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心层家庭结构和家庭资产选择——基于城镇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夹心层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以及风险资产选择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家庭中"上有老下有小"的夹心层家庭,与其他类型家庭相比确实有独特的投资行为特征,夹心层家庭更多地参与到股票市场,而且这部分家庭的资产组合中股票及风险资产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相对较大;家庭在预期支出上的不同,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夹心层家庭资产选择行为;而具备更长财务规划期限的夹心层家庭,则更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相对于家中的老人因素,子女因素在影响夹心层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中占据主导;家庭主要经济活动参与人年龄因素与家庭的股票市场参与表现出"驼峰型"的变化关系,而这种影响可能与家庭结构有关。

农户偏好与“两型技术”补贴政策设计

农户"两型技术"采用是实现传统农业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变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表现。以膜下滴灌技术为例,基于选择实验法设计由设备补贴形式、工时补贴标准、耕地整理与技术指导4个属性构成的多种补贴政策情境,结合调研数据运用RPL模型,估计了反映农户政策偏好的效用函数。结果表明:受自身风险承受能力所限,农户更偏好于不参与补贴政策;农户更偏好于较高的工时补贴标准,以及补贴政策与耕地整理项目的配套实施,两者对农户政策参与均有正向影响;农户对设备补贴形式与技术指导存在异质性偏好,且这种偏好差异可能表现为"反向性",并导致两者系数均值不显著。据此建议:注重技术适应性的提升与保险机制的完善;技术采用的学习成本与额外劳动力投入也应受到足够的重视,而不仅仅是设备成本;尝试与耕地整理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有机结合;根据农户实际需要提供相应的技术指导服务。

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江苏南京的证据

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10个因素,并基于问卷调查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Logistic回归等方法分析家庭金融资产在货币类产品、证券类产品、保障类产品三个方面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丰富了现有关于家庭金融的研究成果,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健康冲击对中国老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的影响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研究健康冲击对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把健康冲击分为急性健康冲击和慢性健康冲击两类。遭受急性健康冲击时,老年家庭持有的风险资产减少;遭受慢性健康冲击时,投资于耐用消费性资产的量减少,但拥有房产价值的量增加;健康冲击对城乡老年家庭资产组合的影响不尽相同。

当前我国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特征及其优化路径

如何在规避风险的同时,尽可能地提升资产价值进而提高生活质量,是现代家庭不得不直面和重视的问题。本文试图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在了解各类人群金融投资需求并剖析相关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路径选择,意义在于不仅可以认识我国居民金融资产选择的特点,也可以在完善我国居民资产选择行为理论的同时,为金融投资工具创新指明方向,并为政府和金融中介引导居民进行合理的投资提供一定的建议。

基于Logit模型下的黑龙江省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从微观的角度,通过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大庆市、齐齐哈尔市、绥化市等地区的城乡居民家庭进行实地调研,分别从家庭决策者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家庭投资决策者风险厌恶程度等方面对黑龙江省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进行理论分析。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调研数据,再借助Logit模型对其进行实证分析,以验证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以促进黑龙江省的经济健康发展。

信贷约束、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研究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资产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信贷约束降低了家庭预防性储蓄比例;面临信贷约束的家庭股票和金融风险资产的市场参与率和配置比例均降低;信贷约束提高了民间借入市场的参与率,减少了家庭的民间借出;减少信贷约束有助于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养老保险与家庭风险资产选择

利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CHIPs)微观数据,本文研究了养老保险对我国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养老保险制度会显著改变城镇和农村居民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2013年和2018年参加养老保险的家庭比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家庭的风险资产比率分别高36.4%和76.5%;股票市场参与率分别提高了50.3%和74.6%。同时,养老金资产会对家庭的风险资产和股票资产积累产生替代效应,2013年和2018年家庭养老金资产每增加1万元,风险资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分别降低47.5%和6.7%;股票资产占家庭总资产比重分别降低41.5%和6.6%。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不确定性下的家庭投资行为以及家庭风险资产积累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人格特征与家庭金融资产选择——来自CFPS数据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研究了"大五"人格特征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仅户主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增强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重。进一步发现,户主开放性人格特征缺乏会制约高收入家庭参与金融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高收入家庭"有限参与"之谜;同时,已婚家庭户主配偶会影响户主开放性人格特征进而影响家庭资产选择。本文的政策含义有:相关部门及个体应重视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影响力并加强引导。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方式与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CFPS2016数据,研究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方式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认知能力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线上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风险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下社会互动,并对线下社会互动有挤出效应。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参与非正规金融市场和持有民间借出资产占比的促进作用要显著大于线上社会互动。

