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收入影响机理的实证研究

易地搬迁移民已成为防止规模性返贫的重要群体。当前,搬迁移民面临着就业市场风险增大,生计资本存量减少以及家庭增收困难等现实问题,优化移民生计资本内部结构,发挥生计资本间的组合效应,提升生计资本组合对移民家庭收入的贡献作用是解决上述问题的重要途径。学界当前与易地搬迁相关的研究多聚焦分析移民生计资本对家庭总收入的作用机制,较少基于结构功能理论视角,从实证层面探讨生计资本组合对家庭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及其相互作用机制。本文以贵州省大型城镇集中安置区移民为研究对象,首先测算移民家庭生计资本,分别采用OLS和分位数回归分析生计资本与家庭收入之间的作用机理,然后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测算生计资本间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构建了移民家庭收入与生计资本组合之间的矩阵分析模型,分别应用tobit和logit回归进行实证检验,并剖析了不同维度下不同生计资本组合对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移民生计资本总量有助于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在后搬迁时代,自然资本对家庭收入的边际贡献最小,而社会资本对家庭收入呈现负向影响。(2)五大资本中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以及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普适性互补效应,金融资本与社会资本间存在替代效应。(3)互补性生计资本值越大,移民家庭工资收入和财产收入越高;互补性和替代性资本量均较低的家庭主要以获得转移性收入维持生计。

构建嵌套于城市碳账户下的可计算城乡家庭碳账户框架

家庭作为社会最小单元,是消费端的主要参与主体。在消费端基础上确立碳排放责任,有助于厘清基于利益相关者降低碳排放的动力机制。目前个人碳普惠管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消费引发的碳排放边界难以说清、个人负碳市场交易逻辑复杂、个人减排逻辑道义纠结、缺乏稳定的管理体系等问题。若以家庭端作为制度安排和市场交易的基础,建立城乡家庭碳账户就是核心基石。本研究目标为初步构建家庭碳账户框架,明确其账户范围、边界、计算方法和与城市碳账户和个人碳捕获衔接的可扩展逻辑。综述了现有个人碳账户和家庭碳账户的研究现状,基于我国碳排放管理特色,构建城乡家庭碳账户体系,包含资产、权益、负债三大子账户,确定了家庭碳账户核算边界、抽样方式和计算方法。并进一步解释了城乡家庭碳账户与城市碳账户的链接嵌套逻辑,设计了城乡家庭碳账户参与城市碳配额管理的方式,以及区别了城乡家庭碳账户与个人碳普惠。从账户的角度出发,将家庭碳账户与碳市场相结合,“有形的手”碳配额市场与“无形的手”碳减排权益市场相结合,共同为家庭消费端碳减排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在一定程度避免了不同核算边界下的责任重叠问题,易于与我国碳管理体系衔接。本文提出的城乡家庭碳账户可作为适应中国碳管理特色的精细化深度减排的重要工具,对以家庭为单元的碳排放额度分配、减排及交易,深度推进碳普惠的激励机制设计,调动城市多级嵌套的碳减体系等具有基础支撑作用。

“双碳”下多因素影响垃圾发电布局分析

为了解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趋势,对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垃圾焚烧处理现状和发展需求进行了数据分析。研究表明:2000年以来,垃圾焚烧产业迅速发展,垃圾焚烧量与垃圾焚烧厂数量均大幅提高;随着各省不断加快“双碳”行动,垃圾焚烧事业面临发展机遇,同时,不同地区应根据其自身情况制定政策;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长江沿线地区及东北部分地区为最适宜发展地区。本研究是基于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整体现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垃圾处置和控碳需求基础上的综合研究结果,可以为未来垃圾焚烧产业发展布局提供参考依据。

中国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居家安全用药现状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一项基于全国多中心的研究

目的调查中国城镇老年慢性病患者居家安全用药现状,分析影响安全用药的因素,为制订有效的居家用药管理措施提供依据。方法制订统一电子问卷,由药师上门以居家药学服务的方式收集患者信息,问卷由药师在线填写,结果以Excel导出。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结果共收集到8417份有效问卷。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教育水平、饮酒、工作状态、就医方便性、能否看得懂说明书、是否听说过用药指导服务、存储理念是否来自说明书、是否知道过期药品回收箱、是否有不再服用的慢性病药品是家庭药品存储合理性的主要影响因素(P<0.05)。患者家庭药箱存在多种用药安全风险:如未定期清理药箱(24.03%)、药品存储不适宜(12.56%)、存在过期药品(34.05%)及变质药品(6.78%)、过期药品处理不当(90.52%)、存有不再继续服用的慢性病用药(69.28%)等。75.63%的患者对药品适应证了解不足,对药学服务有着迫切需求,服务方式更倾向于药师上门开展居家药学服务(23.01%)或开设药师门诊(22.57%)。结论我国老年慢性病患者家庭存在多种安全用药风险,应积极推广居家药学服务,并根据风险因素制订有效的药学干预措施。

