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金融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家庭杠杆率视角的分析

不断增强居民幸福感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在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的背景下,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8年和2020年数据,构建面板有序Probit模型,基于家庭杠杆率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呈显著倒U型变动趋势,随着数字金融的发展,居民幸福感会先增加后减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影响家庭杠杆率作用于居民幸福感。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低学历、中老年、中低收入、城镇及中西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呈显著倒U型变动趋势。因此,政府应通过弥合城乡数字鸿沟来提高居民幸福感,同时应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防止因家庭杠杆率过高造成债务风险外溢。

居民家庭杠杆率对于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吉林省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居民资产负债调查是中国人民银行2019年开始进行的一项制度性年度统计调查工作,该项调查是中央银行分析居民金融资产负债情况、研究住户部门偿债能力、制定宏观经济决策的重要途径。当前居民加杠杆情况普遍增多,为探究居民家庭杠杆率对消费支出的影响,本文基于吉林省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调查数据,制定了五种能够反映家庭杠杆率的指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加杠杆程度提高对消费倾向的影响。研究表明:居民家庭杠杆率主要负作用于消费支出,且资产负债率指标对家庭消费支出具有最明显的抑制作用;该指标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年轻群体(33岁及以下)、大型家庭(4人及以上)和中等以上收入家庭中,对其影响更为显著。

美国家庭债务变动——一些发现及其解释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家庭债务规模增长迅猛,已形成巨大的家庭债务泡沫。本文主要从债务规模、结构及其相关财务指标考察了美国家庭债务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时间偏好、金融制度创新以及人口与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是美国家庭债务增长的重要原因。

家庭负债异质性与影响因素解析:中国的微观证据

文章利用最新公布的消费金融调查数据,考察城镇家庭负债的异质性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资产持有量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家庭负债意愿,其中资产投资属性越强,对负债意愿的影响程度越大,贡献大小依次为金融资产、房产及其他资产等;收入会显著增加家庭负债率,增加家庭收入对低负债家庭的影响小于高负债家庭,资产的增加会显著地降低家庭负债率;未来收入预期、少儿抚养比对家庭负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职业、性别、婚姻等变量对家庭负债的影响不大。文章研究结论为制定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等相关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

“不患寡患不均”——基于消费相对剥夺的家庭负债对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研究

近年来,“负债消费”已经成为诸多中国家庭消费新模式,随之而来的是家庭部门杠杆率的攀升,这是否能够切实提高我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值得深入探讨。通过使用2017年和2019年的CHFS混合截面数据,综合考察了家庭负债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消费相对剥夺和健康渠道效应。研究发现:家庭负债可以通过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高居民主观幸福感,但因为负债恶化居民健康状况降低幸福感的负向效应,这种正向效应被掩盖了;负债缓解消费相对剥夺提升幸福感的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享受型消费中,且主要是非住房负债发挥了作用。此外,该正向效应主要发生在财富水平和教育程度较低的“弱势群体”,且主要发生在非一线城市。研究拓展了负债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分析,政府和有关金融机构应“扬长避短”,完善信贷产品供给结构和配套政策,发挥负债对于建设“幸福中国”的积极作用。

基于微观数据对四川省居民杠杆水平及风险阈值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成为多方关注的焦点问题。目前关于这一领域的分析多基于宏观统计数据,虽然能反映居民杠杆率的总体变化趋势,但无法全面反映其分布特征,可能会因此造成判断和政策偏差。因此,本文使用四川省居民信贷微观数据,对居民杠杆率的分布状况和债务违约风险阈值水平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主要结论如下:一是居民杠杆率总体上已偏高,一半以上家庭近30%的年收入直接用于偿付债务本息,未来消费几乎没有扩张升级的空间;二是居民杠杆率分布不均衡,低收入家庭的债务压力相对较大;三是杠杆水平是影响债务违约风险的显著变量,短期内居民债务违约风险不大,但长期债务隐患不小,一旦居民收入增长出现波动或者债务成本提高,债务违约风险可能会迅速上升。

住户部门杠杆率快速上升成因及影响研究

2008年危机后的10年,全球家庭债务在增加,住户部门杠杆率上升。从历史经验看,大多数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住户部门加杠杆的过程,加杠杆短期内有利于经济发展,杠杆率上升的速度比杠杆水平本身更为重要。我国的杠杆率目前属于中等水平,但动态攀升速度过快引起各方关注,上升原因包括本身的加杠杆空间以及宏观调控政策选择,较宽松的信贷政策对房贷市场的助推,以及更多融资途径提供的可能。快速攀升的杠杆率可能加剧房产泡沫,加剧财富分化以及对城市化进城的反作用,对消费增长也会形成一定的挤压。同时,居民储蓄意愿下降,负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过高,低收入群体高负债,都预示着潜在的偿债风险。

