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乡村性:中国城乡边界的历史源流、概念迷思与规划政策解析

立足乡村振兴,分析城乡之间高度互嵌的面貌,提出中国城乡边界界定与乡村性溯源的思考,将其概括为“城乡边界在哪里”“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乡村”两个具体问题。结合中国乡村发展历史演进中的过程变迁,认为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等4个制度要素是塑造城乡边界的关键。基于此,结合近现代乡村发展制度与政策的分析,引入西方研究中的“乡村性”概念并分析城乡边界在乡村性中的作用与效应;基于历史与理论的对话分析,围绕户籍、税收、治理与土地对中国城乡边界政策展开研究,分别阐释这4个维度在彰显乡村发展本体性、保存乡村风貌原真性中的作用。通过总结城乡边界在乡村规划建设中的效应,以期为中国乡村性的发展提供经验。

减税政策会促进家庭创业吗?——来自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和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个体工商户家庭创业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负降低对家庭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减税幅度越大的家庭继续创业概率越高。从长期效果来看,减税对创业的促进效应呈现先增加后减少的趋势,减税效果在税改后五年即2015年达到最大。影响机制表明,劳动供给的替代效应、就业选择的机会成本效应和信贷约束缓解效应是个人所得税减免促进家庭创业的关键渠道。此外,研究还发现减税的创业促进效应因家庭特征存在异质性。

新发展格局下促进居民消费的税收政策再思考

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能力的影响甚深。文章基于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检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以减税和税制结构调整为主要方向的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随着我国减税力度的不断加大和减税政策的逐步实施,各地人均税收增幅不断放缓,居民消费率得到有效提高;减税政策实施过程中伴随着的整体税制结构优化,能通过改善群体间的收入分配提高居民消费率。今后应继续有针对性地推行减税政策,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加大对群体间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提振居民消费信心,释放居民消费潜力。

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的时变冲击效应研究

使用贝叶斯框架下的MCMC方法和TVP-VAR-SV模型研究了税制结构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动态冲击效应。结果表明,商品税、所得税和财产税均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具有显著的时变特征,其中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支出影响的时变性相对较弱。从不同时点的脉冲响应来看,商品税和所得税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大于财产税对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商品税和财产税对于居民消费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表现出正向影响,而所得税对于居民消费支出冲击的脉冲响应表现出负向影响,且长期的脉冲响应的影响大于短期和中期。因此,文章提出了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完善所得税征收政策,适时开征遗产税、赠与税和绿色税收的政策建议。

宋元明初纳税通知单的形式与内容

目前关于纳税通知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知由单”,时段为正德以后,而宋元明初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展开。给各户发纳税通知单,应是“份地制”取消后的客观要求。宋元时期纳税通知单的名称五花八门,有“凭由”“由子”“税由”“由帖”等十余种。明初各户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黄册制度之中,而各役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勘合制度之中,为学界所不知。实际上明初不仅有纳税通知单,而且还有全国统一性的制作规范。各户的纳税通知单多称“户由”“税粮由帖”“由帖”“由票”等,但以“户由”为普遍称呼,是黄册制度执行上的一环。各役的纳税通知单多称“勘合”,由户部直接发给粮长等役,是明初勘合制度执行上的一环。

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房价暴涨与家庭负债危机探析

若仅依据统计指标,韩国已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然而,在历史因素、量化宽松政策带来的低利息和房地产政策的失误等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文在寅执政期间房价暴涨,使韩国人陷入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同期出现的“调集灵魂”投资和“贷款投资”也进一步加剧了债务危机。韩国银行使用的两种家庭负债统计方法都遗漏了全租保证金贷款等重要债务,无法准确把握负债比率。现如今,差价投资盛行、信用贷款和全租资金贷款也大幅增加,因此韩国的家庭负债风险远比预想中要严重得多。

