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产申报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财产申报制度作为一项反腐败的“阳光立法”已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 ,我国目前正进入反腐倡廉的关键时期 ,急需制定相应的财产申报制度来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收支状况。本文重点从实行财产申报制度的依据。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新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系反腐法网的重要环节 ,实施好坏直接关涉腐败的控制效果。当前学界对本罪构成要件、证据责任等问题的认识不一 ,大大影响了立法的应用价值。其实 ,我国《刑法》第 395条第 1款是实体法与证据法融为一体、规范中无罪过无行为的状态犯的新型立法模式 ,理论注释应有别于普通罪行。构成要件包括肯定和否定两个层次 ,即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与支出之和同合法收入存在巨大差额 ;本人不能说明来源的合法性。控辨双方分担证据责任 ,其中肯定性要件由控方承担 。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实践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典型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案例入手 ,介绍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历程 ,以及我国的立法发展和依法定刑审判实践中所遭遇的尴尬。最后 ,吸取借鉴了实践中的教训和各国的立法经验 ,探讨了在机制和立法上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途径。

论刑法中未必的危险

未必的危险,是面对人类认知事物的能力极限时,为积极周全地保护可能存在的法益,而有必要在刑法中明确其构造与功能的重要解释工具,可有效说明部分未遂犯的处罚根据与部分犯罪的罪质。未必的危险是独立的危险类型,构造上有别于确定的危险(包括具体危险、抽象危险等),指行为与现实出现的法益实际受损结果之间具有因果上的高度盖然性。达至既遂的未必的危险是一种法律评价,以凭借人类认知能力无法查明法益状况这一“行为时”确定的事实为前提,超出了有利被告原则的射程。未必的危险犯在类型上包括行为时无法查明法益本身事实上是否存在(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益是否被有效放弃(如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以及是否保护了更加优越利益(如非法植入基因编辑、克隆胚胎罪)等三种情形。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及其举证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有对自己财产的说明义务。正是由于对说明义务缺乏理解,才导致了对这个罪名本身是否是有罪推定以及举证责任分配等问题的争论。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量刑畸轻的危害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打击犯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 ,腐败分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现象却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刑法规定的该罪的量刑幅度畸轻。这不仅违背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放纵了犯罪 ,而且为执法者徇私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建议立法机构比照贪污、受贿罪的量刑进行修改 ,提高法定刑、增加量刑档次。

刑法分则个罪实行行为的厘定

实行行为是大陆法系犯罪论的基石性概念,具有犯罪的类型化、区分预备与未遂、限定因果关系起点行为、区分正犯与共犯、区分罪与非罪以及一罪与数罪等重要机能。刑法分则个罪的实行行为,必须是具有法益侵害紧迫危险性的行为。在分则个罪实行行为的确定上,应正确区分预备行为与实行行为、单行为犯与复行为犯、作为与不作为、行政违规行为与实行行为等。过失犯的实行行为缺乏定型性,不能以行政违规行为取代具体实行行为及因果关系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