负债水平对家庭经济脆弱性的影响

家庭经济脆弱性反映了居民家庭可能陷入财政危机的状态,在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的当下,中国居民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有待进一步加强。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实证检验了家庭负债对经济脆弱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债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家庭经济的脆弱性,资产负债率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约增加0.91个百分点。居民健康状况、应急储蓄在负债与家庭经济的脆弱性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家庭负债的增加,会导致户主健康状况恶化,降低家庭应急储蓄水平,从而加剧其经济脆弱性。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相对于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更容易受到金融排斥,其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更差,家庭经济脆弱性更高;同时,领取政府补助和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家庭经济脆弱性更低。因此,政府应当重视引导居民家庭合理负债,构建更加完善的健康服务体系,必要时提供适当的应急储蓄,以提升居民家庭的总体福利水平。

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度量与特征——来自中国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

居民家庭合理负债可以通过消费平滑提升其生命周期的总效用,但过度负债会影响债务的可持续性。通过回顾现有研究中关于家庭过度负债的定义及其主要度量方式,确定了中国居民家庭过度负债的客观度量指标,包括债务偿还负担类指标和偿债后家庭贫困类指标两类。在此基础上,选取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城镇家庭微观调查数据,以家庭经济压力的主观度量为依据,借助列联表确定了6个客观度量指标的阈值,并进一步考察了过度负债家庭的基本特征。研究发现:(1)以债务偿还比率、调整后债务偿还比率及房贷偿还比率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50%、45%和40%;(2)以相对收入贫困线、绝对收入贫困线及绝对消费贫困线为基础构造的过度负债识别指标的阈值分别为30%、2300元和1.9美元;(3)家庭的净资产和收入、人口学特征以及所在地域等因素均会对过度负债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度量指标中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为客观评价中国居民家庭的过度负债提供了经验证据,对于结构性优化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水平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走势判断--2018-2019年中国宏观经济再展望

"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课题组于2018年10月发布中国季度宏观经济模型(CQMM)的第二十五次预测。预测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来自于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减速。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通过贸易渠道对中国GDP增长的负面冲击影响有限,但应高度关注贸易摩擦对以制造业出口为导向的民间投资增速的负面冲击影响。针对当前中国家庭部门负债率急剧增长的现实所进行的宏观经济效应经济模拟结果则表明,家庭部门负债率的上升,对居民消费产生较大的抑制效应,也不利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因此,在贸易摩擦有可能继续升级的背景下,有关部门要适当考虑"去杠杆"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因素和市场承受力,把握好监管力度,确保信贷资源向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倾斜,加大减税降费力度,进一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民间投资增长。同时,需要警惕居民负债率快速上涨对居民消费支出增长的负面冲击。

数字金融渗透与中国家庭债务扩张--基于房贷和消费的传导机制

家庭债务的过度扩张有导致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可能,而数字金融的渗透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加速放大家庭债务的风险。通过CFPS微观数据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对中国家庭债务扩张的影响机制可发现:数字金融具有信贷软约束特征,可导致信贷市场出现过度授信和过度借贷,引起家庭债务扩张,加大家庭负债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数字金融的使用广度和金融数字化的程度对家庭债务风险具有明显正向影响,数字金融的快速渗透和广泛应用推动了家庭负债上升,数字金融的使用深度则会对家庭债务风险发挥一定缓释作用。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的扩张作用主要通过推动房贷负债比的上升和挤占消费性支出下降的传导机制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助推作用在高负债家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但随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上升而下降,这种作用规律在城镇和中西部地区家庭更加明显。同时,稳健性检验表明,数字金融对家庭债务风险的作用存在滞后和衰减现象,数字金融的当期影响最强,在滞后1期时减弱,滞后2期后不再显著。

家庭负债、生育成本与二孩生育决策

家庭负债是影响二孩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生育水平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2019),从家庭资产负债率与债务收入比两方面对我国居民家庭负债进行度量,研究家庭负债与生育成本对二孩生育决策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同时考察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家庭负债的增加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生育成本的上升对二孩生育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从生育成本对家庭负债影响二孩生育的调节效应来看,生育成本的上升强化了家庭负债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从区域异质性来看,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和债务收入比的提升均显著抑制二孩生育,而在西部地区,家庭资产负债率对二孩生育的抑制作用显著;资产负债率提升对城镇和农村家庭二孩生育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而债务收入比提升仅对城镇家庭二孩生育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由此可见,家庭负债和生育成本对我国居民家庭的二孩生育决策具有较强的约束作用。我国积极生育政策目标应重点考虑提升居民收入,降低生育成本,减轻家庭负债压力,促进我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家庭债务与居民消费质量——基于收入不平等的调节效应

