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之性”的现代解读——兼及戴震对朱子的辩驳

天命之性是程朱理学核心概念之一。意思是,人的存在即性,与生俱来。性有二重,一曰气质之性,一曰天命之性,天命之性即理。按现代观念,人的社会存在是其一切社会关系之总和。每个人一出生即落入某些社会关系之中。说社会存在与生俱来,或许成立。但是,朱子所说的天命之性,指的是天理(仁义礼智),落在人身,实为文化存在。此学说的涵义是:人生来就是高贵的,具备尊严。这为现代人人平等的观念奠定了基础。但仁义礼智是否与生俱来,却是个要研讨的问题。本文的解决思路是:将“天命之性”之“天”解读为意义世界,即属于第三世界;而将“天命”解读为来源于意义世界,因其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在成长过程中得其教化。于是,工夫论要作调整,由朱子的复性论改变为充实完满论。自我,即本己存在。自我建构不仅有文化存在维度,还有社会存在维度。社会存在维度可以设计;文化存在维度目的唯一,即朱子所论。戴震深刻剖析了朱子的天命之性,恢复天命之性乃是气禀(血气心知)的古代学说,否定性即理,解构理义、气质二本,破性本善,开启了现代解读之路。

论儒家教化思想的人性论根基

儒家教化思想的框架可概括为“本性立教”,即强调将教化理论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施教者根据人人固有的天命之性,确立与开展教化工作。人性在儒家教化思想中,至少有三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人性蕴含着来自天命的人生目的,即为了成就孝悌美德;其二,人性在经验层面的形态会随着教化的推进,日渐彰显与实现;其三,人性在任何时刻都具有一个朝向至善目的的趋势,因而教化的实质是因性利导。由于儒家并不是将父子之道建立在私情或血缘的基础上,而是视为具有超越与普遍意义的人性,所以儒家教化能够以父子之道作为基础,将孝德推向他人乃至天下万物。其原理是父子之道与天人之道相结合,一切伦理关系都需要置于天人关系的视野下才能得到理解。总之,人性是教化的根基,教化是人性的实现,二者之间相互成就。

从“三才”到“三纲”:董仲舒王道观之嬗变

董仲舒王道观由“三才”向“三纲”之嬗变,蕴含着由法天以为仁到本天以立仁(人)的思想。这同时意味着“元”机展露与开显。纵向层面,董子之天备具了本然性根基,从而使天哲学乃至“天人一”得以确立;横向维度,天地人以及物共“元”之性而成“天下一”。董子王道观于“元”的确认中从终极意义上证成了王道本正的先天依据,并由此建构了“天人一”与“天下一”统一的“王天下”图式。

从冲突走向融合:人与自然关系演变的四种形态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而且是中外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中国古典哲学共同关注的重大理论命题。通过上述理论视域对人类社会漫长发展历史进行审视观照,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由冲突对抗逐步走向协调和解共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出现了四种对应的形态,即远古时期听命于自然的“自然中心主义”,农业时期依存于自然的“天地与我并生”,工业化时期征服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信息化时期尊重自然的“生命共同体”。

自然灾害、天人感应与吐蕃上层的政教之争

青藏高原地区多发的自然灾害,在吐蕃时期成为反复被利用的斗争工具,特别是在信佛大臣和奉苯大臣的争权夺利之中,更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依据《韦协》、新旧《唐书》等藏汉文资料,对相关史实加以梳理,指出佛苯两教利用自然灾害攻击政敌的重要事实,认为其与先秦诸子中“天人感应”学说存在密切的关系,是通过内地与西藏地方的思想文化交流,特别是吐蕃贵族学习并直接翻译借鉴儒家经典(如《尚书》《春秋》等)得以实现的。苯教、佛教双方共同接受这一思想,使“天人感应”学说在吐蕃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重诠——基于黄老学自然法的视角

