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生成逻辑和实践向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法典形成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互构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奠定思想灵魂塑造民法典的中国特色;民法典通过设定私法秩序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运行规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的生成逻辑包括德法合治的历史传统、法律和价值的耦合关系、民法典人民至上的价值旨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不同层面融入民法典,具有宣示国家价值目标、引领社会价值取向、明确个人价值准则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民法典实践向度的具体方式和边界,有助于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经验的理论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是一个实践命题,也是一个理论命题,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也是新时代中国教育事业改革创新的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一理论基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蕴含着中国教育发展的特殊经验,阐明了新时代教育理论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有着鲜明的理论属性。其中,“九个坚持”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奠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内核。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孕育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的百年经验,立足于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历史新方位,发展于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的新征程,包含着一系列变革性实践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和教育理论发展的统领性概括,是对中国教育改革创新提出的总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的实践中不断丰富理论内涵、彰显真理力量、扩展思想视域,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的理论创造,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新高度。

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的改进与完善

文章以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为视角,采用比较分析、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最高人民法院《兴奋剂刑事案件司法解释》和《刑法修正案(十一)》为依据,在对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路径进行规范分析的基础上,探寻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的现实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改进思路,为兴奋剂犯罪的刑法治理提供参考。文章指出,目前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规制路径,但是依然存在着需要迫切改进的问题:罪名定性判断模糊不清、犯罪构成要件内涵不明和行刑法律规范衔接不畅等。兴奋剂犯罪刑法治理体系应当从三个方面进行自我改革与完善:第一,完善兴奋剂犯罪的罪名体系;第二,明确兴奋剂犯罪构成要件的内涵;第三,构建兴奋剂“执法——司法”合作型工作机制。

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的出场逻辑与实践路向

农村民间金融能够较好地弥补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缺口,是农村金融市场不健全和不完善的产物,是一种过渡金融体制。当下农村民间金融的治理难题归根于相关法律供给的异化,尤其是硬法规制模式的乏力甚至失灵。法经济学视阈下,软法可以发挥其在创制方式、立法成本、规范架构、实施机制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农村民间金融软法治理应秉持金融公平、金融效率、金融共享和绿色金融的价值理念,彰显社会公权力的治理效用、声誉机制的外溢效力、激励约束机制的常态化以及非司法中心主义的路径依赖,并在软硬法有机协同下推动农村民间金融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实践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生态环境与资源保护承受着较大的压力,而经济的快速增长也往往伴随着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及资源的浪费,并进而成为影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并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发表过许多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以及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阐述我国在生态环境保护立法、执法及司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贡献,能有效提升我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及完善生态环境法治建设。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治论”理念解读

习近平法治思想“治论”理念内含“法治论”“治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论”等有机组成部分,其围绕“法治”和“治理”衍生诸多新范畴,且新范畴及其关系在运行中表现形式多层多元。国家治理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有互动关系。“治理”体系在“法治”体系的配合下形成国家综合治理、政治治理、经济和社会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文明治理、政党治理的不同场域及具体特征。“良法善治”对上述治理场域有不同的回应,包括宪法精神与合宪性审查、多元立法思路、法治监督和法治保障及全球“善治”、涉外“善治”和突发事件应对“善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论”所对应的现代化之治需要良法(治)善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在福建的孕育与实践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在领导地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同时,他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政协制度、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思想和基本要求,推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深化和发展,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提供了经验基础和理论素材,成为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重要论述的思想先声。

德法合治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依据与路径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历史镜鉴,传统中国“德法合治”的成功范式昭示着新时代德法合治方略可行、必要。从法理依据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蕴含着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的逻辑必然,既是新时代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各环节,基本进路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科学立法、保障严格执法、裨助公正司法、促成全民守法。

人类文明新形态创新之规律论析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在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揭示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文明新形态坚持人本逻辑,着眼于实现全人类的解放,体现了共产党的执政本质、执政的终极目标,从总体上强化了党的全面领导,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汇集现代社会的基本要素,从新物质文明、新政治文明、新精神文明、新社会文明、新生态文明方面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等方面,诠释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逻辑理路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价值观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为法治建设提供价值引领、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在理论层面,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建设法治中国具有目标上的一致性与逻辑上的融构性,在过程上具有互动性.在实践层面,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融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各环节,融入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的各部分.