关于城市生活垃圾数字化管理优化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需要从垃圾分类做起,加强运输过程和处理过程控制,提高管理质量和效率,降低社会影响和资源消耗。文章研究了城市生活垃圾数字化管理优化策略,在明确城市生活垃圾数字化管理现状的基础上,从优化管理体制、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技术能力、加强公众引导等方面出发,分析了城市生活垃圾数字化管理优化要点,充分发挥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优势,融入城市共治理念,提高城市公共管理水平。

微生物处理技术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应用研究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是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采用微生物处理技术具有较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因此适用于我国城市。为解决垃圾处理问题,本文对微生物处理技术在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中的应用方法进行研究,提出微生物处理技术应用流程,并通过与传统方法对比的方式分析微生物处理技术应用效果,以期能够为相关工作者提供借鉴与帮助。

中心城区垃圾转运站景观设计——以武昌区东亭垃圾转运站为例

要想降低中心城区垃圾转运站对周边居民带来的不利影响,除采取工艺设备与日常管护相关措施外,还需进行适宜的景观设计。文章以武昌区东亭垃圾转运站景观设计为例,对中心城区地下转运站景观设计进行实例研究,探讨了设计理念和相关方案设计,探索新形势下环卫设施附属绿地的设计模式。

西部家庭创业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以甘肃省为例

基于731个甘肃城乡家庭样本数据,采用Probit模型分析了家庭创业水平的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平均家庭创业发生率为12.45%,整体创业活跃程度不高,城镇家庭创业发生率高于农村家庭;家庭创业主要受到家庭净资产、户主年龄、劳动力比例以及家庭所处社区商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城乡间金融发展水平和相关社会保障体系的差距可能是导致西部家庭创业水平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提出了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缓解创业融资约束;完善金融资源分配制度,促进金融与产业发展的有效对接;改善商业环境,形成创业集聚效应;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有效分散创业风险等政策建议。

关于成都户籍制度改革模式的几点思考

2010年底以来成都市所推行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被誉为中国"最彻底"的户籍制度改革,备受社会各界关注。认真总结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经验及其存在的问题,不仅有助于更好地推进成都户籍制度改革,而且对当前中国户籍制度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在概况总结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的有利条件及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指出了成都户籍制度改革尚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并且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

中国生产控制型产业减排的居民福利和区域影响

基于SAM均衡建模方法,建立面向居民福利研究的中国动态多区域社会公平CGE政策模拟模型,对比分析自然情景、生产控制型减排政策情景和最优增长情景下的区域和居民福利变化。研究发现减排政策存在明显的增长率区域分异,这将破坏在自然增长下存在的区域收敛力,导致中国区域之间的差距再度被拉大。面向减排的投资控制政策短期对于居民收入的不利影响较小,但长期影响不容忽视,需要进行居民收入保护。由于城镇退休居民和农村劳动居民已经具备针对性的养老保障政策和"三农政策"保护收入增长,其总体福利受减排政策的冲击较小,因此缺乏相应政策支持的城镇劳动居民应该是收入保护的优先考虑群体。模拟显示减排政策更有利于代际和城乡人均收入差距的缩小,但考虑到减排带来的绝对收入水平下降,不能过于乐观估计这种差距缩小效应。

基于农户调查的土地流转困境分析——以重庆城乡统筹试验区为例

采用访谈法和文献资料法分析农户层面土地流转的障碍,为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农民合理进行土地流转提供借鉴。结果表明:一是很大比例农户对土地的权属认识不清,模糊的土地权属不利于农户明晰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责、权、利,不利于消除流转农户的心理障碍;二是流转信息不对称,土地流转供需受阻;三是社会保障不完善,土地流转积极性不高。农户作为土地的直接占有和使用者,其行为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土地流转的成效。目前城乡统筹试验区农户层面土地流转问题很多,须尽快通过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完善土地流转中介服务机构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等加以解决。

新型城镇化：制度桎梏与破局路径

中国的城镇化政策经历了从被动追随国家发展目标到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过去的城镇化缺乏城市合理规划、面临众多制度约束,多年的发展已经带来很多问题,埋下很多隐患,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镇化本身的进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参考国外城市的发展历程,为促进我国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展提供了可能路径。实现新型城镇化,从总的方面来看,要打破制度桎梏,实现人的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对户籍、社保和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征收房产税,提高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竞争力。