“明者以为法,而微道是行”一句及其相似说法见于多篇黄老文献,一般观点基于德刑关系解读其含义,这种方式局限于狭窄的语境从而限制了深入分析的可能。但在天道语境中,从自然法理论的视角切入,聚焦于时间秩序重诠该句,则能提供一种新的理解方式:“明”与“微”是天道的修饰语,分别代表了天道呈现的两种形态。而天道,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重要概念,具有多层面的复杂含义,在其阐释中引入自然法观念,可以使“法”显题化,凸显其法度和秩序义,进而明确“明”与“微”的具体所指。“明”指天道的客观法度,通过时序的先后关系呈现为确定而必然的时间秩序。“微”指天道的变动节度,通过时机的对立关系呈现为变动而适当的时间秩序。明法与时序、微道与时机共同构成黄老学自然法的两个互补面向。这一新诠释不仅丰富与深化了对黄老学天道观的理解,而且发掘并初步建构了中国哲学独特的自然法理论,为中西哲学之间的对话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思考路径。

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发展境况与现实转换

面对日趋复杂的生态问题,西方所谓“主流”生态理论也尽显疲态,难有应对生态问题的“良策”,亦开不出针对生态问题立竿见影的“良方”。生态思想从来就不只限定于生态或自然本身,而是更侧重于讨论人与生态、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中国古代有着极为丰富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文化资源,古人以阴阳学说为基础,阐释人与自然二者内在关联,并以此建立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的生态思想,其本质在于强调人类要与自然协调、适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沃土之中,也内嵌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逻辑链条之内,要以世界视角来审视未来发展之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孟子性善论新探

在孟子的性善论中,人性概念是与“命”、“心”概念紧密联系的,命是性的本原,心是性的显现。性和心的含义都包括“体”和“用”两层:从体而言,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良能,心是人的良心本心;从用而言,性是仁义礼智四端,心是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四心。良心本心作为性善论的立论基础,是人的道德本能、道德理性和道德意志的集合,其显现过程是从道德本能出发经过道德理性逐渐上升到道德意志的过程。孟子的性善论不是向善论,而是性本善论。

从颜氏之儒的思想特质看其与易学的关系

颜氏之儒是颜回及其弟子所形成的学术群体,颜氏之儒作为传道之儒,继承和拓展了孔子天道性命的形上智慧,以自强不息、奋进不已作为人生信条,追求用行舍藏、乐天知命的人生境界,向往没有战争,没有纷争的大同社会。从颜氏之儒特征来看,它与《系辞》、《大象》、《彖传》、《文言》有着内在的联系,《系辞》、《彖》、《象》、《文言》、《序卦》有可能是颜氏之儒的作品。

论人文学作为“精神科学”——兼论中国人文精神教化之学的特质

人文学以探究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为依归,在研究宗旨上与通常的"人文科学"研究区分开来。人文学作为实践智慧,既是精神教化之学,亦是精神教化之道。中国哲学有悠长的精神教化传统,它追求人道与天道的合一,认为人是具有"性智"的动物,主张"转识成智"。作为人文教化之学,中国哲学是即哲学即宗教的,其特点是讲究知行合一,提倡修行,并将人的超越精神性存在归结为存在信念。中国人文教化之学重视文与道的统一,以文载道,道以文显,从而中国人文教化之学与诠释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儒家“诚”范畴的发展

儒家的"诚"范畴自其产生后,在宋明时期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如何贯穿"天道"、"人性"作了具体的阐释;另一方面,宋明理学对"诚"的道德内涵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发展使"诚"的内涵更为丰富,更为完整。

论儒家自然哲学的天道时序观及其生态意义——以《易传》为中心

在哲学中,"天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性质和规律。关于天道运行的机制,易学自然哲学的说法是"神妙万物"。神是阴阳运行的微妙、神秘、不知其然而见其功的作用,也是变化的动力;天道运行所表现出来的节奏、节律、秩序以及由这种节律所决定的应该采取的行动则是时和时序。儒家自然哲学的时与现代牛顿时间观不同。儒家的天道观是有机的、内在的,人和自然可以相互影响的。其自然规律,是生态性质的,是一种稳定性,而不是超出人为控制的必然性;可以因人的不当行为而遭到破坏。儒家自然哲学对于天道的这种认识在历史上产生了敬畏自然的生态态度,对于当今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论《易传》的和合思想

《易传》和合思想的核心是阴阳的对立统一,阴阳和合的最高境界是人与天地合德,是"天人合一"。其和合思想特征有四:一是主张阴阳尊卑有序的和合;二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多样性并主张容纳多样性;三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和合的两端而主张追求中道,中道是阴阳和合的主要表现形式;四是认识到了事物阴阳的和合与不和合是并存的、互相转化的。认识和合,目的为追求人与天地合德;认识不和合,目的为居安思危,提高忧患意识。

