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非法集资犯罪防控对策研究--以某理财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

当前经济安全领域非法集资犯罪以新的手段和模式愈演愈烈,其扩大化趋势在影响我国经济安全的同时进一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引发多重社会问题。为了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犯罪,有必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为支撑,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分析非法集资犯罪对社会政治稳定造成的影响,以某理财平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为例探知非法集资犯罪发生的深层次原因,从而系统性地提出非法集资犯罪防控对策,以期为维护我国经济安全和总体国家安全有所禆益。

论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体系性区分--基于金融系统的两种信任类型

区分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不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非法占有目的,而在于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破坏了金融系统中的何种信任基础。在真实的金融系统中,集资诈骗破坏的是投融资双方“一对一”的人格信任,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破坏的是市场参与者围绕金融市场利率规则形成的“一对多”的规则信任。以主观目的为重心的区分方案既无法反映出这种信任构造上的差异,还容易引发主观归罪、结果归罪以及裁判标准不一。人格信任与规则信任在内容、结构、性质和功能上的差异分别决定了两罪在客观构成要件上存在“资金/存款”“众/公”“诈骗方法/违反金融法律法规”“侵犯财产/扰乱秩序”等区分。以客观要件为重心的体系性区分方案既能反映出两罪在金融系统中的真实差异,也有助于克服主观归罪、结果归罪以及裁判标准不一等现实问题。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综述

近年来,虽然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层出不穷,但学术界对其相关犯罪的研究似乎并未同步增长,主要表现是:相关学术作品和论文的数量较少,研究的深入程度有待加强,以及犯罪学角度的探索相对缺乏等。从当前学术研究重点关注领域来看,主要集中在非法集资、基金“老鼠仓”,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规制等视角,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特征、成因、危害、治理策略也略有涉及。为了对其有更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需要更多研究人员的参与和更充足的资源投入,需要犯罪学者与证券投资基金公司的共同努力。深入探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追求,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全面理解这一问题对于有效维护投资者权益、保障公共利益以及确保金融市场的健康与稳定都至关重要。

非法集资犯罪适用法律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结构关键是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个关键词的内涵。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般要从宽处理。行为人非法集资后,没有将资金用于可以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而是肆意挥霍、携款潜逃、逃避返还的,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重合的,故可参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方式的阐释来认定集资诈骗罪的行为方式。

论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很多本类罪定罪量刑方面的分歧。这些分歧一方面由于本罪的构成要件表述不清晰,罪与非罪之间无明显界限;另一方面,源于当前立法已严重滞后于中国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取向。本文对废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必要性及现实价值性作必要分析,并认为废除本罪后相关行为亦可以相应地得到解决。

非法集资犯罪若干问题研究——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切入点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更为明确,但是学界对此司法解释看法不一。我们必须首先明确通过《刑法》规制的非法集资行为的范围,重新审视非法集资行为的认定方法,明确非法集资行为的四个特征并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其次厘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最后对司法解释中推定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标准进行正确认识。

私募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边界

司法实践中,如何划定合法的私募投资基金与非法集资犯罪的法律界限,一直是一个动态难题。特别是随着私募基金的迅猛发展,解决这一难题的需求更为迫切。判定私募基金活动的合法性应从集资主体、集资对象、集资方式和集资项目四个方面展开,概而言之:集资主体是形式要件,合法私募履行登记备案手续,而非法集资犯罪只是借用合法经营形式,往往无法取得备案;合法私募的资金募集对象是特定合格投资者,在经济能力、人数和范围方面都有明确限制,而非法集资犯罪是面向广大的社会不特定公众;合法私募以"私"为特征,募集方式不得公开,不得承诺收益,而非法集资犯罪与之相反;合法私募以"项目"为生命线,必然存在真实的特定项目并备案,且资金专款专用,而非法集资犯罪中的项目只是虚构、捏造的"存在",资金往往转移挥霍。

集资诈骗罪的司法困境与罪群立法完善

集资诈骗罪一方面被认定为特殊诈骗罪,与诈骗罪表现为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被当作“加重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因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出现了“骗”与“被骗”的构成要件缺失却依然构成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欺骗”与集资诈骗罪中的“诈骗”混淆不清、两罪以“非法占有目的”为区分标准的主观化趋势的问题,从而导致“非法占有目的”在被扩大化的同时又被弱化,进而造成集资诈骗罪被矮化、限缩。应从金融秩序法益的立场,回归集资诈骗罪的金融犯罪属性,重塑诈骗罪与集资诈骗罪的关系,明确“欺骗”“诈骗”的同质性,增设“骗取集资款罪”,调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制范围,构建体系化的集资诈骗罪罪名群,化解集资诈骗罪刑罚供应过度与不足并存的尴尬。

