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杜甫《北征》在明清的接受

明清两代对杜甫《北征》的接受呈现出差异化、多元化的态势。明前、中期《北征》因其五言长篇的体裁、直笔不恕的叙事方式而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个性解放意识高涨诗学审美取向多元,《北征》的诗歌地位有所提升。清代在注杜、学杜的高潮中,对《北征》的接受达到高峰。文化环境、审美思潮是影响《北征》接受转变的主要因素。

既为乱世民:甲申乱离诗初探

甲申年是明清易代中承上启下的年份,此际文人结合自身遭遇,创作了大量乱离诗。乱离之中听闻惨烈的“甲申之变”,让他们于身难之外更经受了一重心灵重击,诗歌中的情绪也在闻变前后有所不同。文人们亦用诗歌记录了乱离中见到的兵燹战乱,为易代变局提供了史书之外的细微记载。而乱离诗中体现的文人思乡之情,更可以为他们在易代之后的人生选择提供另一种注解。

明清陶瓷龙缸设计数理解析

龙缸是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厂生产的重要器物,本文通过比对明清龙缸的集中生产时段、体量尺寸、装饰技艺及装饰题材的数字特征,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厘清明清龙缸生产的社会、技术、文化、艺术发展状况。本文通过分析得出龙缸由庄严肃穆的礼器逐渐转变为贴近生活的陈设器,并对其功能转变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行解析。

明清茶学思想的审美内涵——以茶诗为例

明清茶诗是研究明清茶美学思想的重要载体。作为中国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明清时期茶美学思想表现为对古典美的完美总结和极端叛逆的矛盾纠结:一面是美善同一、仁厚恭谨、立象尽意的儒家美学思想的发展和终结;另一面是大反正统,或追求清雅性灵,或看重闲适平常。如此多样而充满张力的审美意识形态注定了中国传统茶美学由兴入盛,再由盛转衰的必然命运。

山西省明清时期雹灾时空分布特征分析

通过收集明清时期（1372-1911年）山西省历史文献资料,整理并分析该地区的雹灾频次、等级,探索了其时间分布特征与空间分布特征。明清时期山西省共发生雹灾707次,其中轻度雹灾246次,中度雹灾250次,重度雹灾211次。从时间分布来看,山西省雹灾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总体呈前期较少,而中后期相对较多且后期尤为突出的特点;其季节变化明显,雹灾集中分布于夏季,秋季次之,冬春季最少,且夏秋两季雹灾发生频次占89%。小波分析表明：明清时期山西省雹灾分布具有明显的周期性,主要表现为2年、6~7年、10年、22~24年以及70年的周期,其中第1主周期70年与降水量周期一致。采用交叉小波分析法对山西省年雹灾发生次数和降水量情况进行分析,发现两者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关关系。从空间分布来看,明清时期山西省的雹灾频次分布与强度分布在空间上有一定的一致性,高原及高山地区较低地更易发生雹灾。

从“以知解独”到“以自解独”——论阳明学派慎独工夫转向及其哲学意义

阳明学派"以慎独为宗旨者多矣"。而阳明后学对慎独的诠释,有一个从侧重"独知"到反对以"知"解独的转向。这一转向源于阳明"良知即是独知"说在中晚明时代引发的诠释困境。在宋明理学中,朱子与阳明都以"独知"解释慎独,但阳明学派的心学立场导致"独"被局限在心的领域,由此引发阳明后学对于终极本体的解释方向和工夫下手处的激烈论辩,构成难以调和的工夫论困局。晚明时期刘宗周创造性地提出新未发已发说(体用论),以"自好自恶"取代"独知",解决了这一理论困局。刘宗周的诠释转向具有独特的思想效应,其学说与明清思想转型有着内在的理论关联。

吹皱春水:明清笔记对西器东传的关注与书写

明清笔记弥补了中国传统官史在记载西器东传过程中的缺失和不足,后者将主要篇幅用于政治及其制度的记载,而前者却因其随意和猎奇的特点,将西洋物质文明传入中国的历史做了较为广泛的记录,体现出明清时期西洋物质文明在中国的渗透状况。明清笔记对西洋器物的记载,因作者所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明清笔记作者及其所载事主对西器的认识虽各不相同,但仍能从整体上反映出国人对西洋物质文明,经历了一个从保守自傲到虚心接受,再到"师夷长技"的发展过程。当然,部分国人在接受西洋器物时也产生了"崇洋媚外"的观念。

明清乡绅的教化之道论析

乡绅概念的界定标准不仅包括功名和财富要素,更在于其作为乡村知识分子教化乡里社会的公共身份。明清时期,乡绅通过编纂家训、组织乡约、诉讼调解和办理学务等方式构建了内容丰富和多元途径的教化之道,不但确保了个体的乡村权威身份,而且由于教化的内容和性质在意识形态上与官方倡导的儒家经典保持一致,从而达到了维护乡村秩序稳定和社会关系和谐的目的。

明清苏州艺术论

明清两代,苏州在文学、戏曲、美术、书法、曲艺、工艺美术、园艺等方面,各门类全面发展,特色鲜明,都以一流水平臻于全国领先。明清苏州何以能创造出如此令人惊艳的文化艺术成果与群落,在中国文化史、中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简明的回答是:吴文化的魅力。极其丰富的社会物质条件,充分发达的经济贸易活动,高度城市化进程,是明清苏州文艺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思想的解放,社会的自由活跃,是推动苏州文艺繁荣的根本动因。明清苏州艺术的辉煌,是庞大的苏州文人群体的杰出创造。苏州艺术的璀璨,是文人艺术创造的极致,是古典精英文化创造的辉煌。