性与天道:荀子礼学的形上学依据

为了给自己的礼学思想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荀子从人性论与天道观两个方面对礼学的形上学依据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在人性论方面,他以“性伪之分”为逻辑起点,以“性伪合”为理论归宿,论证了礼的必要性、可能性及其产生的人性根源。在天道观方面,他以“天人之分”为理论依据,论证了礼在人类社会中的核心价值,并以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性为理论依据,建立了礼的超越性和绝对性基础。

《易纬》的气论及其哲学意义

《易纬》以儒家思想为根基,吸收了道家、阴阳五行说、占卜、象数等思想,利用先秦气论资源,承创易学思维理路,对天道、人道进行了以气论为纲,以宇宙、生命、道德、治乱为目的系统思考,在易学体系内最大程度地完成了在宇宙、生命、道德、政治四方面的气本论哲学,阐发了本天道立人极,经人事法天道的天人哲学体系。

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与天地合德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 ,表述的不仅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而且传递出了一种“天人合德”的精神。天不仅是自然秩序的代表 ,也是人间的秩序与价值的根源 ,人的“仁德”源于天的“生德”,所以天人能够合一 ,合一的基础是“德”,“合一”的标志是在对“天”的体认中 ,觉解“人”的精神生命 ,而“仁”就是人的精神生命的最高境界 ,所以通过对人的“仁性”的把握 ,就可以体认这一超越的价值源头 ,臻于天人合一之境。在中国哲学中 ,对“仁”的把握 ,离不开对人的心灵心性的探讨 ,而传统的心性之学所传达的基本精神就是天与人、宇宙与人生、心性与天道的相互贯通。“天人合德”的精神气质决定了中国哲学必然走向一条向内探求心性之路。

是“天人相分”,还是“天人合一”——《荀子》天人关系论再考察

荀子的“天人”观是儒家一贯的“天人合一”论,而不是所谓的“天人相分”。其“明于天人之分”强调的是天、人各有其职分,人应遵守其本分;“制天命而用之”的主张亦并非忽视甚至罔顾自然规律,一味片面地强调改造自然,而是在顺应自然的前提下,裁取自然界中可以为人类所利用的物质或规律为人类服务。同时,荀子还继承了儒家之“时禁”等生态保护的思想,提出了诸如“应时”等不“失万物之情”的“天人合一”的原则,极力主张保护和有节制性地利用自然资源,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程颢易学思想管见

对于程颢易学思想,学界述及较少,本文仅从“生生之易即为道”、“天人一也”、“只心便是天”、“形上形下之辩”等方面入手展开讨论。程颢以易为道,认为道的内容即是生生,生生之易为道体,为天理。从具有普适性的道、天理出发,程颢提出了“天人一也,更不分别”的思想。在天人关系中,程颢彰显了人的价值意蕴,认为“无人则无以见天地”,“人为天地心”,“只心便是天”。同时,以道、天理为基础,在道器关系上,程颢阐述了道器的清晰区分和真正关联,并更加重视道器的圆融为一。

《东坡易传》论“道”与“性”——兼论其中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

着重考察了苏轼在《东坡易传》中对“道”与“性”的论述 ,发掘了其易学哲学在本体论上的内涵 ,即以佛道解道、性 ;与认识论上的内涵 ,即以庄解道、性。并指出苏轼易学哲学的特点在于“诸家并举 ,会而不通”。其“不通”主要表现在本体层面的佛道之学与伦理层面的儒学之间的不通 ,而苏轼所心仪之庄学的认识论意义与理论宽容精神正好成全了这种“会而不通”。

对德国古典美学与中国当代美学建设的反思——由“人化自然”的实践美学到“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

反思我国50多年来的当代美学发展,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是重要因素之一,其表现为我国当代最重要的美学形态实践论美学就是直接师承德国古典美学特别是康德美学而来。这是由于德国古典美学自身的水平与中国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但一切理论都是历史的,在历史中产生并在历史中退场。我国新世纪以来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决定了德国古典美学已经不能适应中国现实需要,而在其影响下产生的实践论美学也暴露出诸多弊端,它们都必将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当代美学发展将由"人化自然"的实践论美学过渡到"天地境界"的生态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