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法与刑法的良性互动关系:以刑民交叉案件为视角

为增强我国法律体系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与科学性,建议推动公司法与刑法的无缝对接、同频共振与良性互动,扭转两法之间存在的碎片化与孤岛化现象;尊重公司法秩序统一性,确保前置法创设的法律秩序受到刑法礼让;明确追首恶的刑事司法政策,精准锁定并从严处罚公司背后的实质违法者,在裁判民营企业家涉刑案件时要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严格区分股东股权与公司法人物权,尊重股权转让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刑法落实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平等保护的原则,对侵害国企财产与民企财产的行为实行同罪同罚;采取兼顾公司利益与公司意志的职权范围标准;刑法确立疑罪从无原则;尊重与保护诚实信用、公开透明、公平公正、多赢共享、包容普惠、可持续、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确立先民后刑、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程序正义原则,对同一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一律采取先民后刑的新思维,对互有牵连、但并不相同的法律事实与法律关系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采取刑民并进、和而不同的裁判思维。

论涉法网络舆论对刑事诉讼的影响与规制

随着我国刑事程序的进步与公平正义观念深入人心,公众对参与司法过程的需求和热情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公众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司法过程成为主流。但网络舆论的盲目性以及片面性使得司法机关遭受一定压力,“网络审判”的盛行可能给当事人及其家属造成巨大伤害,宽松的网络环境使得无罪推定原则在相对开放的空间中被大量忽视。文章通过分析涉法网络舆论与无罪推定原则的关系,思考如何在尽可能不破坏网络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尊重无罪推定原则,并研究对公检法机关、官方媒体涉法网络舆论进行规制,对自媒体与网民进行引导,对平台监督责任进行强化。

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比较研究——一种历时分析

无罪推定最初表现为一种富有人权保障价值的证据法原则。但由于产生背景和发展进路的不同,无罪推定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功能定位和法律效果上有一定差别:前者将其作为审判阶段的证明规则,后者则以无罪推定的证据法内涵为基础,充分挖掘其程序法意义,将其塑造为具有多重法律效果的人权原则。二战后,无罪推定的国际化虽然推动了无罪推定法律效果限制和生效范围的一些共同基准的形成,但对各法系无罪推定法律效果的影响并不均衡。

无罪推定原则之多维分析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适用范围、法律意义、价值评判仅停留在部门法的层次上来认识是不够的 ,其所表现的不仅仅是一条法律原则 ,而且是重要的人权准则。从概念分析、逻辑分析、经济分析、规范分析、现实分析这五个维度出发 ,深入地阐释了无罪推定原则深厚的价值底蕴 。

论权利放弃——以无罪推定权利为视角

人权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以放弃的,人权中的具体权利有些是可以放弃的。所放弃的权利必须是合法权利,必须是本人的权利,应当是自愿放弃,放弃权利不能违反法律、不能影响他人的权利,放弃权利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由放弃人承当。以无罪推定为例,无罪推定作为被追诉人的权利在一些场合是可以放弃的,确立无罪推定放弃机制将有利于我国刑事司法改革,有利于司法公正和效率,有利于保障人权。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的保障

面对死刑的人,在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前后分别称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合法、充分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是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方面。我国《刑事诉讼法》对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障规定得较为系统,在有些方面已达到国际标准,但在另一些方面还存在差距。为了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人权,需进一步从获知权、辩护权、无罪推定、沉默权等方面加以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研究

无罪推定原则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对于确保被告人在审判中受到公平对待、参与法庭判决制作和保障人权具有重要意义。其思想在我国古代已有体现 ,但真正现代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是近代资产阶级大革命胜利的成果。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确立完全意义的无罪推定 ,但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在正确理解无罪推定原则时 ,我们应注意该原则与实事求是、沉默权。

无罪推定与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权力哲学”

贝卡里亚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其主旨在于反对封建刑事诉讼制度中对被告人的刑讯———这一合法暴行。随着人类社会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无罪推定的内涵在不断拓展。无罪推定原则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刑事诉讼制度的宝贵路径,即应如何把握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结构性关系。现代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应遵循的“哲学”是:国家权力的谦抑性、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及国家机关对权利主体的诉讼关照。无罪推定的宪法化与国际化趋势,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原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

沉默权不该再沉默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与司法准则接轨的步伐加快,特别是1998年10月我国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后,沉默权问题已成为法学界、司法实务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和刑事诉讼法研究的热点。我国目前应制定沉默权制度,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