税制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税收及税制结构在扩大内需尤其是提高居民消费需求等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税收总量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调节税制结构来刺激居民消费。从异质性消费者的角度来看,由于异质性消费者无法实现跨期最优,导致其效用函数不同。这意味着同样一单位减税额会造成不同消费者最优消费水平的不同变动。本文以2011年个人所得税改革作为政策节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的收入和消费数据计算居民承担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数值,以个人所得税改革对税制结构的调整为切入点,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政策实施前后居民消费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2011年的个人所得税改革显著刺激居民消费,并且刺激效果对不同类型的家庭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在调节税制结构的过程中,需在居民整体税负水平保持稳定或者逐步下降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直接税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在税制结构良性发展的同时兼顾居民消费的增长。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省的户口捐

日伪统治时期,山西的地方伪政府为了应对日益增加的治安开支,一般采取征收摊款的方式来筹措经费。由于摊款存在诸多弊端,伪山西省公署先是出台规范摊款的政策,后又从1943年开始禁止各项摊款,改以户口捐的名目来征收。相比摊款,户口捐的制度设计更加规范与细致。然而,由于许多人并不如实申报自己的资产与收入,户口捐的征收并不顺利。为有利于户口捐的征收,户口捐从申报制转向承包制,让村来包办,以便解决申报不实的问题。户口捐之难以落实,反映了日伪政权不得人心。

黑水城元代户籍与赋税文书校读拾遗

中国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中有一批元代户籍与赋税文书,是研究元代户籍与赋税制度的珍贵资料。由于此批文书多为残件,且内容多残缺不全,文字书写又极为潦草随意,加之其中文字、词汇等现象丰富,以致整理本虽然对此批文书进行了释录,但是仍然存在较多问题。今从中拣取十一则整理本释录可商的条文,通过核对图版,交叉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其进行逐一辨正,以期还原此批文书的原貌,促进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免征农业税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基于14省25县(市)496农户的调查

以对全国14省25县(市)496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免征农业税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免征农业税后大多数农户在扩大土地利用规模、增加土地投资、进行土地改良、减少抛荒(撂荒)、提高农业知识和技能等方面总体意愿大为增强;农户土地投入明显增加,但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户主文化程度的影响,这种变化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在土地利用结构方面,绝大多数农户种植棉花、花生等经济作物的面积有较大变化,但种植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面积变化不大,以郊区农户为主的蔬菜种植面积变化也有限;农业税免征后,农户防止土地退化的措施增加,但仍倾向资金需求较少的手段。最后结论认为,免征农业税对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但在短时间内,农户土地利用的意愿和行为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还需要积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进一步提高农户的文化水平和改善土地的利用条件。

中国家庭债务与财政支出效应——基于异质性家庭的DSGE模型分析

构建包含异质性家庭和内生财政规则的DSGE模型,考察家庭债务对财政支出效应的影响和不同财税工具的效应差异。结果表明:家庭债务是影响财政支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引入家庭债务后,长期政府消费性支出乘数由-0.183上升为-0.121,长期政府投资性支出乘数则由0.343上升到0.721;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正向冲击效果存在明显差异,前者会挤出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和产出,后者短期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其长期政策效果欠佳;短期内,增加投资性支出的政策效果较为显著,但从长期来看,通过减税政策所带来的产出和消费增长效果要明显优于财政支出扩张效应;异质性家庭的经济行为对财政支出和减税冲击的响应存在显著差异,有财产性收入的借出家庭在政府大规模投资计划中获益更多,降低一次性税收则有利于增加借入家庭的消费。基于此,政府应审慎对待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并注重财税工具的长短期结合运用。

试行“费改税”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以湖北监利178户典型调查为例

以农村税费负担为核心 ,以试行“费改税”的农民负担为主题 ,对政策试行前后农民对负担的反应进行了分析 ,发现 :农民对目前的负担政策比较满意 ,对“费改税”政策的试行也比较欢迎。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问题是基层对农村“费改税”政策目标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将“费改税”政策目标定格在负担绝对数的下调 ,明显是错误的。若“费改税”的收取仍以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农地规模为基准 ,而对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平不作更多的考虑 ,则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理顺政府与农民关系 ,让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很难达到。

