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大一统”是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主导思想。“大一统”思想萌芽自先秦时期的服事制统治理念和族群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其核心内容。“大一统”思想为秦、汉、隋、唐、明等农耕族群所建王朝继承与发展,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不同的特点,但强调“大一统”的同时又强化“华夷中外之分”,是这些王朝“大一统”思想共有的显著弊端。这或许是只有北魏、辽、金、元、清等非农耕王朝对“大一统”思想继承与发展才能持续推动中国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最终底定于清代的深层次原因。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中正统观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历史从未中断。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有一个强大的内生动力存在,这个内生动力,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的大一统思想。中国古代各民族的政治家都把追求国家的大一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且不断实践。大一统思想中包含着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能够一脉相承,并且能够统一全国的某个政权所具有的合法性。在多民族中国处于多个政权同时并立的历史时期,正统观念的实践是十分丰富的。正统观念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凝聚力之一,客观上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孕育。

略论薛道衡的“大一统”思想

薛道衡是北齐、北周和隋朝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的思想核心是"大一统"。开皇四年(584),薛道衡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的期盼,开皇八年(588)的论述主要是对实现"大一统"的"筹略",大业五年(609)的论述主要是对"大一统"局面的称颂。薛道衡"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由多种因素影响造成的。

从王通看古代“大一统”思想的双重认同及其德性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经验视角

王通处在中国社会从三国两晋南北朝长期动荡分裂进入隋唐新的大一统建立之际。他的“大一统”思想包括正统与道统两个方面的内容。他的正统观把“正统”之“正”,从神秘的超自然拉回民心,使之符合“道统”之“道”,首创了在历史书写中给“大一统”过渡时代确立“正统”政权的先例,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同中理念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将统一视为中华民族政治共同体发展的应然与必然,意味着中国要么是统一的,要么是必将统一的。他的道统观主张基于人本主义与民本思想的“三教可一”,并通过谨慎著述、传道育人与文学、音乐艺术(诗、乐)创作,来传承民族文化,凝聚文化共同体意识(“道统”),体现了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个体自觉与群体超越性追求。在王通身上,也反映了古代教育家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在“道统”传承上的结合。

德润四海——董仲舒“大一统”思想与汉武帝“西南夷”经略

汉武帝时期,经学思想与政治由各自发展而汇入同一时代脉搏。作为这一时期的“儒者宗”,董仲舒努力改造儒学,使之成为实用于社会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其“大一统”学说适应了汉武帝“德润四海”的需求,从而完成了儒学由上到下的过渡。但是由于汉匈战争,董仲舒的思想对匈奴并没有机会施展。由于有唐蒙凿路和张骞考察所奠定的基础,汉武帝决心对西南夷进行开拓与经营。因西南夷地理位置特殊,且在“四夷”中军事实力最弱,不会对中原王朝构成威胁。当汉王朝把军队集中于北部边郡,便不可能对西南夷采取像对匈奴一样的武力攻伐。对西南夷的经略实为汉王朝推广董仲舒“大一统”的思想提供了空间。这一儒学思想的实施集中体现在西南夷的开拓道路、置吏及移民方面。汉朝经略西南夷成为董仲舒思想在对待夷夏问题上的第一次成功实践。西南夷的开拓奠定了儒学的正宗地位。董仲舒“大一统”思想成为此后各代王朝的主导思想,对当今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与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神话学视域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三皇五帝神话原生形态演化的分析

三皇五帝神话原生形态为大一统观提供了生长的土壤。大一统观形成后,又对三皇五帝神话原生形态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其顺应时代的需求而发生多重演化,包括历史化、政治化、宗法化、伦理化、世俗化的演化等,从而又为大一统观提供了祖先认同、符号认同、价值认同、情感认同等多重认同,促进了大一统观的发展与广泛接受,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契合

