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对陶渊明的阐释与接受——从唐宋陶诗接受的整体出发

陶渊明在思想与艺术两方面都对后来文学史产生巨大影响,其思想与儒及释道相涉,而又构成一种独立影响历史。陶诗在唐代尚属局部的经典,至宋代则上升为全面的经典,苏轼、黄庭坚在这一接受史过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苏轼运用辩证的艺术思想来论陶,突破了仅以平淡论陶的传统阐释方式,黄庭坚也从自然与法度的辩证结合来认识陶诗的高度。苏黄的观点为南宋以后诸家广泛接受,开启了陶诗接受新的历史。黄庭坚对陶渊明独立的个性、忠义的行为有较强的呼应,其对陶渊明的阐释,往往与庄、禅结合。黄庭坚突破模拟式的学陶法,以一种学而不为、自成一家的再创造的学古方法来学陶。

从引《诗》看唐宋《诗》学的转型——以两《唐书》与《宋史》为例

作为唐宋儒学转型的重要一环,唐宋《诗》学转型之内在理路与真实面貌可由正史引《诗》得以彰显。在文本层面上,两《唐书》与《宋史》引《诗》对汉代以来的引《诗》规范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打破与理论批判,彰显了经学式微背景下经典权威性的动摇。在取义层面上,两《唐书》引《诗》与新《春秋》学相结合,在日常运用与学术研究两个向度上体现了唐代《诗》学对春秋《诗》学的复归,并与“诗史”观念的产生相联系,显示了唐代《诗》学从注重礼乐教化的外学逐步转向探索儒家精义的内学。在此基础上,宋人进一步从理论上提取“圣人之意”作为统贯群经之本源,并在具体的《诗》学方法层面将春秋用《诗》之法与孔、孟《诗》学相结合,昭示了宋代《诗》学子学化承传与确立的轨迹。

宋代吉礼研究综述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学界对宋史研究的重视,宋代吉礼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进入21世纪,国内学界对宋代吉礼的关注度逐渐上升,并在吉礼的文献整理、吉礼“四类”、国家祭祀、民间祭祀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时人对宋代礼典的整理还不够深入完整,再加之受到“唐宋变革论”思想的影响,宋代吉礼研究在“断代礼制史研究”和整体性研究等方面存在着不足。针对这些问题,研究者在讨论宋代吉礼时,可将“大宋史”的理念引入宋代吉礼研究中,从而拓宽研究思路。同时,研究者还需要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关注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礼制的研究动态。

唐宋都城体育活动的发展与传承

唐朝长安和宋代开封是中国封建社会城市文明辉煌发展的典型代表,唐代体育表现出的开放与包容的发展态势是唐代开放世风和唐代多元文化交流的体现,而宋代的经济文化的繁荣带动了城市物质和精神消费,崇尚轻松愉悦的消闲生活。唐代都城体育活动上承大汉遗风,博学求索,创新而不墨守成规,其后的宋代都城体育活动秉承汉唐,突破而日趋繁盛,下启后世。唐宋都城体育活动发展变迁的历史轨迹不仅见证了我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辉煌,对研究现代城市体育文化的发展也有许多有益的启示。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下)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亡灵忆往:唐宋传奇的一种历史观照方式(上)

亡灵忆往是唐宋传奇作家采取的一种独特的观照历史的叙事模式。真实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以鬼神的面貌出现,充当着历史当事人和讲述人的角色。通过生人和亡灵的对话,用零距离叙事切入历史,对历史作出评价和批判,探寻治乱之道,并展开历史抒情,表达伤时怀古的兴亡盛衰之感、身世家国之感。作家的历史目光主要投向乱世,投向妇女,尤其是后妃宫人等,表达了对她们的和王朝命运紧密相连的个人悲剧命运的深切关怀。

文学史视域中的翁方纲宋诗学

研究者都注意到翁方纲诗学与宋诗的关系:他强调了宋诗"细肌密理"的特点,推崇苏黄,并肯定学问。这仅仅是从诗歌批评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因而缺乏学理的整体考察。从诗学逻辑建构的角度来说,翁方纲的宋诗学,是从对《宋诗钞》的批判开始的,他对宋诗的基本特点的揭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而在他整个批判和立论的过程中,都贯彻了立足于文学史的精神:包括以诗歌发展规律作时代的类比,对宋诗价值的定位,特别是其通过虚实理论,及对宋诗与杜诗关系的揭示,将唐宋诗连成一脉,超越了时人纠结不清的唐宋之辨,实现了唐宋诗同源。

话语变迁与概念重塑——从文体角度考察《中庸》升格

《中庸》升格是一场以概念重塑为实质的思想运动。从唐到宋,《中庸》的言说文体依次经历了汉唐注疏体、唐宋论说文、宋人笔记体三种主要类型。汉唐注疏体以"礼"为统,随文释义,不能自由言说概念;唐宋论说文可以自由言说概念,但在经世致用倾向影响下,其话语特征以命题为中心,对概念辨析形成牵制;宋人笔记体为概念重塑提供了最自由且最恰当的话语载体,《中庸》的独特思想价值遂得以凸显。此后,宋代《中庸》言说史呈现出注疏体、论说文、笔记体互补发展的局面,三者的话语特征也在交融中不断变化。从文体角度考察文本、命题、概念,或可成为唐宋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

