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率异质性、东道国因素与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

跨国企业海外投资区位选择除需要考虑传统区位理论涉及的东道国因素的差异外,还需要关注企业生产率等异质性因素的差异。然而,目前理论界在东道国因素和企业生产率两者在区位选择决策中的作用关系方面尚未达成共识,相关研究对生产率在区位选择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解释模糊甚至意见不一。基于理论分析并利用590家中国上市公司的1 891项海外投资项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偏向于到市场规模较大,资源丰裕度、工资水平、产业技术水平较高,文化距离较近,制度距离较大,双边政治关系良好的国家和地区投资,进入成本已经不再属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考虑的主要因素,地理距离的影响也逐渐减弱,而企业自身生产率与东道国因素在区位选择问题上是互补和替代关系,企业生产率实际上弱化了区位决策中东道国因素的决定性作用,使跨国公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东道国因素的约束,更多根据企业内部资源来进行决策,让一些先前不具有吸引力的东道国也有可能成为投资的目的地。

管制制度落差对中国跨国公司进入模式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管制制度落差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之间的关系,着重对比了管制制度顺差与逆差对企业进入模式决策的不同影响,在此基础上探索了东道国市场的开放程度与制度落差的交互作用对企业海外进入模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低于中国时,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合资进入模式;当东道国管制制度水平高于中国时,随着制度距离的增大,企业更倾向于采取独资进入模式。研究同时表明,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对以上两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

“健康权优位”的环境法律规制——基于食品安全问题的反思与检讨

我国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仍然较为狭隘,有必要促进食品安全规制理念向"食品安全和多样性"转型。食品安全法与环境保护法之间存在契合与融合现象,两者同源同质,其终极目的都旨在保障公众"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安全规制需要环境法律的积极应对,应改变环境法中极端的"大城市中心主义"、片面的"环境保护优先"的立法模式。环境法律规制应凸显"健康权优位"理念,这对食品安全规制和公民健康权益的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东道国对外资并购的规制研究

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以外资并购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以及资源转移中的政府和跨国公司的博弈作为理论分析的主要内容,认为东道国和跨国公司在选择外资进入东道国的两种方式(新建进入和并购进入)时存在不一致的经济利益,在技术等重要资源转让成本不同的条件下,作为东道国应制定相应不同的引资政策以使利益最大化。本文评价了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变化,提出外资并购规制的政策取向和战略规划,以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发达国家罢工权的演进、实效与规制

发达国家劳动者的罢工权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有组织的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方也逐渐改变了对待罢工的态度。发达国家的政府更是作为劳资双方之间的平衡力量,通过制定法律规范既确保了劳动者的罢工权,使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得到申诉;又规制了罢工,使之不对资方和社会产生较大的负效应。承认劳动者的罢工权,并将罢工纳入法制轨道,对于劳资合作与社会和谐都是重要的。

土地征用中的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土地征用问题研究评述

征地行为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日益严重,威胁到了"失地农民"的各种社会权利和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本文将土地征用问题置于国家、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三维关系之中进行考察,并沿着土地制度、农民集体利益表达与维权运动、国家与农民的关系等三条路径对我国学术界关于土地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述。作者认为,在认识征地问题时,应当采用一种综合的观点,将以上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同时,还应当注意土地征用中的"程序"正义原则与补偿中的差别正义原则。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土地征用问题的本质。

东道国政府对跨国公司的规制问题初探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东道国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其必然的战略选择。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活动必然对东道国造成一定影响,威胁东道国的经济安全,影响东道国同行业其他企业的发展,甚至损害东道国广大群体的利益。东道国政府对此采取了相关的规制措施,对外资准入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出台政策法规,抬高外资准入的门槛,对跨国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规制。同时加大扶持本国民族产业的力度,引导外资投向本国的弱势产业和相对落后地区。在东道国政府与跨国公司的博弈中,尽可能实现双赢。