基于中国追踪调查(CFPS)数据,文章实证检验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债务影响居民消费的调节效应和对消费结构与消费质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财富水平和城乡居民家庭差异下,家庭负债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家庭负债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家庭纯收入和家庭总资产对居民总支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强化了财富效应。由于居民消费质量会随时间改变,消费者只有满足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后才会关注发展与享乐型消费,因此文章将生存型消费作为较低质量消费的衡量,将发展与享乐型消费作为较高质量消费的衡量,并进一步将居民消费质量与收入不平等联系起来。我们观察到家庭债务对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对生存型消费的促进作用,并且收入不平等在家庭债务影响居民消费质量的过程中具有调节作用。在不同收入水平、不同财富水平和城乡居民家庭中,家庭债务对居民消费质量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利于提高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质量,进一步实现金融促进消费质量的提高。

基于房地产市场泡沫测算的居民杠杆风险研究

针对居民杠杆率不断提高以及资产泡沫破灭的潜在风险问题,首先在Allen和Gale(2000)信贷模型的基础上,加入杠杆率和财富因素,构建杠杆-泡沫模型,然后通过房价收入比的动态上限判断2007—2017年中国及2006—2016年各主要城市的房地产泡沫水平,并以此为基础对房地产泡沫和杠杆率的关系进行协整检验。结论认为:居民杠杆率如何选择取决于财富和风险的权衡,并且房地产泡沫与居民杠杆率呈现“倒U型”的关系,“U型”曲线的极值可以视作居民杠杆率的阈值;以“居民贷款/GDP”衡量的居民杠杆率的阈值为61.05%,同时结合负债可支配收入比的分析,综合判断认为,目前中国居民杠杆风险虽然在可控范围内,但应该予以警惕。

居民部门债务问题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近年来,我国居民部门负债规模和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引起了学者们普遍的关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居民债务问题的国内外研究进行了系统梳理,分别是:(1)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及合理水平的阈值测度。已有研究通常采用债务收入比和居民部门的宏观杠杆率对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及其阈值进行测度。(2)居民部门债务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人口统计学因素、资产与收入与其他因素。(3)居民部门加杠杆的影响。居民部门加杠杆通过财富效应、抵押效应等对消费产生影响,不同类型的债务对消费的影响也不尽相同。通过消费、金融稳定性与劳动生产率等中介机制,居民部门加杠杆还会影响经济增长,但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与短期影响存在差异。最后,本文结合我国现实对今后居民部门债务问题研究的主要方向进行了展望。

数字金融对居民负债行为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构建Probit和Tobit模型分别考察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是否产生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负债行为和家庭负债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数字金融对家庭负债率的影响会因居民受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不同而产生异质性,即数字金融对中低学历和中低收入家庭负债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在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本文对释放数字金融红利、警示过度负债带来财务风险具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家庭负债与杠杆率结构性分布失衡影响因素研究——基于Probit-Tobit模型下CHFS经验证据

本文将2017年CHFS数据29个省(直辖市)样本按照人均GDP水平分为三类区域,运用Probit-Tobit模型实证分析导致居民家庭负债行为选择和杠杆率结构性分布失衡的微观影响因素。实证表明:家庭资产配置主动性负债对杠杆率的影响显著,加杠杆表现为局部集中化和区域不均衡特征,经济水平越发达地区最为显著。高收入家庭选择负债加杠杆的意愿趋强,表现出"高收入、高负债"特征;人口社会学特征变量对家庭负债选择的影响显著性存在差异。

我国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基于CFPS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在结构性去杠杆的大背景下,我国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随之而来的是我国居民部门"加杠杆"还是"去杠杆"的学术争议。与此同时,我国居民储蓄率虽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处于高位。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共五期的家庭微观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居民杠杆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两者呈现出U型关系;与非住房债务相比,住房债务对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影响更大;现阶段我国居民杠杆率处于拐点右侧,其上升会增加居民储蓄率,当下需要适度降低以防范金融风险和维持经济稳定。据此,提出了增加居民财富水平、抑制房价过快增长、控制居民住房贷款、强化居民债务监管、建立居民杠杆预警机制等对策建议。

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为基础重构杠杆率评估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本文借鉴明斯基金融不稳定理论对经济类型的三种分类,将居民部门债务分为三类分别计算债务年度偿还额后,以全部债务年度偿还额加总/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的方法构建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衡量居民部门债务负担情况。研究发现,2008年至2010年以及2016年至2018年居民部门结构化杠杆率快速上升,与我国经济金融政策较为吻合,偿还短期贷款本息额的增加是造成该现象的主要原因。本文提出应从控制居民部门债务水平及提高可支配收入两方面控制居民部门债务风险。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本文从债务压力、偿债能力和宏观经济三个方面构造家庭层面债务风险指数,实证研究了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显著抑制了家庭债务风险,且这一基本结论在更换老龄人口划分标准和采用“每千人卫生人员数”IV估计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人口老龄化可以通过家庭财富积累和减少负债两种渠道对家庭债务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家庭债务风险的影响具有典型的群体性特征,其对城市、低学历、高收入和中年群体影响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