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鞅法治主义的内在逻辑及其影响

商鞅法治主义内在逻辑的起点是其历史观与人性论。以商鞅的历史观为视角,可以看出商鞅将物质生产资料作为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商鞅将历史进程划分为不同阶段,并指出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治理方式存在差异。以商鞅的人性论为视角,可以看出商鞅指明了人民趋利避害的本性,从而主张轻罪重刑,目的在于防止人民行奸邪之事,借重刑的手段来遏制人趋利的本性,借此督促人民遵守社会秩序。商鞅提出的法治理论丰富了我国法治文化的内容,为后世的法治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不过商鞅忽略了道德的作用,盲目推崇法治万能论,将人民束缚在极为严密的法网之下,繁杂而严苛的法律引起了人民内心的激愤之情,导致其法治主张走向了历史的反面。

逻辑与进路:环境刑法中的新生态中心法益观

目前环境刑法法益观主要包括人类中心法益观和生态中心法益观。人类中心法益观因“治理延迟”致使环境刑法处于被动地位,生态中心法益观因“见物不见人”致使环境刑法走向极端。我国环境刑法的完善应坚持新生态中心法益观的立场,扩大环境犯罪的罪名体系,重塑环境犯罪的入罪边界,优化环境犯罪的量刑规则。这既是风险社会中环境犯罪治理早期化的要求,也满足环境刑事司法修复规范完善的理论需求,更符合世界范围内生态法益独立保护的趋势。

新文科背景下法学教育的教学整体观

国家建设“新文科”旨在回应社会新需求,更大限度地推进学科间、专业间的交叉融合,并立足于新时代促进文科发展。法学作为文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统教育教学整体观有所缺失,表现在价值目标定位不清、不注重学科之间的衔接、提倡专业系统分工精细化等多方面。在新文科教育背景下,法学教育必须打破传统部门法之间的知识壁垒,以教学整体观为指导,务实倡导学生自主学习与法学相关的社科人文知识,改革第一课堂对法律知识教育的方法,重视法律技能教育,严格落实第二课堂,重视法律职业伦理的培育。

论法律与和谐

法律本身就是一种和谐,法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特殊的功能,它为民主法治提供理论支撑和制度设计,为公平正义提供评价尺度和实现形式,为安定有序提供行为模式与法律保障。因此,必须要树立人本法律观,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于人体器官捐献的立法思考

人体器官捐献是伴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出现的 ,国外已制定了相应的立法。采纳“脑死亡”标准是进行人体器官捐献立法的前提 ,这在世界各国已经成为通例。我国应顺应时代潮流 ,对人体器官捐献进行相应的立法规范。

环境法: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制度保障

中国提出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包含关系,内容没有实质差异;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实践科学发展观需要以环境法作为基本的制度保障。准确把握环境法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定位,有利于环境法制建设和环境法学研究的进步。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权观的特点

习近平法治思想蕴涵着丰富的人权内涵。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人权观将马克思主义人权观、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基本精神同我国人权发展状况和愿景相结合,抓住新时代人权现实的本质要求,以人权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导向,对我国人权发展的政治保证、中心立场、道路目标、发展路径、制度保障、安全基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作出科学判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理论体系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人权观的特点是:以马克思主义人权观为理论渊源、以党的领导为政治保证、以人民为中心为根本立场、以国家整体安全为发展前提、以宪法为基本遵循、以全面依法治国为保障路径、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使命担当。

人的提升与构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价值指向

人的提升与构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具有的重要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与其独具的“人学”理论,其基本内涵是“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目标,按照美的规律引导与规范艺术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创造具有全部感官之丰富性的人。在当代西方文论多种思潮不断产生的今天,马克思主义文论因其价值指向的深刻性而更具普遍意义。它能有效地指导当代中国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实践,促使整体的文化生态系统的建设按照科学而和谐的目标发展。

试论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

生活于动荡年代的霍布斯致力于寻求和平的道德律,力求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与理论基础和行为规范。虽然他的理论有着自身的矛盾与不足,但是,霍布斯的自然律,尤其是契约理论仍有很大的启发与借鉴意义。本文将对霍布斯的和平主义自然律作详细的分析与评价。

人工智能体的法定人权与刑法保护路径

我国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体在一定范围内也可以被授予“法定人权”或“法律权利”。在权利的本体性方面,人工智能体所享有的“法定人权”是一种拟制人权,人工智能体具有异于传统机械的智能性,其“被侵害感”可移情于人类主体。在权利的必要性方面,人工智能体享有“法定人权”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其权利主体的事实地位已经逐渐被人们所认可,人工智能体享有“法定人权”有利于改善其与人类之间的关系。若对人工智能体“法定人权”进行刑法保护,则需要确立刑法所能保护的法益,使人工智能体的刑事被害人主体地位逐步被刑事法律认可,并通过增设新罪以有效规制对人工智能体的侵害。

自然法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及其影响

本文从自然法则亦即自然发展规律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进行了梳理。虽然人权概念是舶来品,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权理念是丰富的,与之相应的权利保障制度亦具有鲜明的特色。中国坚信自己的社会主义人权保障理念和人权保障道路,仍将不断与国际社会加强人权交流与合作,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法律观的传承与变革——人本法律观的法哲学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法律观的革命与变迁决定了法律的革命与变迁的方向。人本法律观作为现代法治的基本理念,是贯穿法治始终的生命线。本文拟从人本法律观的历史演进、人本法律观的法哲学价值及其现实意义等方面依次阐述,以期为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建设提供理论支持。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的不同影响

孔子与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位思想巨匠,而二者对人性观却作出了截然不同的价值判断,这促使中西方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促使中西方法治发展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以孔子与亚氏的不同人性观为起点,进一步分析两位先哲不同的法治观及由此对中西方法治价值选择产生的不同影响,可明晰中西方法治发展之异的思想根基。

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视域下我国生态问题的思考

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自然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资料,是实现绿色发展的物质基础。我国历经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粗放的发展方式已经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自然环境的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基于此,党的十八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性更加凸显。结合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观方面的思想对我国目前生态环境建设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思考与探索,认为目前我们要从增强公民的生态保护意识、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树立绿色消费观念等三个方面着手解决生态问题。

亲属法价值取向中的人性根基

家庭基于自然人个体结合、繁衍而形成,社会应当注重个体和家庭的双重实现。当代亲属法虽已开始关注家庭整体的价值追求,但缺乏有效落实。从人性论的角度考察,虽然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曾作为历史上法制设计的理论根基,但性善论在亲属法中更具有价值,这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尤为突出,也是实现传统与现代亲属法精神连接的思想和制度资源。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编纂中,需要适当关照人心向善的人性根基,既要关注个体权利,也须注重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权利,促进家庭权利和个体权利的共同实现。

韩国《难民法》实施困境及未来走向

2013年,韩国政府为宣示人权改善状况、提升国际地位而制定亚洲首部《难民法》,但出台该法并非旨在真正解决难民问题,致使该法在政策宣示与实际操作上存在矛盾。韩国《难民法》的政策宣示招致在韩难民身份申请数量激增,造成韩国政府疲于奔命、韩国民众反难民情绪上升、在韩难民感到强烈不满的三难困境。为摆脱困境,韩国法务部提议收紧难民政策,而韩国人权专家却要求放宽难民政策。两派意见拉锯,韩国《难民法》修订走向不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