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的衍变——以《管子》、《商君书》和《韩非子》为中心

中国的"法治"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先秦法家,从春秋时期的管仲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到战国时期的商鞅治国重"法",再到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的构建,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发展再到成熟的衍变过程,但法家的法治思想始终没有脱出君主专制下"以法治国"的巢臼。

《商君书》户籍管理思想与秦国户籍管理制度

商鞅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商君书》中多有体现，而秦是中国户籍制度开创与基本规模奠定的时期。本文通过对二者在户籍的编制与管理、取得户籍的资格、户籍的分类、户籍登记的内容以及户籍的变更等几个方面的比较，考察商鞅及其学派的户籍管理思想在秦国政策中的渗透。

虚拟交易和消费文化——评德莱塞《欲望三部曲》的主题

中国学界对美国现代著名作家德莱塞的《美国悲剧》和《嘉莉妹妹》评介甚丰,但对他在长达半个世纪创作的、代表他一生创作思想和哲学思考转变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和《禁欲者》却着墨不多。本文探讨三部曲中表现出来的消费主义主题,剖析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态度,指出他这种态度背后与主流意识形态间的协调和颠覆关系。

极权路上的陷阱:商鞅学派学说的演变与误区

商鞅学派学说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其前后存在一定差异。商鞅的学说由变法宗旨、绝对君主制和鼓励农耕之法等部分构成。在此基础上,商鞅后学提出变易史观进一步论证了变法的必要性,同时,他们修正了法的价值追求,强化了绝对君主政体的极权性,并将农耕与战争联系在一起。商鞅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一套极权主义统治体系和治理方法的形成。这个可以吞噬一切的巨大"黑洞",损害了人的许多基本需要,造成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灾难。由于商鞅学派理论中的诸多误区,他们促成的统治体系的寿命终究是短暂的,并且其中绝大多数内容是我们今天在审视传统政治文化时必须要摒弃的东西。

以刑去刑:商鞅学派的预防犯罪心理学分析

商鞅学派把犯罪心理形成的原因归结为人“巧以伪”、“计利”、“刑轻”、“刑人复漏”、官吏“利合而恶同”等几种情况,提出“弱民”、“必得”、重刑治罪、培养民众的主动守法意识、利用民众功利心理进行诱导、对官吏使用“壹刑”并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等心理预防措施。商鞅学派先验的犯罪理论和主观推定的预防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足。

论方东树《书林扬觯》之“建白”

清代中叶汉宋并立,学术思想派系波澜涌动,桐城方东树激愤而著《汉学商兑》以卫宋学。稍后又撰《书林扬觯》,虽仍出以宋学视角,但摆脱了前书言辞偏激的缺陷。方东树在《书林扬觯》中针对当时学人轻易著书、著书贪多、矜名等流弊,提出著书须有宗旨、有实用、重修身明道等"建白",并借论语录著书与说部著书谈汉宋之学,一改激烈态度,重视汉宋融合,从中可以窥见清中叶学术思潮发展、衍变的轨迹。

简论先秦时期的重农思想及其措施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古国,有着几千年传统的重农思想。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就已经发生并不断发展。三代时期,圣贤君主无不重视农业生产。春秋战国时期,是重农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李悝、商鞅、管子等的重农思想及重农措施,对促进我国古代农业生产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总结它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论商鞅经济思想中的生态因子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由三大根基所支撑的商鞅经济思想蕴涵着丰富的生态因子,这种生态因子在商鞅的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和分配观中都有所体现。商鞅这种富含生态因子的经济思想对面临生态危机的当代人类有着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