关于“个人极端案事件可防可控”问题的几点思考

近些年来,个人极端案事件因其成因复杂、手段暴力、对象泛化、影响恶劣等特征而备受社会关注;学界及实务部门对其研究亦呈由犯罪学、心理学向社会学等多领域拓展之势。但从社会政治视角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尚显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其认识和实践的深入度、精准度及防控的针对性、有效性。以习近平“统筹发展与安全”重要观点为指导,以确立和践行政法机关提出的“可防可控”理念为抓手,运用社会矛盾运动及转化原理,将其从“形同质异”的类似案事件中择分出来,精准深刻把握其本质内核、发生发展机理,发挥社会制度和政治优势,前伸及拓展防控对策,无疑更具政治指导和社会实践意义。

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

社会公德的建设对新时代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深入推进、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升、良好国家形象的全面塑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社会公德建设是公民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社会公德建设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社会公德建设需要以法治建设为保障,是新时代社会公德建设的三个基本问题。当前我国社会公德领域总体呈现出尚德守法、崇德向善、文明和谐的良好景象。

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由党的十五大正式确定,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再次重申和阐释的治国理政的根本原则。"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科学内涵极为丰富,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党的领导是"三者统一"的根本保证;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三者统一"的本质要求,是坚持党的领导和实施依法治国的价值目标;第三,依法治国是"三者统一"的根本手段和重要保障。坚持和完善"三者统一"必须坚持和完善三大基础:"三者统一"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三者统一"的价值基础:以人为本;"三者统一"的制度基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研究——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动态分析

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两大基石,目前学术界对两者统筹推进的动态分析主要从立法和执法两个法治环节展开,改进该研究需要进一步从完整的法治过程分析出发,将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全面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这四个前后衔接的法治过程。构建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统筹推进机制,需要以党组制度、党政机关联合发文制度、领导小组制度等政治制度为支撑,健全中国共产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的一系列机制,在法治运行过程中着力构建政党立规与国家立法统筹推进机制、政党执规与国家执法统筹推进机制、党内问责与司法机关法律问责统筹推进机制、党员守规和全民守法统筹推进机制。

农村经济法制建设的反思与展望

新农村建设是我国目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现有农村建设的法制理念和制度已经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必须尽快实现转变和创新,即从稳定理念向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变、从保障理念向统筹城乡发展理念转变、从政府主导理念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理念转变、从非均衡发展理念向均衡协调发展理念转变,并在新的法制理念指引下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制体系,构建真正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科学的法制体系。

我国公务员的法治观念及其构建

通过对法治观念的历史渊源及其基本内涵的分析,阐述了西方公务员法治观念的基本情况。论述了我国公务员整体法治观念存在的误区,即"人治"意识依然存在,法律工具主义意识浓厚,由制度和监管的缺欠导致法治观念的扭曲。进一步阐明了我国公务员法治观念构建的主要内容,即树立法律权威的观念,遵循程序正义的原则,并加强对其自身的法律知识的考核,吸纳法律人进入政府工作。

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袁氏模式”:样态、异化及其反思

2008年底自深圳市推出全国首个指标体系以来,各地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实践,既遵循了袁曙宏教授于2006年6月所提出的关于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构建设想,又有诸多创新和变化。它们共同呈现了中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实践上的亮丽风景。实现由"目标考核型"到"绩效评估型"的转变,是创新我国法治政府建设指标体系的基本路向。

德法合治:国家治理现代化路径的反思与重塑

从世界范围而言,存在两种典型的国家治理路径:德治中心主义与法治中心主义。古代中国是德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代表,近现代的西方是法治中心主义的典型例证。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下,法治与德治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需求。法治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价值与目标方向上的内在一致性。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伦理目标,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德性所在。法治中心主义、德治中心主义都不是完美的治理方式,德法合治才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更为妥当的路径。

作为政治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政治解释

从法律与政治之间的有机联系来看,司法与法治并不外在于政治,司法与法治都是政治系统中的组成部分。法治展示了政治的一个维度。法治是政治关系、政治秩序、政治框架的规则化、定型化的表达方式。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描绘了法治的政治品性,应当从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