跨国银行母国监管制度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东欧金融危机的启示

母国监管已经成为在设计和建构大部分跨国金融机构监管制度中的核心原则。在采用此原则的欧盟跨国银行监管机制中,监管权力与监管责任、监管成本的错位使得金融监管风险以及损失承担的分配不当。这场东欧金融危机暴露了在这一原则下东道国金融体系对于那些跨国经营金融集团的母国监管节制的脆弱性。所以,在现行欧盟金融监管制度的基础之上应当引入注重影响效果的监管机制作为原有的以实体为基础的监管机制的必要补充。

国际投资法下东道国监管权的改革——基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分析

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可持续发展改革的核心要素是东道国与外国投资者的利益平衡,强调保护和鼓励投资的目标不应影响东道国公共利益的监管权。近年来,东道国监管权通过限缩投资及投资者定义、细化间接征收标准、引入禁止性履行要求的例外情形与矫正投资者-东道国争端解决(Investor-State Dispute Settlement,ISDS)机制等在国际投资协定(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IIAs)和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得到全面发展。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友好型改革,最有效的途径是单列监管权条款并引入比例原则确保监管权的有序实施。对中国而言,在结合本国需要修订相关条款的同时,应积极参与IIAs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和增强国际话语权。

析《美墨加协定》之ISDS机制的改革——以东道国规制权为视角

2018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首脑在G20峰会上签署此前达成的《美墨加协定》以替代《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新的协定对投资章节作出了修改,包括对NAFTA项下ISDS机制的改革。各国从本国规制权的利益考量出发,针对三国相互之间的投资争端解决方式,采取了àlacarte方式,以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对东道国规制权这一问题作出回应:其一是用东道国当地救济替代传统的ISDS机制;其二是对传统的ISDS机制进行改革以适应维护规制权的需要。这种立法技术上的创新使得《美墨加协定》能够有效地兼顾各方需求,因时度势,而并不是一味牺牲东道国规制权以换取对投资者利益不受限的保护。

跨境资本流入驱动经济增长的门槛效应研究——基于跨境反洗钱监管视角

本文以2011-2020年全球179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专门表征各国跨境反洗钱(AML)监管系统有效性的巴塞尔AML指数作为门槛变量,实证研究跨境AML监管在“跨境资本流入—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变化中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跨境资金转移(包括跨境洗钱)会通过放大资本流入的波动风险抑制经济增长。适度的跨境AML监管通过缓和跨境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来改善东道国经济增长趋势;过度的跨境AML监管通过加剧跨境资本流入的负面影响来持续延缓东道国经济增长趋势。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东道国国别数据的经验研究

知识经济时代,技术(知识)领域已成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最活跃的板块。本文在参考国际产权指数(IPRI)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新的体系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并采用2007~2017年46个东道国国别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对母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将通过制度环境效应、替代效应有效促进OFDI逆向技术溢出,且两者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低水平的逆向技术外溢所引起的基础研发投入不足,容易致使母国企业受自身的技术吸收门槛效应制约;当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环境达到较高水平后,东道国企业或政府会倾向于利用其垄断优势效应来保护本国先进技术,以限制逆向技术溢出。

“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音乐产权制度综论

“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国家,在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独特的音乐产权制度生态。基于此区域生态,中东欧二十国呈现西方文明圈、东正教文化圈、俄罗斯文明圈、混合文明圈四大区域音乐产权特性。中东欧国家多属于大陆法系,其国内音乐产权规范体系由基本法律与实施规范组成,国际条约和宗教教义也是其重要构成。中东欧音乐产权基本制度在各国的宪法、民法典、著作权法、刑法等中都有规定,但四大区域的具体制度不完全一致。四大区域音乐产权专项规范,涵盖主体类型、产权对象、权利内容,但各国具体规范状况差异较大;产权人的精神类产权与经济类产权保护相对充分,但综合类产权保护不足;刑事司法与海关行政保护受到注重,但民间救济措施不够完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