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论儒家教化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教化思想的框架可概括为“本性立教”,即强调将教化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施教者根据人人固有的天命之性,确立与开展教化工作。人性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人性蕴含着来自天命的人生目的,即为了成就孝悌美德;其二,人性在经验层面的形态会随着教化的推进,日渐彰显与实现;其三,人性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个朝向至善目的的趋势,因而教化的实质是因性利导。由于儒家并不是将父子之道建立在私情或血缘的基础上,而是视为具有超越与普遍意义的人性,所以儒家教化能够以父子之道作为基础,将孝德推向他人乃至天下万物。其原理是父子之道与天人之道相结合,一切伦理关系都需要置于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才能得到理解。总之,人性是教化的根基,教化是人性的实现,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从冲突走向融合: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四种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外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上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漫长发展历史进行审视观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由冲突对抗逐步走向协调和解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出现了四种对应的形态,即远古时期听命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农业时期依存于自然的“天地与我并生”,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信息化时期尊重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境况与现实转换

面对日趋复杂的生态问题,西方所谓“主流”生态理论也尽显疲态,难有应对生态问题的“良策”,亦开不出针对生态问题立竿见影的“良方”。生态思想从来就不只限定于生态或自然本身,而是更侧重于讨论人与生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文化资源,古人以阴阳学说为基础,阐释人与自然二者内在关联,并以此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思想,其本质在于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协调、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也内嵌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链条之内,要以世界视角来审视未来发展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张载论性——兼论牟宗三对张载性论的阐释

张载认为,性可以从体、用两方面来理解。体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虚而神”的本性,是万物统一的根源、变化的动力,表现为神妙不测的变化性能;用之性是太虚之气所具有的大化流行之妙用,表现为天道流行过程。人之性是体之性、用之性在人伦社会中的呈现,可区分为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纯粹至善的,气质之性是恶的来源。人性修养的目的就是要根除气质之恶,复归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要回归天地之性,使天地之性统率气质之性,既要“继善成性”,又要“变化气质”。

先秦“天人合一”思想形成之路径

距今8000年前后,人们用以地方为模型,以太阳运行为参照的“天地合一”方式给“天地定位”,开启了对天地关系的认识和利用。早期农耕先民形成因为农作种植的天地关联紧密性合一认识,约距今7000年始,为向天地求农作物收成,形成合祭天地鬼神与天地或巫为中介交通天地神祇、或祈祷物质性天地气交等的巫术和祭仪。距今约6000年后,分层社会的最高权贵——酋长开始对天神与天加以政治利用。为强化权威统治操弄,出现了将其始祖神与天相比并的配天礼仪。良渚早期国家人王为了威权统治操弄,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并奉为至上神;殷商传承人王则将其始祖神与天神合一的至上神上升到了“帝”的崇拜;西周初,因为政治理性的进步,出现了所谓德性“天人合一”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人的主体意识觉醒,自然性的“天人合一”思想开始出现。

张载“性二元论”的思想渊源及其当代启示

张载提出“性二元论”是儒家人性论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事件。学界对该论的思想来源争议较大,有道教说和佛教说的分歧。实际上,张载“性二元论”受到了禅宗大师圭峰宗密对立思维形式的影响,与道教并无关系。宗密认为人在身心结合之前,“真心”是“清净不染”的,然一旦“禀气受质”后,此“心”就受染了,从而遮蔽了本有的“清净”,这是一种先天与后天、本然与非本然之对立统一的思维形式。张载在此基础上对孟子性善论、王充与孔颖达“气稟”论、胡瑗的“天地之性”和传统“气质”观等思想进行综合创新,最终提出了“性二元论”。道教徒“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说法恰是受张载的影响,而不是相反。

论“生态理念”在儒家经典哲学中的重要地位

将自然生态现象赋予道德内涵和哲学意蕴,归纳总结其规律,以此为依据颁行礼乐、建章立制、治国理政,诠释、指导和规范人的思想和行为,此为儒家经典哲学思想的重要特征和存在意义。其理路在于,首先界定天地本质:“天地之大德曰生”;其次提出“大人”即圣贤君王的标准:“与天地合其德”;再次奠定圣贤君王治理天下的法理基础:“天工人代”。探求此思想的逻辑本源可见,儒家经典哲学思想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治理模式,是建立在生生不息、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自然生态良好的基础之上,显现出传统生态理念卓越的前瞻性与综合整体思想观念,与当代社会提出的“生态良好”“永续发展”理念具有高度契合之处。同时,儒家生态智慧,需要实现现代转型,方能有助于现代生态文明建设。

《老子》系列论文之五:《老子》初始本的逻辑结构和义理层次

该文论证《老子》不是出关往秦应关尹之请即兴书写的格言集锦,而是体大思精的毕生著作,具有宏观而严密的逻辑结构,微观而缜密的义理层次。老子自定的《老子》上下经结构是上经《德经》“贵德”,下经《道经》“尊道”,包括“人道/天道”内涵结构和“经/经说”形式结构,是《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代表作普遍仿效的思维范式。

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论人文学作为“精神科学”——兼论中国人文精神教化之学的特质

人文学以探究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为依归,在研究宗旨上与通常的"人文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人文学作为实践智慧,既是精神教化之学,亦是精神教化之道。中国哲学有悠长的精神教化传统,它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认为人是具有"性智"的动物,主张"转识成智"。作为人文教化之学,中国哲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其特点是讲究知行合一,提倡修行,并将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归结为存在信念。中国人文教化之学重视文与道的统一,以文载道,道以文显,从而中国人文教化之学与诠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儒家“诚”范畴的发展

儒家的"诚"范畴自其产生后,在宋明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如何贯穿"天道"、"人性"作了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的道德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发展使"诚"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整。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

《易纬》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说、占卜、象数等思想,利用先秦气论资源,承创易学思维理路,对天道、人道进行了以气论为纲,以宇宙、生命、道德、治乱为目的系统思考,在易学体系内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在宇宙、生命、道德、政治四方面的气本论哲学,阐发了本天道立人极,经人事法天道的天人哲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