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家庭债务与金融整治——基于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2015年、2017年和2019年四期数据,构建Probit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影响,并基于近年来金融整治的一个典型样本——P2P网贷风险专项整治,构建强度DID模型探讨实行金融整治政策能否有效降低家庭债务。研究发现:(1)数字金融的使用显著提高了家庭负债概率和债务水平;(2)金融整治之后,使用数字金融家庭的债务水平出现显著降低;(3)异质性分析显示,金融整治政策对使用数字金融的家庭的债务缓解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贫困家庭和农村家庭中更为显著,在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发挥了有益作用。研究结论对我国规范发展数字金融、防范金融风险、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数字金融能力与城镇家庭债务风险:倒U形特征与机制解释

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以城镇居民为研究对象,从微观视角构建了数字金融能力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了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力对城镇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小的倒U形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通过增加非理性支出、提升信贷可得性和增加风险偏好扩大家庭债务规模,进而导致债务风险增加;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力也会通过增加财富积累能力和减少非正规渠道借贷行为实现资产增值和降低借贷成本,从而降低家庭债务风险,而两者之间的倒U形关系是由数字金融能力提升所带来的净效应决定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低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而中、高资产城镇居民的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债务风险呈现出倒U形特征;不同教育程度的城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与其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均呈现倒U形特征,但受教育程度越高,拐点出现得越靠左。

数字普惠金融、过度负债与家庭财务风险

数字普惠金融在降低家庭金融准入门槛的同时也增加了家庭的财务风险。基于CHFS2013-2019年微观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家庭过度负债为研究重点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财务风险的影响,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部门财务风险的影响机制与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家庭高风险型债务的方式扩大家庭过度负债风险,进而导致家庭偿债能力与资产流动性降低,增大家庭财务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中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家庭等财务弱势家庭更易受到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从而导致过度负债与财务风险扩大。政府应完善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加强社会金融福利保障体系建设,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市场良性发展。

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家庭杠杆率

近年来,中国家庭杠杆率的上升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人口老龄化可能对家庭杠杆率产生影响。理论推导表明,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会提升家庭杠杆率。实证分析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检验得出人口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为正。机制分析发现,老龄化导致低收入人群在面对住房需求和应对老龄化支出时,倾向使用住房抵押贷款以平滑生命周期消费,进而推高了家庭杠杆率。同时,本文发现家庭面临的健康风险与养老抚幼双重负担,也是老龄化导致杠杆率攀升的潜在作用机制。此外,老龄化对家庭杠杆率的影响在城乡类型和户主受教育水平差异,以及家庭小型化程度之间存在异质性。

生育政策放开对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为例

近年来,我国的生育政策不断宽松,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由此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基于我国2016年放开“全面二孩”的政策实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方法和截断回归模型,研究该政策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的影响。研究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居民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边际效应的计算显示,当家庭受到全面“二孩”政策影响时,家庭持有负债的概率平均增加6%。据此提出,解决人口问题不仅需要宽松的生育政策,更需要在生育政策外下功夫。从居民家庭负债视角来看,更切实的支持和补贴政策是发挥生育政策作用的关键。

数字金融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家庭杠杆率视角的分析

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8年和2020年数据,构建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家庭杠杆率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变动趋势,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居民幸福感会先增加后减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家庭杠杆率作用于居民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低学历、中老年、中低收入、城镇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显著倒U型变动趋势。因此,政府应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来提高居民幸福感,同时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防止因家庭杠杆率过高造成债务风险外溢。

美联储加息冲击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溢出效应及其应对

利用2007—2022年季度数据构建BVAR模型,研究美联储加息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溢效应,发现美联储加息将导致家庭债务、商品房销售额、房价和房地产投资下降,产生负向外溢效应。而后构建含有GHH效用函数、异质性家庭、信贷约束和房地产部门的小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在加息冲击下,DSGE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BVAR模型的特征事实。机制分析表明利息差渠道、国际资本流动渠道和利率渠道是其中主要的内在影响机制,信贷约束具有放大机制。反事实实验表明当美联储加息时,中国加息将使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中国采取降息或放松信贷政策的逆向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冲美联储加息的负面影响,但加剧了资本外流。中国在短期采取降息、在中长期采取加息和放松信贷相结合的政策组合,能够达到更好的政策调控效果。

居民家庭杠杆率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吉林省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制度性年度统计调查工作,该项调查是中央银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负债情况、研究住户部门偿债能力、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途径。当前居民加杠杆情况普遍增多,为探究居民家庭杠杆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基于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制定了五种能够反映家庭杠杆率的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加杠杆程度提高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家庭杠杆率主要负作用于消费支出,且资产负债率指标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最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指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年轻群体(33岁及以下)、大型家庭(4人及以上)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中,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房价变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适度负债的调节效应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2015年和2017年的数据,基于适度负债视角,构建非平衡面板模型,实证研究了房价变动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价对家庭消费存在显著影响,且二者间的关系呈倒U型。随着房价升高,其对家庭消费的财富效应逐渐转变为挤出效应。而适度负债在房价变动与家庭消费的传导间起调节作用,当家庭利用适度债务杠杆时,房价变动对家庭消费的倒U型曲线拐点处于家庭消费的更高位置,这有利于净资产较高的家庭通过适度负债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基于此,政府应调控房价回归合理区间,充分发挥财富效应,对住房调控“因城施策”,以遏制房地产市场过度投机,鼓励居民合理利用适度负债,倡导“量入为出”。