从《明史》和《清史稿》看荀学的历史演变

明清是荀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时期。《明史》《清史稿》是记载明清历史发展的大宗史料。《清史稿》出现荀子的次数比《明史》多14次,并且与荀子有关的内容在两史中的分布和关切也各不同。荀学对明清官方的影响处于边缘地位,明清时代对《荀子》的重视、荀子性恶论的评价、荀子传经的关注亦各不同。明清荀学经历了由抑荀到扬荀的发展演变,与两代的政治、学术变迁有着紧密的联系。考察两史成书的背景,清代实学发展与荀学复兴基本没有影响《明史》对待荀子的态度,但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清史稿》对荀子的态度。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西学传入对《清史稿》记载和评价荀子的影响有限。

悲情之“雅”与欢娱之“俗”——试论明末清初词学思想向悲情之雅的复归

清初各大词家、词派在对明词进行反思的时候,都意识到造成明词流弊的重要原因是文人耽于逸乐的时俗,因此他们在重塑词之雅正形象的过程中不约而同地在其理论体系里试图恢复词的悲情之雅,对明词欢娱之俗进行理论上的反叛。而这一崇雅反俗的原动力,其一是明清易代的特殊时代背景,其二是顽强的儒家怨刺诗教传统的要求,其三则是人性深处本能的悲情意识的体现以及由悲情意识引发崇高的伦理同情的需要。

告别晚明:清初京城文人的文化转型与思想变革

从遗民的视角透视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转型,呈现出的往往是停滞、消歇或终结的消极一面。而关注那些进入政治与文化中心的京城文人群体,则能看到易代之际思想文化带有延续性、创造性的特点。清初京城文人是重要却易被忽视的文人群体,他们有着以苦为荣、以雅为高、以群为乐的价值追求,其文化思想转型呈现出既变异又承续的复杂理路。这些身居京城的文人因自感失节而萌生愧悔意识,又因易代而形成惶惑情感,由此产生了从压抑严苛到温柔敦厚的士风转型,以及由抽象思辨到传承文明的价值转向,整体上呈现出与晚明思潮相异的特色。他们在历史叙述、经典解读以及审美评鉴中深化了对主体意志与自由选择的思考,又接续了晚明思潮对自我意识的探寻,从另一角度体现出中华文明的韧性。

晋商兴衰与我国家族企业发展

我国家族企业经过20多年的长足发展,其规模和效益得到了不断的扩大和提高。但家族式的管理体制已明显地不适应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成为了阻碍企业发展的桎梏。因此,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实施代企业制度改造已成为其不可逾越的重要环节。在机制转换过程中,应以史为镜,积极借鉴和深刻吸取明清晋商机制转换和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与失败的教训。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之分类及对传统史书体裁的改造

明末清初私家修史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修史书的缺失。这一时期的私家修史不仅参与的人数众多,而且纂修的史书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大体可以分为:旧史的续写、改造和整理、当代史的修纂、学术思想史、军事斗争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的研究等几大部分,还有众多的野史笔记。其中以当代史的纂修成绩最为突出,当代史中则涵盖了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典制体、纲目体等传统史体,并创造了学术思想史这一新的史书体例。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此一时期私家修史者在纂修史书的过程中,开始有意识地改造传统史书的体例,试图融合几种传统史体于一体,力求避免传统史书单一体例所造成的缺陷。有些史书在体例的改造方面还远远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这种勇于创新的精神却是值得肯定的。

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商人理想人格的型塑

传统儒商文化与现代社会的重要结合点之一,即是从传统商业文化的现代转型出发,将儒商文化作为现代商人理想人格型塑的必要思想资源,从商人精神的觉醒与儒商身份意识的自觉,以地方商帮为依托进行商业文化生态的现代性重建。

弘扬民族的叙事话语——评赵炎秋、陈果安、潘桂林著《明清叙事思想研究》

明清时期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该时期的叙事理论与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叙事学的"国情"特色,具有标本或示范功能。《明清叙事思想研究》分四个层面对此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研究,即:从体制形态看明清叙事思想;王国维、梁启超的叙事思想;报刊语境、读者意识与近代叙事思想的变化和明清小说的叙事艺术。其研究的切入点和体例设置独具匠心,视野开阔,思路清晰,尊重历史,新见迭出,从整体上凸显了明清叙事思想的大致轮廓。

宋明清时期宁波学者和谐文化思想资源探述

历史上宁波学者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南宋"甬上淳熙四先生"从心学出发而倡导人心之和;明代方孝孺以强调文明政制的职责来关注社会和谐;王守仁则将社会和谐的基础深筑于"致良知"之上;而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则从对社会治理机制的改造出发,致力于社会和谐的实现。所有这些,都对传承和倡导中华和谐文化的优秀传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明清实学教育思潮的兴起及其特征

明清实学教育思潮经历了潜滋暗长、破块而出、积淀深厚的兴起过程。在思想基础、教育学风、教育对象、教学内容、教学实践观、教育功用等方面,明清实学教育思潮表现出自身的特征。

试论明清之际消费伦理观的新变与社会转型——以“士商互动”为视角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经济日益繁盛,城市商业强劲发展,加上政治上的波荡起伏,社会各阶层相互间的流动与渗透日益加剧,出现了"士商互动"的社会潮流,这诸多方面共同促成整个社会消费伦理观的变化。这些新变化,既表现在文化消费上的趋新与通俗、物质消费上的尚奢与夸富,又表现为部分有识之士着眼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对奢靡之风进行的冷静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