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实践

先秦时期形成的服事制和“五方之民”思想是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与实践的源头。尽管“华”与“夷”在中国历史上所指的两大群体存在换位和涵盖范围变化的情况,但追求“大一统”“因俗而治”“华夷之辨”和“用夏变夷”却是历代王朝国家治理思想和治理体系的显著特点。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与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持续灿烂的深层次原因或许就深藏其中,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家园”的主要内容。

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胡寅民族关系思想初探

胡寅是南宋时期著名理学家、思想家。胡寅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探求国家发展之路。正值北方陆沉,金兵南侵,民族矛盾尖锐之际,其民族关系思想逐渐成熟,主要表现在:“天命所钟”论华夷、反对“华夷之交”、“德能配位”为正统、力主北伐、号召复仇以及“内治民安,边圉得人”五个方面。胡寅的民族关系思想既反映了时代的特性,又具有强烈的“义理化”倾向,对南宋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发展和后世处理民族问题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乾隆皇帝与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

清乾隆年间,曾借修《四库全书》为名,对康熙《御批通鉴纲目续编》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搜缴抽改,其目的是为了淡化民族意识,为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寻找文化层面的依据。但这种删改,破坏了历史典籍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致使一些历史史料的记载充满着悬疑,给后人了解、研究历史造成了障碍。

秦汉时期民族观的嬗变

初始状态的中国古代民族观以"华夷之辨"思想为主要内容,先秦时期中原文明圈的延伸扩展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理念。春秋之际,大一统理论诞生的同时促生了"华夷一统"思想,古代民族观因此在春秋时期呈现出积极的转化趋势。秦汉时期出现了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随着华夷之间的实力变化消长,民族观也表现出时而保守时而开放的态势。在这样螺旋往复式的发展进程中,儒家民族观在秦汉时期渐趋成熟稳定,进而深刻地影响了此后的魏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