策法规,抬高外资准入的门槛,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同时加大扶持本国民族产业的力度,引导外资投向本国的弱势产业和相对落后地区。在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尽可能实现双赢。

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的环境关系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迅速扩张,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中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都在快速增长。伴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许多东道国国家的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很多学者开始研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是大量的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加剧了东道国的环境污染,还是伴随着跨国公司的进入也带来了其先进的生产和环保技术,改善着东道国的环境状况。本文就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环境效应的国内外研究状况做一整理和评价。

世界发达国家环保产业政策及启示

首先阐述发达国家政府高度重视环保产业地位、制定出台各种优惠政策、实施强有力的法律法规等保证了其环保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次是指出我国环保产业政策存在问题及原因。最后是发达国家环保产业政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政府的重视及其方针政策是环保产业发展的支撑力,强有力的法律法规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强制动力,优惠政策是环保产业发展的根本保证,提高环境意识是环保产业发展的基础动力。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东盟国家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0—2017年东盟国家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阶段,东盟国家环保关注度和环境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政策级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跨国银行母国监管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东欧金融危机的启示

母国监管已经成为在设计和建构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原则。在采用此原则的欧盟跨国银行监管机制中,监管权力与监管责任、监管成本的错位使得金融监管风险以及损失承担的分配不当。这场东欧金融危机暴露了在这一原则下东道国金融体系对于那些跨国经营金融集团的母国监管节制的脆弱性。所以,在现行欧盟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之上应当引入注重影响效果的监管机制作为原有的以实体为基础的监管机制的必要补充。

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环境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的经济影响力剧增,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外资的主要来源,然而与之伴随的"三高"产业的转移给主要东道国的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环境问题,再加上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政绩观的错位、公众环保意识的欠缺,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而有限责任的原则使得各跨国公司母公司避开了责任的承担。对此,必须借助"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揭开公司面纱",将公司是否滥用控制权的举证责任赋予母公司,并考虑环境侵权的特殊性,以无过错责任原则和因果关系推定为基础完善对跨国公司环境法律责任的追究机制。

环境执法责任制是依法行政的根本保证

加强环境行政执法,是当前环境法制工作的重点,是推动环保各项工作开展的关键环节。本文从辛集市环境执法工作中,提出实施执法责任制是依法行政的根本所在。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笔谈)

主持人语 随着生态危机越来越严重，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越来越重视，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和任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列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本专题就是围绕着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比较深广的探讨。

跨境资本流入驱动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跨境反洗钱监管视角

本文以2011-2020年全球17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专门表征各国跨境反洗钱(AML)监管系统有效性的巴塞尔AML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跨境AML监管在“跨境资本流入—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变化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转移(包括跨境洗钱)会通过放大资本流入的波动风险抑制经济增长。适度的跨境AML监管通过缓和跨境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来改善东道国经济增长趋势;过度的跨境AML监管通过加剧跨境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来持续延缓东道国经济增长趋势。

论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基于若干国际投资仲裁案例的研究

目前,间接征收问题已成为各国在外资领域实施环境措施的现实难题。在大多数国际投资仲裁案件中,仲裁庭并未支持东道国环境措施,而是认为东道国环境措施对外资构成了间接征收。国际投资仲裁中,东道国环境措施与间接征收之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蕴涵着东道国维护环境公共利益的权力与保护外国投资者财产利益的义务之间的冲突。在投资条约序言中增加环境保护目标、确立"兼采效果与目的"标准、规定间接征收例外条款和构建适度约束仲裁自由裁量权的机制等举措有助于实现国际投资仲裁中环境保护与外资保护的适度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