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利非实施主体的价值评判与法律规制——以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为视角

在传统视角下,专利非实施主体(NPE)主要产生于知识产权制度的漏洞,它们通过滥诉和滥用禁令救济等方式攫取了不合理的高额利润,会产生阻碍创新、损害消费者利益、破坏市场秩序等消极效果。但实际上,NPE的产生与网络化开放创新密切相关。NPE是知识产权二级市场发展和专业化分工的产物,它在许可谈判中的优势地位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专利许可模式由事前许可向事后许可的转变。同时,NPE也反过来促进了网络化开放创新。它可以促进技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技术的搜寻成本,提高小企业和个体发明人的创新激励。因此,NPE并没有“原罪”,而是一个中性的市场主体。对NPE的规制思路,应当从基于主体身份的规制路径转变为基于滥用行为及其权利源头的规制路径。

危机情境下双元创新模式如何赋能组织韧性重塑:基于美国实体清单情境的探索性研究

在VUCA日益成为企业面对的普遍情境下,能否具备应对危机保持组织韧性的动态能力显得愈发重要。以14家美国实体清单打压危机情境下的企业为研究对象,构建危机情境下组织韧性形成动态过程模型及双元创新对组织韧性重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组织韧性重塑动态过程包括韧性激活、自主跟随、探索引领3个阶段,每个阶段韧性形成机制由“感知识别→战略动态响应→组织韧性结果”构成,并归纳出“感知识别”“资源摄取”和“重构转变”3个核心动态能力;(2)企业面临资源和能力约束的情境,研发韧性和经营韧性关系的平衡与演化是推动组织韧性重塑动态阶段跃升的内生动力;(3)双元创新对于组织韧性重塑的作用机制主要聚焦于替换互补、吸收转化、耦合迭代,背后体现的是双元创新将外部资源转化为内部创新效能。研究结果既丰富了组织韧性和双元创新理论,也为企业实现韧性治理提供了理论参考。

国家实验室体系与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研究

国家实验室体系和国家科技企业群体无疑是中国新质生产力的两大主体。如何将国家实验室体系的创新力量与科技企业群体的创新力量有机协同起来,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涌流和高水平发展创造条件,是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重中之重。为促进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体系两大创新系统产生“1+1”大于2的创新力量,提出建构“国家实验室体系与国家科技企业超融合创新体”的思考与建议。“超融合创新体”主旨是从根上打通科研与产业、科研主体与企业主体之间的壁垒及障碍,让所有主体的主要创新活动都能够在“超融合创新体”内完成。

数字实体融合在激发新质生产力中的管理路径与挑战

通过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明确了数字实体融合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创新、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的关键作用。研究结果认为,数字实体融合虽然对企业经济增长很有益处,但同时也面临数据安全、技术标准、管理更新等问题的挑战。因此,提出加强技术创新、优化政策环境、推动跨界合作等策略,以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同时为理解数字实体融合的价值及其对新质生产力的推动作用提供新视角。

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与中国企业创新绩效研究——以2018—2022年33家被管制上市企业为例

以2018—2022年美国出口管制实体清单中涉及高技术的上市公司为实验组,以2016—2022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为对照组,分析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会显著提高中国被管制企业的创新产出质量和创新产出效率,该结论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考虑企业的异质性发现,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对被管制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在大型规模企业、国有企业的影响更加显著;检验倒逼效应的差异性发现,美国高技术出口管制对中国被管制企业创新绩效的倒逼效应体现在具有“突破式创新”的创新质量上,而不是体现在具有“渐进式创新”的创新数量上。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能力积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的影响

收集全国区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基本信息,分析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的多方面因素。运用Cox生存风险分析动态追踪了2005—2021年全国2988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状况,记录其进入退出市场时间,采用KM估计方法刻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特征;通过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管理能力、创新能力、运营能力分析,解释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27.6%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退出农业产业,平均生存时间为7.71年。创新能力和运营能力显著影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存时间,专利、商标数量增加、提高认缴资本数额、开展农产品网络宣传和销售模式均会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管理能力中提高管理者的风险管控能力会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而股东关联其他企业数量增多却会降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

多元主体视角下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研究——基于中国30个省份数据

从多元主体(政府、企业、学研机构、其他市场主体)视角构建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并基于2009—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数据,运用“熵权法+TOPSIS法+耦合度分析法”对区域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结果发现,总体上,中国各省份创新能力的梯队分布呈金字塔形;空间分布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特征,各区域间差异大,区域内部创新能力发展不均衡;从创新主体来看,区域创新系统的四大主体创新能力都呈上升趋势,呈现政府、学研机构、其他市场三大主体创新支撑能力强而企业创新参与能力弱的状态;从耦合状态来看,中国四大创新主体之间耦合度还比较低,而且企业与其他3类主体的耦合度也比较低。因此,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应推动以区域为单位建设创新高地,推动区域内多元主体协同创新发展,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延安苹果经营主体发展的实践经验

截至2022年,延安市新型经营主体2 hm^(2)以上的产业大户5313户、家庭农场9818家、企业141家、合作社2121家,果园面积4.2万hm^(2)。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深入推进,苹果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面临覆盖面窄、社会化服务组织建设滞后、销售市场和渠道不稳定、带动能力弱等诸多问题。该文围绕苹果新型经营主体产业发展现状和制约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的共性问题,结合成功案例,提出苹果新型经营主体发展路径,旨在为延安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献计献策。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投入的非线性效应研究

