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数据犯罪立法的反思和重整

《数据安全法》与刑法之间存在宏观理念不协调、具体制度的代际落差、面向数据与信息“二元”立法的整体预案落空等规范“脱钩”问题。应统筹把握立法的主要内容、排列立法的重难点及主次逻辑、科学处理两法衔接的标尺与边界等。具体立法清单为:宜增设第151条之一暨数据、个人信息非法出境罪;增设第226条之一暨扰乱数据交易管理秩序罪;增设第231条之三暨妨害数据正当竞争罪;修改第285条第1款暨破坏重要数据、敏感个人信息安全罪;修改第285条第2款暨非法获取数据、个人信息罪;修改第286条之一暨拒不履行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管理义务罪;增设第286条之二暨破坏数据、个人信息安全罪。

人体器官移植中犯罪行为的刑法应对

关于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中罪名适用的争议,提出“组织”不限于以得到供体承诺的平和方式,只要行为人带着促成供体出卖器官的目的实施组织行为,即可认定为既遂,此外应将其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的适用关系理解为想象竞合。针对“人体器官”界定不明、完全禁止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的弊端、死亡认定标准有待完善等问题,提出将角膜纳入人体器官的范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未成年人、无决策能力成年人活体器官捐献,并提出应由二元死亡认定模式逐步过渡到脑死亡一元认定模式。

行政刑法界域探析——兼论《违法行为矫治法》的立法定位

自行政刑法的主张提出以来,行政刑法界域问题一直是法学界争论不休的论题。行政刑法的界域主要就是要确定行政刑法的法域及研究对象。无论从语法逻辑还是从我国法制实际来看,行政刑法都属于刑事法域。对于行政刑法的研究对象,应扩大行政犯罪及刑事责任的范围,并将今年全国人大列入五年立法规划的《违法行为矫治法》纳入行政刑法的范畴。

“恶意串通”与“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在民法典总则中的构造--兼评《民法总则》之规定

"恶意串通行为无效"规范旨在保护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其构成与侵权责任无异,并非建立在意思自治及其瑕疵类型的基础之上,在适用上与通谋虚伪表示、债权撤销权、欺诈、无权处分、心中保留、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侵权行为等规范均可构成竞合状态。"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规范的适用状况表明,其不仅可以构成不法虚伪表示与不法隐藏行为,还包括避法行为类型。民法典总则立法应当完全废除"恶意串通"规范,基于意思表示瑕疵的体系思维,以"通谋虚伪表示"取而代之。"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行为"兼有通谋虚伪表示与避法行为规范的双重功能,前者可为"通谋虚伪表示"所替代,后者可被《民法总则》第153条规定的禁止规范所吸收。

打击危害国际民航安全非法行为的国际公约与我国刑法相关规定的完善

危害国际航空安全非法行为的产生,既有一定的客观条件,也有一定的社会根源,它不仅表现为对机场秩序、航空器的破坏,更多的是对航空器的劫夺、在航空器上放置爆炸物,甚至如美国"911"事件将航空器当成武器,社会危害极大,及时地加以防止和打击刻不容缓。目前国际社会经过努力已经制定了一系列防止、制止航空领域中的危害行为的国际公约,规定了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犯罪行为为国际犯罪,并就有关的罪名、管辖权的行使、起诉或引渡等问题进行了规定,推进了惩治和打击危害国际民航安全非法行为的国际合作。我国是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国内刑法对如何惩治危害国际民航安全犯罪行为也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与国际公约的衔接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对《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违法命令不执行”条款规定的“违法命令”应该既包括具体行政命令,也包括抽象行政命令。但是该条款表述模糊,有可能导致执行中的混乱,可借鉴有关国家的规定予以改进。对于抽象违法命令不执行的情况在实践中可能存在潜在的困境,可以在适当的时候考虑扩大“违法命令”的范围,把规章纳入其中,从而赋予行政机关对于规章规范直接的选择适用权。

违法行为与不正当竞争

"违法行为"构成不正当竞争,是德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有制度。对于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之外的法律在什么条件下构成不正当竞争,德国法院的立场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发展变化。但近年来的判例表明,法院又重新走向宽松立场,有意识地利用该制度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利益。该制度对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修改,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务违法与法律责任制度研究

针对我国法律生活的现状 ,本文对国家公务人员违法行为的构成及种类、公务违法行为责任者各种法律责任 (与政治相关的法律责任、刑事法律责任、民事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等 )及其追究进行了研究。

档案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再思考

违反新《档案法》的义务性规定构成档案违法,档案违法行为犯罪化的结果是在刑法中设立档案犯罪。根据法益保护原则,违法行为犯罪化的正当性应当以法益侵害性和刑法介入必要性为前提。学界关于档案违法行为犯罪化扩大的建议,缺乏刑法一般预防和刑罚介入的必要性,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明确性。目前不具备档案违法行为进一步犯罪化的理论支撑和现实需要。

由幼儿教师虐童案件频发引起的法律思考

随着"虐童"事件的频繁发生,看到目前我国幼儿教育违法现象面临的现状,研究探索引起"虐童"事件频繁发生的原因,提出可行性对策:健全儿童保护法律制度,遏制"虐童"思想的萌生;政府加大投资力度,提高幼儿教师待遇;利用幼儿教师职业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加强幼儿教师及幼儿家长的法制教育。

基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环境影响评价法》优化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以下简称《环评法》)实施已近20年,但仍存在较多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过程中发现了一批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典型案例。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典型案例中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进行分类分析可见,违反环评制度的行为主要集中体现为六种情形,且具有隐匿性和主体多元性的特征。各地或企业的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方案也屡次提及环评制度。鉴于此,建议进一步修订《环评法》,完善环评信息公开制度,强化主体法律责任。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刑事执法制度改革——以不规范执法制度的成因及其规制为中心