住房需求与城镇居民消费

住房不仅兼有消费和投资功能,而且还是家庭社会地位的象征。对社会地位的关注会促使人们把更多的资源从非地位性商品转向地位性商品,从而扭曲资源配置。本文首次基于地位寻求理论,利用CHFS数据对中国城镇家庭的住房需求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家庭的住房具有明显的地位特征,家庭居住面积不断扩大与地位攀比有关;无论是中低收入家庭还是高收入家庭,住房面积扩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都是显著的;而房价上涨仅抑制了中低收入家庭的消费,对高收入家庭没有显著影响。

易地扶贫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利益诉求分析

以贵州省金沙县坪坝镇双兴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为典型案例,对城镇集中安置型农户宅基地复垦权益诉求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显示,该安置点户主年龄偏大,受教育水平较低,近70%的户主在村内或乡镇范围内就业;搬迁农户户均宅基地面积为148 m^2左右,其中低收入农户宅基地面积最大,中等收入农户最小;高收入农户宅基地内部结构更强调其居住功能,而中低收入农户兼顾其生产功能.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的利益诉求主要集中在养老、失业、医疗等保障方面,且农户收入水平越高,其政策认知能力越强.因此,除对搬迁农户进行就业培训之外,应设置一定量的公益性兜底就业岗位,实现搬迁农户从"传统自给型农业就业"向"城镇型现代多元化就业"转型.同时,完善搬迁农户宅基地复垦之后的农村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等与城镇居民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和转换机制,加强搬迁农户的后续扶持政策,真正实现搬迁农户"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脱贫目标.

沿海地区农户分化与非农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道路探析

沿海地区农户分化与非农化、城镇化的发展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在实践中,必须选择适合沿海地区实际情况的城镇化和非农化发展道路,实现农户分化与非农化、城镇化的协调发展。第一要提高非农化质量,促进农户彻底分化;第二要实现城镇化与非农化的基本同步进行;第三,城镇化要适度集中,要有政府的宏观规划和引导。

重庆市转户进城农户城市融入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重庆市转户进城定居农户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分析了自2000年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融入水平的分方面: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以来,转户进城农户的城市融入水平总体较低,得分为68.76,处于半市民化状态.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得分最高为72.90,价值观念得分最低为65.81,表明转户进城后农户的社会生活融入最快,价值观念融入最慢,融入最难.(2)影响融入水平因素方面:个体与家庭特征因素中,解释力大小分别为转户进城时间、家庭收入水平、家庭住房情况、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人口数量、老家退地情况、性别、婚恋状态其中,转户进城时间对城市融入水平的控制力最强,性别和婚恋状态的控制力最弱.融入水平评价因素中,解释力大小分别为社会生活融入、文化心理融入、价值观念融入、职业环境融入、制度环境融入,其中,社会生活融入因子对城市融入水平控制力最强,制度环境控制力最弱.

城乡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及其影响因素——基于S大学本科生的调查

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高校"一视同仁"收取学杂费的政策与大学生按照支付能力分担高等教育成本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家庭里表现得十分突出。基于S大学在读本科生问卷调查数据,采用计量分析方法,对城乡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总体上看,城乡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分别为13.11%和26.64%,城乡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该负担比在城乡内部也存在差异;(2)家庭可支配收入、学生个体特征以及家庭特征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乡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其中,家庭可支配收入是决定性因素;(3)城乡家庭收入差距是影响大学生家庭高等教育负担比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因此,有必要转变传统的高等教育付费模式,促使大学生自己更多分担教育费用;实施高等教育差别收费制度,高校拟定弹性学杂费标准,加大对农村大学生的学费折扣和助学资助力度;政府出台优惠政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引导和帮助农村家庭增收,减轻农村家庭高等教育负担。

城乡分治制度的若干表现及其内核

城乡分治的二元制度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财政属地化管理制度、城乡分治的规划管理制度为核心制度,继而由核心制度演绎出来系列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其中以地区划分的城乡二元核心制度的衍生制度有城乡二元建设管理体制、城乡分治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制度、城乡经济管理分治等制度,以人口划分的城乡二元制度的衍生制度有城乡分治的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分治教育制度、城乡二元就业制度、城乡分治的住房制度。城乡二元核心制度及其衍生制度构成我国城乡二元制度体系。

重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气利用 走垃圾资源化道路

阐述了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气利用的重要性及其经济环境效益,介绍了国内外利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气的情况,结合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提出了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填埋气利用对策与途径。

城乡一体化与我国“二元”生育政策改革

我国目前实施的是以户籍为标志的城乡有别的"二元"生育政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户籍制度的改革是大势所趋,由此会带来生育政策适用对象不明确的问题。为了克服这一问题,本文通过比较多种生育政策调整方案,认为选择新的区分城乡人口的标志来代替"户口"以维持现有"二元"政策的方法不能成立;城乡统一的"更严格"的生育政策不符合我国人口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将现有的"二元"生育政策经"两阶段六步骤"调整为城乡一体的普遍"二孩"的生育政策是一种更优方案,它既能解决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生育政策执行问题,又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