正史所见晋唐宋元时期“虎患”

晋唐宋元时期正史对虎患和虎害多有记载。面对虎患,人们采取了即时性捕杀措施;对一些虎患较为严重的地方,官方采取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捕杀。正史对虎患问题的解读主要是伦理性的,体现出对传统社会伦理中仁政、忠孝、道德教化等的重视和推崇,但从史料中也可看出唐宋以后虎患更为严重的趋势,这与虎类生存环境受到挤压有关。

论唐宋的绘画思想与题材之变

由唐至宋,绘画思想转变与发展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1)从客观转向了主观,尤重画家的人品;(2)由赞美动态、热烈、浪漫的美,提倡天才论、灵感说,转为静态、平和、现实的美,强调日积月累,得外物触发而作画;(3)唐人重情,宋画进而追求“理”;(4)唐人的画论,具有总结中古的意义,宋人作了新的开辟,有近古的色彩,(5)由唐至宋,绘画从宗教化转为文学化,宋代的文人画理论全面兴起、发展;(6)除个别著作外,唐代多零散的绘画思想,宋人则构建起系统的理论。唐宋文化之别造成了绘画题材与风格的三方面变化。

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夫的人生关怀

屈原身世事迹的怀疑,并非起自近代,早在宋代就产生了。但是,宋代学者也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只是源于一种现实的理智兴趣和道德的社会需要。面对民族危亡、人生危机,在疑古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传统的价值人生的重新审视和着眼现实人生的学术精神。

唐人宋神：韩愈在潮州的神话与神化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历来享有盛誉,即便在贬谪潮州的人生低谷期也以其勤政爱民的斐然功绩在唐宋潮州民众心目中赢得了由人到神的升格。在这一演变、升格的过程中,潮州本地盛行的先贤崇拜和人神合一以及宋代理学的兴盛加速了韩愈的神化,唐宋地方祠庙祭祀政策的变化以及韩愈自身所具有的文化人格魅力等多种因素共同合力而促成了韩愈这一"唐人宋神"文化奇观。

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研究

日本京都市藏唐抄本《毛诗正义秦风残卷》存《小戎》、《蒹葭》凡67行,是珍贵的《毛诗》资料。在对残卷逐字校读的基础上,从《诗经》文献学和中日文学交流史两方面,论述了其可贵的研究价值。日本藏中国典籍古抄本多存唐代文献古貌,有必要展开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结合的综合研究。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述评

清人《续方言》系列著作开始关注唐宋方言学史料;民国至上世纪80年代,部分语言学家简述或引用过唐宋方言学史料;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学者探讨唐宋方言学史较之以前更多、更自觉;近两年,出现了全面系统论述唐宋方言学或方言学史料的成果,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成熟。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宋末“晚唐体”与唐诗史的梳理

宋末"晚唐体"盛行,晚唐体的修习者如"四灵"、"江湖"后学,由晚唐体入而不由晚唐出者如刘克庄,还是理学家如陈仁子,以及晚唐体的反拨者方回,通过对晚唐体的探讨,从不同立场、不同角度出发,对唐诗形式、体制、风格特点有了深入、细致的把握,从而对唐诗史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对明诗学产生直接的影响。

“脸”与“面”的词义演变研究

近年来,关于人体词的研究,已经成为语言学领域的热点,"脸"与"面"是人体词中比较有代表性的高频词汇。按照"隋唐以前""、隋唐五代"和"宋元明清"三个时期进行梳理,发现"脸"与"面"这组人体词语的词义随着历史的演进发生了系列演变。找寻"脸"与"面"两者的替代规律以及发展脉络,探究两者的演变过程,将有助于汉语史人体词汇发展的研究。

北宋中期的唐史研究述略

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士大夫忧患意识的增强，以及对《旧唐书》的不满，使得北宋中期出现了一股唐史研究的热潮，涌现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史家和史著。这些史著多以《春秋》之义为评判标准，褒贬唐史，史评色彩浓厚，鉴戒思想突出。

唐宋书学的历史嬗变——以制度为视角的书法史考察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存在着一个"唐宋书学历史嬗变"的重要问题。从制度层面来看,唐宋铨选制度、科举制度及职官制度的变革给宋代书法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和新变,这是导致唐宋书学发生历史转变的基础。受其影响,宋代书学在书论形式与语言表达方式、书法风尚及风格、书法史观、书法批评和书法理论等五个方面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尤其是以欧阳修的一系列新观念为先导和基础,在宋代文化的大背景下,最终在书法领域建立起一个符合并满足于士大夫审美需求的全新的书法世界。

唐宋时代回鹘社会的发展与转型

回鹘与唐朝的密切接触,受其影响,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840年,部众西迁至中亚、西域及河西走廊一 带后,由于地理环境的改变,加上受中亚、西域、河西地区发达的农业文化的影响,回鹘社会生活方式由天幕移徙改 变为城郭定居生活,在生产方式方面,由草原游牧改为以农耕为主,同时兼营畜牧与狩猎,而且在手工业、商业等方 面也都有突出的发展;民族性格由善骑射、多寇抄而转化为和平而淳朴的民族;文化面貌亦由原来比较单一的形态 向多元文化形态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