我国警察刑事执法实践中面临着诸多问题,现有刑事执法活动存在制度缺陷,如刑行交叉,缺乏独立性及严格科学的用人绩效保障机制等。改革刑侦体制、构建现代警务制度、规制违规执法,需要针对公安机关刑事执法权,建立买单制、问责制,明确责任倒查和追究的主体,变注重“事后监督”为注重“过程监督,”变注重“阶段性审查”为注重“一事一追责”。

不当行政行为的法律治理

对不当行政行为进行定性,学界有不同观点,大部分学者将不当行政行为界定为一种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的不适当、不合理行政行为。实际上不当行政行为应当是一种实质性违法行政行为,其对合理性的违背就是一种实质性违法,这是因为合理性是合法性的底线要求,即在合法性基础上对行政行为的基本要求。不当行政行为虽然不违背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但它是违背法治原则、法治理念的,是一种“隐性”违法行为。针对其违法性,应当通过加强对其进行国家监察监督、将其致人损害纳入行政赔偿范围、将其纳入司法审查范围等方式来进行治理。

论违法之法的实体判断标准

依合法之法行政是依法行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发现违法之法,适用合法之法不仅仅是立法机关的权力,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对此也不能置若罔闻。司法机关的司法审查制度与行政行为具有同样的要求,虽然他们都无权撤销相应立法,但他们必须正确适用法律,因而就必须掌握判断技术。由于司法审查的不足,这些技术在当今的研究中并未受到重视。

中国草原立法中法律责任规定之不足与完善

通过对《草原法》及13个省、自治区20部草原法规中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进行梳理,整合分析2009年至2018年《全国草原违法案件统计分析报告》中的8类违法行为数据发现,其中违反草原禁牧休牧规定、非法临时占用使用草原、非法开垦草原、违反草畜平衡规定4类违法行为案发率高且对草原破坏性大;对这4类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分析,比较上位法与下位法间法律责任规定的异同,发现《草原法》存在立法空白、罚款力度太轻、个别省级草原法规与草原法的处罚幅度不一致等不足;建议从补充立法空白、提高罚款数额、加强省级草原法规与草原法的衔接等方面予以改进。

互联网众筹融资的《证券法》适用问题研究

众筹融资作为一种处于萌芽期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由于面临数量众多的投资者且融资金额较大,极易触碰非法集资的红线。通过分析,众筹融资本质是一种证券发行行为,筹资者、众筹平台、投资人这三方参与主体分别对应着发行人、证券交易所和投资者这三种《证券法》下的特定主体。但由于我国《证券法》的适用范围过窄,导致众筹融资无法适用《证券法》而被冠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因此,扩大"证券"的范围是为众筹融资"正名"的直接途径,同时借鉴美国2012年JOBS法案中对众筹融资注册豁免的经验,在妥善协调资本形成与投资者保护关系的基础上,针对众筹融资的法律构造和监管制度作出相应的回应。

基于《药品管理法》修订的药品违法与侵权行为条款修改建议

目的比较美欧药品违法行为与侵权行为的法律界定、法律责任,以期为构建我国药品责任法律制度提供参考和理论依据。方法采用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方法,探讨药品违法和侵权行为的在不同法律中设定的方式与联系,以及法律责任设定。结果药品违法与侵权行为分属行政规制与产品责任、民事侵权,目前,我国《药品管理法》关注药品质量约束机制和行政合规性,而《产品质量法》和《侵权责任法》缺乏有效衔接的侵权责任制度。同时,缺陷界定存在瑕疵,假劣药划分交叉混乱,赔偿责任设定未将行为人主观恶意程度和造成的损害后果作为特殊考量因素,致使司法实践和执法操作存在诸多适用难题。结论以药品管理法修订为契机,对药品违法与产品责任、侵权行为进行关联性条款设定,维护公众用药合法权益。

民事执行检察监督之纠正违法通知书

纠正违法通知书是法律监督权在民事执行领域的体现,具有适用针对性、效力间接性、制度附从性的特征,在监督实务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缺少强制力、适用混乱等问题,学界对其研究也不足。有必要将纠正违法通知书制度的适用纳入法定程序,明确其适用范围、对象、内容、效力及程序。

销售无害违规药品行为的出罪机制重构——以违法性认识为视角的分析

新通过的《药品管理法》与《刑法修正案(十一)》对销售无害违规药品行为的认定作出了新的规定,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而理论界亦对销售无害违规药品行为的出罪,提供了多种解释路径,可这些方案均存在疑问。对销售行为进行解释的处理方案并不具有普遍性意义;允许抽象危险进行反证的观点,不符合现行刑法的立场,也会违反无罪推定原则;采取紧急避险说则会在解释危险性要件时遭遇困境。为此需要转换违法性认识的通说立场,在采取故意说的基础上,不区分前置性法规的规范事实与评价,以便将虽然对药品管理法规存在违法认知,但是认为其行为有助于社会整体利益,不具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人,排除故意之成立。因此,在法定犯时代,应当充分重视违法性认识的出罪机能。

关于《行政处罚法》过错归责新规定对消防执法影响的思考

一直以来,关于行政执法中的过错归责原则,在国内外学界都有不同的认识,且在各国的法律规定中均有不同的体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有关主观过错归责相关条文规定提出后,消防监督执法作为行政执法类型之一,对消防行政处罚案件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证据采集应用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本文针对这些情况和问题,结合工作实际,开展对策性研讨并提出相应工作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