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情怀、感知价值与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

基于“刺激—反应—行为”理论,将家乡情怀、感知价值纳入分析框架,利用福建省311份农村居民的实地调研数据,探究家乡情怀和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家乡情怀、感知价值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探讨发现,感知生态价值和感知社会价值在家乡情怀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积极的中介作用。鉴于此,提出加深农村居民的家乡情怀,营造关系紧密的乡村氛围;提升农村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感知价值水平,引导农村居民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提高农村地区垃圾分类参与度,有效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江苏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中农户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异,制约着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振兴战略进程。本研究以江苏13个地级市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为研究对象,基于二元Logit模型实证研究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90%的农户有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但实际进行生活垃圾分类的农户仅占48%,悖离率高达42%;分类知识的了解程度、政府奖惩措施、垃圾分类改善作用、垃圾治理满意程度、村庄环境感知、其他村民环保态度以及农户性别、年龄是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主要因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存在异质性。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农村垃圾分类治理机制、提高农户垃圾分类认知水平、重视社会网络辐射带动作用、差异化制定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政策等建议,以期为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振兴提供参考。

垃圾分类制度、环境认知与农户垃圾处理意愿研究

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关键,对促进乡村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安徽省铜陵市枞阳县部分农村地区居民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有序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在农户环境认知水平的中介作用以及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下对农户生活垃圾处理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当生活垃圾分类制度越完善,实施程度越高时,农户会受此影响更积极将生活垃圾进行处理。(2)农户的环境认知水平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与农户生活垃圾处理意愿中起着部分中介作用,其中农户分类制度认知更能影响其垃圾处理行为。(3)社会支持会在垃圾分类制度与农户环境认知水平之间起着重要调节作用,当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程度相当时,高社会支持的农户比低社会支持的农户环境认知水平更高。基于此,提出以下建议:(1)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分类制度,同时各地区再因地制宜制订相应的细分政策。(2)利用信息传播渠道来加强对农户的宣传教育,提升其环境保护意识。(3)政府要加强垃圾分类的基础设施建设,给予农户强有力的支持力度。

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问题和治理:国内研究述评及展望

城市社区垃圾分类作为垃圾治理的源头之一,是破解“垃圾围城”难题的必要之举,也是美丽城市建设的内在要求。基于此,梳理了1996-2022年的国内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学界围绕城市社区垃圾分类的行为、问题归因、治理路径、以及相关理论等主题,形成了一批颇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从公共性治理视角、研究方法以及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方面对国内相关研究阐述不足与反思,结合聚焦公共治理视角,重视实证研究、案例研究、比较研究,强调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与融合与构建常态化的基层社区治理体系4个层面给予后续研究建议,以期推动国内城市社区生活垃圾分类问题的研究进程和理论构建。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研究--基于村庄环境、村庄制度的调节效应

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严重制约着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成效。以陕西省863个农村居民为研究对象的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悖离的影响,进一步探究了村庄环境、村庄制度在上述路径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主观规范、分类态度及知觉行为控制均显著负向影响农村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村庄环境和村庄制度不仅抑制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在上述影响路径中也发挥着正向调节效应;农村居民的年龄和家庭人口数显著正向影响其分类意愿与行为的悖离,而受教育程度、居住时间、是否为村干部以及是否为党员显著提升其分类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因此,提升农村居民的主观规范,加强生活垃圾分类态度与知觉行为控制的互补,改善村庄环境并优化村庄制度,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居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向行为转化,实现言行合一。

群体规范、生态认知与农户垃圾分类行为

生态宜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促进生态宜居和实现美丽乡村的重要手段,调动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对乡村人居环境改善至关重要。而农村生活垃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要方面和内容。因此,文章以农村生活垃圾分类为例,基于2021年CLES数据,采用Orderd Probit模型,通过中介效应,研究不同类型的群体规范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非正式规范中村规民约、邻里效应和名誉约束对农户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正式规范中宣传教育、奖惩措施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显著;(2)非正式规范的影响存在家庭收入水平和性别异质性;(3)环境认知在群体规范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据此,对不同收入水平、不同性别的农户群体实行适宜的规范措施,以提高农户的生态认知水平。

华北都市近郊农户垃圾分类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浅析——以石家庄市为例

农户是农村生活垃圾的责任主体,其分类行为对垃圾治理有决定性作用。选择以石家庄为代表的华北都市近郊农村作为区域典型代表,基于276位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和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双重统计分析手段,探究不同因素对农户分类行为的影响,以及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农户的垃圾分类了解程度对其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垃圾分类宣传不仅对农户分类行为有明显促进作用,还对其他影响因素存在正向调节效应。此外,分类设施与奖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也将使农户投放习惯产生良性改变。综上,优化垃圾分类的宣传手段,提升分类设施的便利性,加强奖惩制度的规范化,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高农户对垃圾分类的了解程度,切实增强农户实施垃圾分类行为的主动性。

居民厨余垃圾单独收集意愿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整合的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模型

基于整合的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居民厨余垃圾单独收集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政府行为和个人规范等4个因素对居民厨余垃圾单独收集意愿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其中个人规范影响最大,其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22;行为态度在结果认知和个人认知对单独收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个人规范在结果认知对单独收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个人规范在主观规范对居民单独收集意愿的影响中发挥完全中介效应。

居民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意愿与行为一致性影响因素研究

针对城镇居民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意愿与行为开展了调研,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居民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意愿与行为一致性的因素。结果表明:居民对开展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有意愿占比84.3%,无行为占比71.1%,居民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意愿与行为的悖离率达到55.4%。居民环境认知、主观规范、行为态度对居民厨余垃圾处理处置意愿与行为悖离具有显著性影响。为此,需要从实施源头减量化、坚持单独分类收集、完善收运体系、加强监督管理等方面确保厨余垃圾处理处置落到实处。