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研究——基于非理性行为视角

使用2007-2020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的影响以及非理性行为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居民债务对房地产金融风险有显著正向影响,且该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受到的影响小于中西部地区。进一步分析表明,非理性行为在居民债务影响房地产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具有正向调节效应。

“不患寡患不均”——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的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近年来,“负债消费”已经成为诸多中国家庭消费新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这是否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值得深入探讨。通过使用2017年和2019年的CHFS混合截面数据,综合考察了家庭负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消费相对剥夺和健康渠道效应。研究发现:家庭负债可以通过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因为负债恶化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幸福感的负向效应,这种正向效应被掩盖了;负债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享受型消费中,且主要是非住房负债发挥了作用。此外,该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财富水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且主要发生在非一线城市。研究拓展了负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分析,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应“扬长避短”,完善信贷产品供给结构和配套政策,发挥负债对于建设“幸福中国”的积极作用。

金融素养与家庭幸福——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考察了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其影响原因和传导机制展开分析。为了克服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选取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研究发现,金融素养水平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家庭幸福感,主要通过家庭金融市场参与、风险异质性和家庭负债产生作用。从异质性分析可以看出,金融素养对城镇居民和风险厌恶家庭幸福感产生的影响更加明显。本文为厘清金融素养与幸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链条证据,为增强我国居民福祉提供了理论支撑。

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及影响效应

积极财政政策是解决居民消费不足的主要措施,地方政府债务是构成积极财政政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探究债务风险不断攀升背景下积极财政政策是否仍具有凯恩斯效应。基于2009—2021年我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效应模型、非线性中介效应模型和非线性调节效应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适度的地方政府债务有效提升居民消费水平,过度的地方政府债务抑制居民消费水平;基于不同的债务发行和偿还阶段的分析发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土地财政是产生上述效应的两个路径;以借新还旧为目的发行的置换债对地方政府债务和居民消费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过度的置换债强化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水平的消极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两者之间的非线性效应在隐性债务、城镇居民消费、中部地区、高产业结构地区、居住类消费和交通通信类消费中更强。因此,地方政府应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债务限额管理机制,将债务总增量控制在导致居民消费挤出效应发生的阈值以内;严控新增隐性债务,加快促进隐性债务显性化;优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结构;积极探索多元化的财政收入来源,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加强对置换债发行的监督。

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房价暴涨与家庭负债危机探析

若仅依据统计指标,韩国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然而,在历史因素、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低利息和房地产政策的失误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文在寅执政期间房价暴涨,使韩国人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同期出现的“调集灵魂”投资和“贷款投资”也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韩国银行使用的两种家庭负债统计方法都遗漏了全租保证金贷款等重要债务,无法准确把握负债比率。现如今,差价投资盛行、信用贷款和全租资金贷款也大幅增加,因此韩国的家庭负债风险远比预想中要严重得多。

数字金融发展与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差异

数字金融的蓬勃发展正深刻地影响着家庭经济行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数字金融发展在给家庭带来“数字红利”的同时,也很可能导致家庭债务风险的累积。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城乡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差异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金融发展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正向影响,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其次,数字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素养低和收入差距高的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最后,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升家庭信贷可得性和家庭支付便利性从而加剧了家庭债务风险,且与城镇家庭相比,其对农村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更大。上述结论对于防范城乡家庭债务风险和推进我国数字金融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家庭负债行为的同群效应研究——基于CFPS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同群效应视角,利用2016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异质性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家庭负债行为存在明显的同群效应;其次,不同家庭类型和收入水平下的家庭负债行为同群效应存在差异;再次,面对面交流信息传递强化了家庭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负债程度的同群效应,互联网媒介信息传递减弱了家庭正规负债途径选择和非正规负债途径选择的同群效应,自我定位增强了家庭负债与否的同群效应。基于此,应进一步引导并宣传理性的负债理念,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并重点加强因同群家庭负债行为过高可能产生的资金入不敷出风险的防范以及对农村地区信息传递渠道的建设。

生育政策与家庭负债——基于量质权衡模型的分析

自2013年以来,我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三孩”政策的转变,但出生人口数量、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自2017年后呈现难以逆转的下降趋势。研究基于量质权衡模型,加入信贷和生育补贴变量,并在放松生育边际成本恒定假设的前提下,得出不断放开的生育政策带来的家庭支出增加可能进一步传导至居民家庭负债增加的结论。政府应当认识到放开生育和控制家庭债务风险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冲突,并统筹考虑“促生育”和“稳杠杆”这两类政策。

论农村承包经营户债务承担规则之适用——《民法典》第五十六条释疑

《民法通则》确定,农村承包经营户之债务承担由“经营者”负责,它突破了投资人风险自负的原则,确立了承包人、投资人和利益享受人均应担责的规则,资格符合中国农村家庭承包经营的特点。但随着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被普遍授予土地承包经营权,以及几十年来农村家庭财产关系的巨变,原来认定承包地“经营者”的标准失去了适用环境。《民法典》及时提出了以“事实上的经营者”承担经营责任的规则,而“事实上的经营者”须具备以下条件: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自家承包地主要劳务投入者;或者是流转土地经营权的决策者。但家庭成员中的被赡养、被抚养者,一般不对农户承包经营债务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