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电商改革与出口企业数字技术创新——基于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是我国积极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税费优惠和管理服务完善等跨境电商改革不仅能够激励外贸增长,还会对出口企业产生成本降低效应、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和内部治理优化效应等积极影响,从而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将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沪深A股出口企业2007—2020年的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跨境电商改革)显著促进了试验区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发明专利增长,跨境电商改革可以通过降低融资成本和经营成本、提高技术人员占比和高学历人才占比、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和内部控制质量等路径促进出口企业的数字技术创新,跨境电商改革对融资约束程度较高、地区人力资源丰富、ESG表现较差、环境不确定性较强的出口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数字技术创新促进作用。应持续推进和不断深化跨境电商改革,并充分发挥制度型开放对企业创新发展的激励作用。

劳动力跨地迁移、社会福利与产业振兴

文章在理论分析劳动力跨地迁移影响产业振兴的基础上,借助239个城市劳动力跨地迁移指数与2011—2020年中国产业面板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劳动力跨地迁移显著推动国内产业振兴,主要是经由提振技术创新投入、助推技术创新外溢以及强化人力资本集聚三项路径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社会福利水平可以显著提升劳动力跨地迁移对国内产业振兴的积极影响效能。研究立足于人力资本与产业发展视域,明确劳动力跨地迁移与产业振兴的关系,并从劳动要素配置、社会制度保障视角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提供现实镜鉴。

我国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来自沪深股市的经验数据(2010-2015)

本文基于外来者劣势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激励理论等,以中国沪深股市在2010-2015年间发生跨国并购的公司为样本,对CEO人力资本、激励机制与跨国并购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探究和改善上市公司跨国并购绩效的办法,希望给我国上市公司施行跨国并购策略提供启示。实证结果表明,对于企业CEO人力资本来说,CEO学历与跨国并购绩效ROA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CEO经营管理经验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而对于CEO的激励机制来说,CEO持股比例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薪酬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较弱的负相关关系;晋升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和Tobin’s Q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CEO职称激励与跨国并购绩效ROA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跨国并购绩效Tobin’s Q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跨国并购高层次人力资源整合影响机理研究——基于心理资本的调节效应分析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相对地位差异,高层次人力资源在跨国并购中的整合超越了有形契约的范畴。文章把心理契约和心理资本引入跨国并购人力资源整合,通过构建模型得出结论:心理契约的建立,通过心理资本的四个维度,即自我效能、希望、乐观、恢复力的中介作用,对员工满意度发挥显著正向作用。心理资本是客观存在的、可度量的变量,具有可开发的特点。所以在跨国并购实践中,可以通过对心理资本的管理和引导,实现心理契约的默契,提高员工满意度,降低离职率,实现跨国并购人力资源顺利整合目的。

贸易网络中心性对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全球市场的经验数据

基于1990—2019年全球131个国家(地区)的进出口贸易及GDP等数据构建贸易网络中心性测度指标,以此衡量不同国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和动态关系,并考察贸易网络中心性对各国跨国直接投资的影响。实证检验发现:全球贸易网络结构呈现“多中心”动态趋稳定的发展特征;贸易网络中心性对跨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在次贷危机前,或在贸易网络中心区的国家尤为突出。通过机制检验进一步发现,人力资本成本、最低工资水平和产业结构调整,是贸易网络中心性对跨国资本净流入抑制作用的重要渠道。

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成败的影响因素研究

探究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的影响机制,为中国国家队运动员退役后职业规划提供理论参考。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以退役5年以上且跨界就业的80位中国奥运会冠军为研究对象,以性别、心理资本、人力资本、运动项目社会影响力、跨界距离为条件变量分析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成败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80位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结果受多种因素影响。2)以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时普遍受到职业性别隔离的影响。3)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有助于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成功跨界就业。4)心理资本强是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且不受人力资本影响,而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时所从事的运动项目社会影响力对退役后跨界就业成败不具有决定性作用。5)80位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后跨界就业的跨界距离大小受心理资本影响。基于以上,提出建议:进一步完善中国奥运会冠军退役安置政策;创新国家队运动员培养模式,使人力资本和运动技术水平的同步提高并行不悖;科学指导中国国家队冠军运动员进行职业规划,提高国家队冠军运动员退役后跨界就业成功率。