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

在计划行为理论基础上,融入政策宣传和情境因素变量,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和政策宣传变量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主观规范和情境因素对行为意向的直接影响并不显著。

大学生环境意识与垃圾分类行为管理体系构建

以烟台大学为例,采用现场试验及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烟台大学学生垃圾分类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将影响环境行为的各环境意识因素根据影响强度排列。结果表明,大学生的环境行为表现较差,但根据环境意识对大学生的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管理,能够明显改善现状,可以根据环境意识因素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强弱,构建大学生垃圾分类行为管理体系。

互动型治理:农村垃圾分类机制建设的逻辑阐释

农村环境治理是多方主体不断互动、反复磨合的复杂协商过程。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在地方政府行政命令的影响下开始实施,符合国家环境治理的大政方针,却不一定满足农民的“口味”。在村干部等地方精英的支持与引导下,通过村庄内部的组织引导与管理方式创新,促进农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行为习惯,并根据实践经验来调整地方政府的垃圾分类政策,最终形成一些符合农村社会、具有操作性的垃圾分类制度。浙中农村垃圾分类机制的建设,不仅是地方社会垃圾分类机制设立、调适与完善的过程,也是农民在垃圾分类制度、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下塑造分类行为的过程,还是地方政府、村干部、村民在权力关系与社会关系作用下相互妥协的一种结果。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系统研究

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较高,但实际有分类行为的较少。导致大学生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分离的原因包括:个人对垃圾分类认知水平和效能感较低,责任主体意识错位;家中垃圾分类氛围缺乏;校园中垃圾分类设施和人员配备不完善,缺少相关的有效宣传和能落地的具体办法;社会环保意识缺乏,垃圾混合处理观念积淀甚深,垃圾分类正式制度不完善和非正式约束乏力。为此,从个人、家庭、学校、社会四个层面思考相应对策。

垃圾减量分类中社会及个体因素的量化分析

考虑垃圾减量分类过程中居民与外界社会环境的复杂交互行为,基于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垃圾减量分类过程中各项影响因素与居民行为的反馈网络,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以小区为单位的深圳市居民垃圾减量分类过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根据该模型,量化分析各项社会及个体因素对居民减量分类行为的影响,并对居民的垃圾减量行为与分类行为分别进行预测。

MMESE理论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研究

目的在深入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动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通过探寻垃圾投放行为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应策略引导城市居民改善不良垃圾投放行为。方法基于常州市25个城市住宅小区的实地调研数据,运用有序Logistic模型探讨MMESE(Man-Machine-Environment System Engineering,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理论下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年龄、设施控制器情况、光线对设施的影响、制度执行状况、设施及其周边环境气味、周围是否有人对城市生活垃圾投放行为解释力比其他影响因素更强。结论建议针对社区的不同人群进行不同的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居民的垃圾分类投放参与度。同时,强化垃圾投放设施的管理,对垃圾投放设施增加夜间发光功能并定期维护清洁,以提高垃圾分类投放行为的便利性和准确性。

农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与行为差异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根据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过程中农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差别,利用浙江省5地(市)农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鉴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构建理论框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农民分类意愿和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民是否了解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和要求"与垃圾收集设施类别数量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和分类行为的影响一致;"是否有安排保洁员"、"垃圾处理是否收费"对农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分类意愿影响不显著;农民的年龄、家庭常住人口数对分类意愿具有显著影响,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月均收入与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的实际分类行为具有显著影响。

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卢因行为模型

垃圾分类处理是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源头,也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关键。论文基于陕、甘、冀三省598份农户调查数据,依托卢因行为模型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影响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环境认知、环境技能、经济激励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行为的影响程度最为强烈,行为便利性的影响程度较小。据此提出:地方政府应加大垃圾分类处理的宣传力度,提升农户生活垃圾分类处理方面的环境认知及技能,并有效利用激励政策鼓励农户积极参与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强垃圾分类设施配备,为农户实施分类处理行为提供便利,进而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的有效实施。

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以张家港市为例

为识别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本文构建了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拟合与修正,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与大城市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张家港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5%,高于一、二线大城市.对于张家港市居民而言,“行为意愿”是影响其分类行为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环保意识”和“社会影响”;“经济回报”和“法规影响”的显著性较低,尚未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分类知识掌握程度”和“时间花费”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主观意识(敏感性系数:0.629)仍是影响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主导因素,但在强制垃圾分类背景下,随着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社区管制加强,其影响作用趋于减弱,而客观环境对应的显著观测变量更多,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将是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有效发力点.

数字素养对农户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的影响研究

在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背景下,垃圾分类对于缓解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压力、推进乡村振兴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苏南农村地区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并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系统考察了农户数字素养对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数字素养对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水平总体偏低,生活垃圾分类意愿较高,且高于分类行为。数字素养不仅显著提升了农户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意愿,还促进了农户积极践行垃圾分类行为。而且,提升数字素养水平有助于缩小农户垃圾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之间的差异。

基于ISPC框架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行动者行为分析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关乎资源治理及其再利用,是环境治理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当今世界各国城市治理的重要议题。文章提出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行动者行为归因的ISPC分析框架,即“制度设计—社会环境—个体认知—集体行动”四维分析框架,选取上海市12个市辖区24个社区进行居民问卷调查,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居民生活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ISPC四维分析。研究发现:制度设计是行动者行为产生的引擎;有效动员所形成的社会环境是行动者行为成功的关键;行动者的个体认知是其行为长期维续的稳定器;集体行动则是保障行动者个体行为大众化、常态化的调节杠杆。为此,应从完善制度设计、改善社会环境、提高居民个体认知和动员集体行动四个方面入手,改进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政策,完善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