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矛盾反思

无罪推定原则的移植应该结合本国实际情况进行。如果不能恰当地给无罪推定原则以合理定位 ,无罪推定原则必然与其它理念、制度和话语发生矛盾 ,具体来看 ,理念层面存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矛盾 ,制度层面主要反映为沉默权与讯问权的矛盾、控方举证与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的矛盾、疑罪从无与缺失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矛盾 ,话语层面的矛盾集中反映为话语权垄断引起的判断的矛盾。

沉默权的程序正义价值探究

沉默权制度自萌芽到成熟历经几个世纪,它的发展经历了从开始确立到有所限制的两个阶段。对于沉默权制度我国学界是众说纷纭,从一开始的是否引进沉默权的论争到现在已经演变成了如何引进沉默权的问题。虽然近来新修定的刑事诉讼法中仍然没有确立沉默权制度,但其程序正义价值毋庸怀疑。现代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之一的无罪推定原则,要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沉默权。沉默权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从而加强辩护方的防御力量,实现诉讼中的控辩平衡,它是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实现程序正义的基本保障。

无罪推定与媒体报道

无罪推定体现了人权保障的价值。媒体报道彰显了新闻自由的理念。媒体对案件的不当报道会给独立审判带来不利影响,进而损害被追诉人受无罪推定的权利。但司法独立的完善配套制度具有保障独立审判,抵御外来干涉的免疫功能,自由的媒体能够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报道,具有保障私权、监督公权的作用。"无罪推定"与"媒体报道"的关系实则是"人权保障""新闻自由"与"司法独立"的紧张而又复杂的关系,西方对此早有讨论并且做法各异。中国语境下的争论虽持久不衰,但缺乏言说的前提:自由的媒体与独立的司法。

无罪推定原则之价值分析

本文试从价值角度对无罪推定原则进行分析,指出该原则所蕴含的人权保护价值,认为在我国应将其上升为宪法高度,进而加强对我国公民的人权保障。

习惯权利与宪政立法

习惯是法的渊源之一。某些习惯权利作为一种自发权利先于法定权利存在,后经国家立法程序确认与吸收而成为法定权利。习惯权利不只可以纳入民事立法,也可以成为宪法权利的前身。即使没有被纳入宪法和法律,一般也应受到法律保护或不予干预。这也是衡量宪法的民主性的一个标尺,是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广度的体现。

基督教语境中普世人权的发轫——兼论西方学者的人权发生学观念

西方学者认为,追溯普世性人权的由来,中世纪罗马教皇和教会法学家是无法绕开的,特别是英诺森四世、亚历山大六世和西班牙教会法学家维多利亚的思想中含有普世人权的萌芽。在西方文明基础上,构造自古希腊、中经中世纪、直到现代的普世人权谱系的合法性话语体系。西方的普世人权谱系,是现实关照下的思想史重构,是营造话语霸权的精湛的话语政治学艺术。

应当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原则,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具体体现。确 立无罪推定原则必须要有制度上的保障,这就需要在刑事诉讼法中完善辩护制度,确认举证责任和沉默权制度,从 而实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保证司法制度的公正、公平、正义。这就有必要修改我国的刑事诉讼法。

沉默权三论

在刑事诉讼中是否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保持沉默的权利,在我国一直见仁见智。本文从司法文明、公民权利及改变警察办案作风、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的角度,阐述了在我国实行沉默权的必要性。

无罪推定原则之辨正

无罪推定原则被普遍赋予的含义是将判决之前的被指控人设定为无罪之人,此为保护性的暂时的实体设定,不存在反驳问题。贝卡利亚首倡的并非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对有罪推定的否定。作为证明责任规范的无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普遍含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部分地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义既非无罪推定,亦非禁止有罪推定,只是禁止在判决之前对被指控人的犯罪作肯定判断。在法治原则下无罪推定不是必须的法律技术设计。

无罪推定原则的历史考察

无罪推定的思想最早出现于英国的习惯法 ,集中体现其证据制度中 ;而大陆法系国家对旧的刑诉制度进行批判时 ,将这一思想引进 ,并提到保护人权的高度来阐发。在现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的最先阐发者是贝卡利亚 ,这一阐发是对大陆法系中世纪以来的纠问式诉讼制度批判而得出的结论。

论有保留的无罪推定原则

对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第12条规定的理解,刑事诉讼法学界有着不同的认识。虽然1996年立法机关没有采纳专家学者的修改意见而直接明确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但是,联系整个法典的条文来看,除了对被告人享有沉默权予以保留外,已经肯定了无罪推定原则的绝大多数基本内容,可以认为确立了有保留的无罪推定原则,或者说是不完整的无罪推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