家庭人口结构与风险资产选择——基于2013年CHFS的实证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影响风险资产选择的机制在于，成年个体将抚养子女视为一种“投资”行为，他们为了给子女创造良好的环境，更愿意奋斗和承担风险；相反，赡养老人是一种“回报”行为．这使成年个体更不愿意承担风险而选择较稳定的工作。成年个体在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上的不同动机会影响风险偏好，进而影响风险资产选择。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研究发现家庭内老年人口占比的上升会降低金融市场参与以及风险资产配置比重．而少儿人口占比的上升会提高金融市场参与以及风险资产配置比重．并且本文验证了风险偏好这一影响渠道。此外，本文发现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地区和高收入家庭．并且有儿子家庭的风险资产选择程度更低。本文所得结论有助于找到提高居民参与金融市场意愿的对策．从而降低储蓄率。

健康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居民家庭微观调查数据,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股票市场和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股票或风险资产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况不佳会导致这两个比重较低,在控制了参保情况或时间展望期后这一影响仍然显著;而投资者风险态度和遗赠动机能够一定程度上解释健康风险的影响。

金融可得性、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了金融可得性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及资产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可得性的提高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正规金融市场和进行资产配置,同时会降低家庭在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参与和资产配置。研究还发现,金融可得性提高会通过降低家庭民间借出,从而使非正规借贷市场供给减少,进而降低民间借入比例。分城乡和区域来看,金融可得性的提高对农村和中西部地区家庭参与正规金融市场的边际影响更大。本文的政策含义是金融管理部门需要采取措施提高家庭金融可得性,并在制定政策时考虑城乡和区域间的差异性。

中老年人健康状况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资产流动性的视角

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研究了中老年人健康状况对于家庭流动性风险资产和非流动性风险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一方面,疾病带来的医疗成本增加和规划周期缩短将带来两种资产的下降。另一方面,健康状况的下降增大了对于未来资金流动性的需求又会使得流动性资产回升,非流动性资产下降。在两种效应的共同作用下,流动性资产受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非流动性资产所受影响则相对较大。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CHARLS)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也表明,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对于投资性房产的持有显著低于健康状况好的家庭,而同样的结论在流动性风险资产持有上的显著性和稳健性则相对较弱。

城郊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及其心理机制分析——基于行为经济学视角

为引导失地农民有效使用土地补偿金,并进一步完善土地补偿金发放方式,以济南城郊失地农民为样本,对城郊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选择的特征及其心理机制进行研究,并通过选项设计助推土地补偿金发放方式。结果表明:城郊失地农民家庭资产选择存在明显的"保守与冒险"并存现象;其心理机制是城郊失地农民把土地补偿金划入不同的心理账户所致,心理账户的认知标签和情绪标签对其家庭资产选择影响极为显著;通过对土地补偿金的描述方式进行选项设计,发现当土地补偿金以多账户方式发放时,失地农民低风险资产占比提高,高风险资产占比降低。

财产和生命双重风险约束下的家庭资产选择——基于地震风险的研究

现实中不少事件会同时威胁人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而关于这种财产风险和生命风险叠加的冲击对人们行为影响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本文借助地震灾害这一外生冲击,构建内生化家庭资产选择模型,分析财产风险和生命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的影响,并基于微观家庭调查数据检验模型结论。研究发现:地震的“财产风险效应”导致家庭的风险厌恶程度随地震震级的增加而提升,进而减少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地震的“生命风险效应”导致死亡概率增加,进而增加风险金融资产持有。当地震引发的死亡概率较小时,“财产风险效应”起主导作用;当地震引发的死亡概率较大时,“生命风险效应”起主导作用;这两种效应共同导致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地震震级之间呈正“U”型关系。经验证据支持了这一正“U”型关系。进一步细分金融资产发现,货币持有与地震震级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股票等风险投资行为与地震震级之间具有正“U”型关系。地震导致的地区文化特征变化以及个人经历是其影响家庭资产选择的重要渠道。在考虑了选择偏误、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实证结果基本稳健。本文的研究对理解人们在多重风险约束下的行为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认知能力与家庭资产选择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认知能力对中国城市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本文用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这两个维度来衡量认知能力的大小。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教育年限和金融知识水平的情况下,字词识记能力和数学能力的增加都会推动城市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增加城市家庭在风险资产尤其是股票资产上的配置比例。这一结论对于高收入家庭和金融知识水平较低的家庭仍然成立。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发现:家庭的社会互动强度、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健康水平等因素的提高也会推动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并投资购买风险资产。

信贷约束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

本文利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对不同类型、不同渠道及不同强度的信贷约束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界定,并分析了信贷约束对居民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影响。研究认为,总体上,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的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相比于供给型信贷约束,需求型信贷约束对家庭金融市场参与的抑制作用更大;当家庭面临机构和私人双重信贷约束,或受信贷约束强度更大时,其金融市场参与概率和参与程度更低。作用机制方面,信贷约束通过影响家庭收入和风险偏好,进而抑制家庭金融市场参与行为。异质性分析发现,信贷约束对年轻和老年家庭,以及较低财富水平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抑制作用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