人力资本跨国流出、互联网与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

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创新的核心动力.人力资本跨国流动决定了技术创新的空间布局和国际间扩散.本文从发展中国家视角实证检验了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和国内互联网普及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的影响.使用2000年至2017年62个发展中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人力资本跨国流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能够缓解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使人力资本跨国流出对发展中国家国内技术创新产生净的正效应.逆向技术溢出是其中重要的作用机制.当跨国流出劳动力创新能力更强时,对流出国国内技术创新的不利影响更大.在流入国为发达国家时,互联网对人力资本跨国流出技术创新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大,但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创新无法通过逆向技术溢出获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人才政策和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启示.

美国就业不确定性、人力资本跨境迁移与中国企业创新

传统的中美跨市场研究多关注贸易政策,较少关注美国就业政策变化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而研究这一问题对扩大国际人才引进和攻克技术“卡脖子”难题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运用文本分析法测度美国就业不确定性指标,基于2009—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考察美国就业不确定性对中国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美国就业不确定性会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创新,且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检验、排除国内政策干扰、指标有效性检验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美国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主要通过要素集聚和知识溢出两个渠道影响中国企业创新。此外,对于东中部地区、行业劳动密集度高、员工关爱度高的企业,美国就业不确定性的创新增进效应更加明显。以上结论表明,美国就业不确定性为中国企业创新释放了显著的“人才红利”,这为中国企业在创新领域吸引和利用海外人才提供了重要机遇。本文不仅丰富了“劳动与财务”交叉领域研究,并为人口老龄化大环境下扩大国际人才引进、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提供启示。

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中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行为产生深刻影响,数字型跨国并购日益活跃并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基于2012—2020年中国跨国公司数据,主要运用PSM-DID的方法,考察数字型跨国并购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型跨国并购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且这一影响具有持续性和稳健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是在“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主要通过促进企业创新来实现,同时人力资本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对非数字型、东部地区和规模较大的并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拓展分析表明,数字型跨国并购会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负向影响,同时并购深度的提高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并购广度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聚焦于数字型跨国并购的微观经济影响,为企业寻求有效的数字化转型路径提供了经验依据,也为挖掘经济发展新动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中国人力资本的全球流动与企业“走出去”微观绩效

本文以企业跨国并购为背景,基于人力资本流动理论,细分人力资本类型和流动路径,对中国人力资本的全球流动与企业微观绩效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探讨传统的文化差异和新兴的互联网情境的调节作用。利用企业跨国并购记录和人力资本移民数据,本文采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对相关假说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力资本的全球流动显著提升跨国并购企业生产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其中,管理类人力资本移民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强于技术类人力资本移民,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对当地中国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文化距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即母国与东道国间文化差异越大,越能激发人力资本流动的积极作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能够强化人力资本间的联系,加快其流动并促使其发挥积极的生产率效应。本文聚焦中国"走出去"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间的良性互动,为客观评价企业"走出去"微观绩效提供经验证据,为进一步在开放中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新时代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治理的逻辑与展望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在深度与广度上的提升,来华外国人群体构成、目的与需求日益多样化,中国公民的跨边界逆流、环流形势日趋复杂化,国内"三非"问题突出,原有的治理机制在实际运行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作为回应,进入新时代,相关核心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关键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外国人在华居留制度也有了新探索。中国跨边界人口流动与国际移民的治理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产生的"拉"力、中国福利体系的建立与服务型政府的形成、央地关系的调整,以及中国参与世界角色的转换,对治理逻辑影响巨大。当下,为了应对跨边界人口流动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中国仍需继续加强该领域的法治化建设,在提高政府各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基础上加强部门间协调,进一步发挥社会力量,对接全球移民治理,实现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