秦至汉初户赋的性质、征收与管理

秦至汉初的户刍确为户赋的一种形式。户赋起源于军赋,其征收形式多样反映了秦代较为灵活的财政管理制度,具备较强的操作性。随着战争结束,汉代户赋改征钱币。卿爵以下(包括卿爵)都要缴纳户赋。户赋征收中严格使用校券,并由乡部根据本乡应纳户赋数量制作户赋征收统计册,最后由少内主管全县户赋的征收、管理和支出。根据里耶秦简,秦迁陵县户赋征茧,并将丝织品进献朝廷作为帝室收入的一部分。

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将城镇居民按照收入水平高低分为7个收入阶层,通过计算Suits指数值分析了我国能源资源税由从量征收向从价征收改革对城镇居民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指出:单独实施煤炭资源税或天然气资源税改革具有累退效应,不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单独实施石油资源税改革则具有累进效应,有利于收入分配公平;在当前税率下同时实施3种能源资源税改革对收入分配公平基本没有影响;同时,需要关注能源资源税改革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针对能源资源税改革导致低收入群体消费支出增加的情况,应制定相应补贴政策,降低对其福利水平的负面影响.

个人所得税减免有助于中国城镇家庭提高消费吗?

预期效应的准确识别往往是政策评估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2010-2012年月度数据研究发现:第一,2011年6月底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获得通过时,工薪家庭消费便已显著增加,并在2011年9月正式实施时达到最大,随后逐步下降,两个月后达到较高稳态(约为0. 20),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与既往研究不同,这说明税收减免只在短期提高家庭消费,忽略家庭预期将会导致减税效应低估。第二,家庭增加的支出以服务消费和食物消费为主,耐用消费和债务支出并未显著调整,这可能与减免力度有关。第三,与常规认知不同,政策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随着减税率(而非收入水平或者流动率)增加单调递减。本文通过改进Kueng(2018)所提理论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

吴简“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借鉴与创新

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中有“户调分为九品收物”的内容。本文认为此制并非东吴独创 ,而是借鉴并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 ,不仅开创了后代户调采取“九品相通”征收方法的新模式 ,而且也体现出东吴政权所具有的大胆吸纳和勇于创新精神。

“品式”和西晋《户调式》研究

西晋赋税不入"律"、"令",视作"常事",制订有"品式章程"。"式"即"样",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用作"比",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式"方面的规定,与"户品"等配套,作为划分户等、按等纳税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包括"户样"和"调样"两项内容。杜佑写《通典》,不知"品式"为何物,把西晋《户调式》中"占田"、"课田"规定误为土地制度,从"式"中抽出,放在其《田制》篇中,剩下的内容生硬缝缀,当作赋税的"令",归入《赋税》篇。《通考》沿袭杜佑的错误观点,仍视"占田"为国家授田,虽认为"课田"系"租税",按户缴纳,有一些进步,但无法解释"式"。现今治史者或是遵从杜佑的思路和方法,或是遵从马端临的思路和方法,也有进步,却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吐鲁番地区的户税不存在中央户税和地方户税之分,户税的制税权和服务对象都是中央,但地方专征专用;吐鲁番地区的户税是多税目、多税率和多税额的复合形式税,而且在户税征收中,定户等所依据的资产除菜地外不包括其他土地。就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来说,户税征收存在独特的地方色彩。

楚国赋税制度综议

楚国的赋税制度,主要包括军赋、田税、地租、户口税和关市税等几种形式。楚国的军赋以加强国家军事实力为目的,田赋则以增强国家经济实力为旨归。楚国的地租制度一开始便与中原诸夏不尽相同,至战国中期已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农民转嫁自己沉重赋税负荷的重要手段。楚国的户口税是以户为征税单位,以口为收税标准。楚国关市税的特点是向巨商大贾倾斜,这是楚国为刺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采取的让利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