论述了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着许多契合之处:辩证思维传统与唯物辩证法的契合;民本思想与群众路线的契合;知行统一与理论联系实际的契合;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的契合。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溯源的大一统思想研究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封建社会时期统治阶级就以大一统理念为精神内核强调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这一历史传统不仅诠释了中国这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经验和思路,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历史根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建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超越了西方“民族—国家”的理论范式,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理论。从“华夷之辨”到“华夷一统”,从政治统一体到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经过先秦、秦汉魏晋、隋唐至宋辽夏金、元明清时期的思想发展与内涵流变,加强了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使其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源头,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心理结构、情感支撑和价值能动。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边疆政策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历经了两次重要变化,前者是汉昭帝、宣帝时对边疆的攻防调整及王莽的怀柔政策,后者是王莽代汉建新后的武力讨伐和以夷制夷政策。文章首先对这两个阶段边疆政策的嬗变过程作了翔实梳理,总结了边疆政策的具体表现形式与特征,进而对两次嬗变原因进行了分析,并从边疆经略角度对王莽边疆政策的积极意义作了探讨,最后对西汉末至新莽时期的边疆政策嬗变及其结果对东汉光武帝边疆思想产生的负面影响进行了探讨。

传承与发展:清前期治边思想解析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统一多民族封建王朝,其统治者在建立之初,不但努力开疆拓土、平定叛乱,维护国家的统一与和平,更是为维护国内尤其是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稳定和谐,努力找寻理论指导和思想依据。作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的满族,执掌政权后对前朝历代边疆治理思想及措施进行了细化和深化,同时,在继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突破和发展。逐步形成以“满汉一家、中外一体”边疆观为核心,“不分内外”的大一统思想为指导,“因俗而治”的民本思想与“分而治之”治理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清前期治边思想体系。不但为清政府对边疆地区实施灵活有效的统管政策提供思想指导,也为清朝边疆治理实践夯实理论基础。

两汉边疆思想观的论争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本文认为,边疆观作为关于国家边疆基本意义和价值的认识、理解,在很大程度上是边疆思想论争中治边观取向的依据和支撑。大而划之,两汉边疆思想论争可分为“无用”之论和“国本”之论两类相互对立而又紧密联系的思想观念,论争呈现出前后承继而又各具时代特点的四个历史阶段。边疆思想的论争不仅对两汉的边疆经略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也渐进丰富、完善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边疆思想。由西汉初期至昭帝盐铁之论持续进行的大一统思想与边疆思想的相融,特别是论争双方在大一统思想基础上呈现的边疆思想的趋同,标志着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边疆思想的形成。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下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的演进特征

民族多元互动与儒家文化认同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谐演进的主旋律。历代王朝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的统治思想基础,千方百计地于边疆民族区域传播儒家思想与文化、移风易俗,以达天下儒家文化认同,实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天下一统,然入主中原的历朝统治者又常以正统自居,鄙视边疆民族、区隔华夷,导致历代王朝所施行的边疆民族文教举措常常受到局限而未能达到统治者所预期的理想效果。"大一统"、"华夷之辨"与"羁縻而治"的华夷观在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演进过程中交织运行,致使历代边疆民族区域文教举措呈现出一体性、稳定性、多元性与局限性的总体特征。

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及其启示

本文以唐朝和元朝时期西藏历史问题为中心,探讨了西藏地方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进程。认为西藏参与、认同中国“大一统”有一个持续发展、不断增强的过程;“六人种”或“六氏族”说给通过武力征服而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制造了一种合法的理论根据;元朝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政府行政管辖之下,为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实现了元朝中央和西藏地方之间的相互认同;由八思巴《彰所知论》开创的大一统理论在有关藏、汉、蒙和门巴为一母所生兄弟的传说中得以具体展示,是元朝西藏地方认同中国大一统的真实写照,标志着西藏对大一统中国认同过程的基本完成。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边疆民族也做了巨大的贡献。

汉代诗赋中的“大一统”思想——以《子虚赋》《上林赋》《郊祀歌》十九章为中心

《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均体现了汉代"大一统"思想。《子虚赋》《上林赋》建构了汉代祭神和尊神的过程,表现了汉代"大一统"王朝的气势和声威。《郊祀歌》十九章分为祠神诗、"迎时气之乐歌"、纪瑞诗,这三类诗分别与两篇赋的祭神和尊神的整体结构、方位和季节的描写、祥瑞之物的描写相对应。《子虚赋》《上林赋》与《郊祀歌》十九章在文章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