建设高效的创新体系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然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创新投入形成严峻挑战。本文以2007—2020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创新投入的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其创新投入之间呈现稳健的“倒U型”关系。第二,在金融化的较低阶段,企业基于预防性动机持有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蓄水池效应”居主导地位且有效促进了企业创新投入;但随着金融化水平提高,企业基于投机动机增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的“财富效应”居主导地位且挤占了企业创新投入。第三,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其创新投入之间的倒U型关系受到企业CEO的专业技术背景、产权属性和所在行业竞争激烈程度的调节。研究结论对于客观认识企业金融化的动机与效应,针对性地提出治理企业金融化的政策、推动经济“脱虚返实”和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实体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和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是现实和学术界争论的热点。从微观企业层面,基于金融化视角,以“R&D-创新-生产率”(CDM)模型为基础,引入金融化因素进行扩展,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技术创新决策、技术创新投入、技术创新产出和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创新投入强度越小;金融化与创新投入决策、创新投入强度的关系具有典型的企业所有权异质性;技术创新投入对技术创新产出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金融化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投入进而影响技术创新产出,最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由此得到对新时代背景下实体企业提升生产率的启示为:企业在转型发展阶段应理性决策,在提高资金配置效率的同时持续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政府需要了解金融化对于实体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对生产率提升产生的影响,制定有效的政策引导实体企业在经营、资产配置等决策中作出正确选择。

农业产业互联网背景下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路径研究

近年来,产业互联网兴起并逐渐向农业领域渗透。农业产业互联网以互联网为基础,以实现数据资源共享为主要目标,通过将农业产业互联网化,实现网上农产品交易、网上资金结算、订单农业等信息化交易,从而增强农业生产经营能力,推动农业供应链向纵深化和专业化发展。当前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虽然有核心企业的参与,并且明显降低了商业银行与农户、小微型农企间的信息不对称,但却难以满足农业产业互联网背景下需快速响应客户需求的要求,农业供应链金融的创新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农业产业互联网对农业供应链金融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农业产业互联网背景下商业银行农业供应链金融面临的障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前沿技术、未来产业与产业主体--对未来产业几个关键问题的理解

未来产业是我国未来国民经济和产业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面向未来中长期发展的新型产业群。今天布局的未来产业应该是未来15~30年之后替代今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而成为那个时代的战略新型产业群。由于未来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科学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未来产业主体的创新能力等均很难在今天一一预见判断,加之诸如前沿科学技术与未来产业的关系、科学技术和生产工艺技术等的创新协同以及未来产业的主体成长等问题尚待研究透彻,因此,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思考并布局未来产业务必审慎严谨,以免资源配置失误。

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对科技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9~2018年中国创业板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对科技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剖析了社会信用水平、政府创新资金支持两个外部制度环境因素的调节作用以及二者交互作用的联合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科技中小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绩效;社会信任水平、政府创新资金支持均能强化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正向关系;社会信任水平与政府创新资金支持的交互作用正向调节共建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与企业创新绩效间的关系。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

科创服务平台与创新创业主体共成长的“中关村模式”

科创服务对培育创新生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以北京市级科创服务平台中关村发展集团为案例,通过解剖它在长期服务中关村示范区过程中探索形成的“中关村模式”,探讨了国有企业在服务创新生态建设工作中“成人达己”发展逻辑。研究发现,“中关村模式”的特色在于科创服务平台与创新创业主体共成长,本质是国有企业通过提升核心功能进而锻造核心竞争力,走通该模式的关键机制是打造一支专业化、复合型人才梯队。研究结论为我国其他地区践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参考样板。

绿色债券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

绿色债券是国家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金融手段,随着绿色债券不断发展,其作用成为热点话题。本文从微观视角探究了绿色债券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选取2012—2019年我国A股非金融企业为样本,采用多期DID模型检验绿色债券发行前后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表现。研究发现,绿色债券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作用机制方面,融资约束放大了绿色债券对实体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绿色债券推动企业绿色创新的效果具有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在国有企业中这一效应显著,但在非国有企业中并不明显;管理层代理成本并不会对绿色债券的积极效果产生异质性影响。本文丰富了绿色债券发行影响效应和企业绿色创新的相关研究,为企业积极参与绿色债券市场提供了理论证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阶段的时空演变及生存分析

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政策引导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新发展阶段,日益成为农业、农村、农民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论文基于2000—2022年中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据,利用空间计量和生存分析,探究其生存时间阶段性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入退出数量呈现倒“U”形曲线,实存数量呈逐渐上升的状态;阶段一成立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状况最好;个体特征和创新环境因素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时间均有正显著影响,阶段演变因素对其生存时间呈负显著影响;随着成立阶段的推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产规模和关联企业数量对其生存时间的保护作用逐渐下降,地理区域因素保护作用也逐渐减弱。研究可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生存提供实证分析,为农户成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有益案例。

广西蚕桑产业做大做强加工链条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建议

蚕桑产业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传统优势产业。目前广西的蚕桑产业在推进全产业链建设中需要解决加工环节存在的产值及产品档次不高、经营主体意识不强、科技研发实力不足等问题,与此同时“东绸西移”的加快推进、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产业要素的有效集聚也给广西的蚕桑产业带来了发展机遇。在此背景下提出广西的蚕桑产业要做大做强加工链条,需要明确发展战略、实施“二次创业”、培强经营主体、强化科技支撑等对策与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以2013—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高端制造业为样本,实证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具有显著倒“U”型非线性影响,且经过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之后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金融资产配置对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衰退期企业更加显著。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是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效率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