刑法规制非法集资限度问题研究

从我国现行金融体系的缺陷和集资参与人的积极促成这两个非法集资的主要成因来看,我们对非法集资的刑法规制明显"过度"了。因此,亟需合理确定刑法规制非法集资的限度。鉴于非法集资行为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只有对这两个犯罪的适用进行合理限定,才能把握好刑法规制非法集资之限度,也才能为民间融资的合法化预留空间。

“互联网+”背景下非法集资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技术的创新与行业的变革对非法集资犯罪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犯罪组织、犯罪规模、犯罪涉案金额、犯罪危害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随着当前“互联网+”程度的加深,公安机关在案件侦查中,不得不以全新的视角思考侦查与维稳工作,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找寻有效对策。公安机关必须紧跟当前数据技术的革新,以数据思维变革侦查工作,探索智能打击新模式;树立非法集资打击的战略意识,构建立体化整体打击格局;吸纳社会数据与技术资源,形成多元化犯罪预警处置策略;不断加强犯罪行为数据化规则研究,丰富数据侦查方法;分级预警积极挽损,及时公开信息化解涉稳隐患,削弱和减少大规模犯罪集中爆发对社会经济秩序带来的危害,提升公安机关对整体犯罪形势的控制力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努力推动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集资参与人的地位认定与权益保护

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集资参与人对法益侵犯结果的发生起到了一定的促成作用,但该行为属于刑法理论上所称的最低程度的加工行为,没有超出社会所能容忍的范围,属于构成要件的定型性参与行为,从刑法谦抑原则及刑事政策考量,没有刑事处罚之必要。另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益为金融管理秩序,其构成要件的实现不以集资参与人的存款损失为要求,因而集资参与人也非本罪的被害人。集资参与人应属于区别犯罪行为人及被害人的一类特定群体,具有独立的法律意义。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范围与诉讼权利保障的途径,应视具体情势而区别对待,对其利益保护范围应限于与存款相关之利益。

产权保护视角下非法集资行为刑事规制的教义学重塑

保护产权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但规制非法集资犯罪的现有金融刑法规范和刑事实践并不利于经济主体的产权保护。应将非法集资行为的刑事规制置于金融法制体系和金融政策的制约下,从有效保护产权、服务实体经济的立场出发,保障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和金融交易自由,依法妥善处理非法集资犯罪问题。集资人基于生产经营之需而进行的直接融资行为具备基本的正当性,但欺骗性生产经营融资会破坏金融交易自由,造成融资风险,损害投资人利益,应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集资从事货币、资本经营的行为违反了我国的金融特许制度,构成非法经营罪。无论是直接融资还是间接融资,若集资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

论网络非法集资犯罪侦防对策——以P2P网贷平台为视角

P2P网贷平台作为一种新型融资平台,具有传统金融工具无法比拟的传播范围广、吸引性强、融资快等特点,使传统银行难以覆盖的借款人在虚拟世界里能充分享受贷款的高效与便捷。然而,由于行业门槛低,监管缺失等问题,近年来的频繁"爆雷"引发多家P2P网贷平台倒闭或者跑路,给众多投资者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也给公安机关带来了侦查压力。从侦查途径与犯罪防控上着手,提高该类案件的侦办效率和防控水平,遏制网络非法集资犯罪蔓延的触手,促进P2P网贷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司法认定——从神木县民间借贷危机谈起

随着去年煤炭价格一路走低,资金链断裂,陕西省神木县爆发了民间借贷危机。危机爆发之后,与此相关的一些犯罪行为浮出水面。由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外延过于模糊和宽泛,导致实践中容易扩大犯罪圈,冲击民间融资的正常和健康发展。因此,只有牢牢抓住该罪的行为特征、后果及主观方面等构成要件,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准确定性,才能正确适用刑法,也才能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民间融资一个宽松的生存空间。

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及其治理——以江浙沪92份裁判文书为实证样本

近年来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频发,社会危害越来越大。其具有组织分工复杂、犯罪扩散路径多元、利诱形式多样、涉案金额高、案件持续时间短、吸收对象广泛、犯罪出现跨国趋势等特点。其犯罪模式主要可以分为由虚拟货币充当“价值客体”的非法集资犯罪和虚拟货币主要充当“权益凭证”的非法集资犯罪两种。在此类犯罪治理中面临法律定性存在争议、调查取证困难、刑事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监管不易等难点。需要通过完善立法标准、强化执法能力建设、健全基础制度、构建多元监管格局等多种方式,提升治理效能,多维遏制涉虚拟货币非法集资犯罪。

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亚健康心理及矫治研究

非法集资犯罪被害人在该类犯罪发生前、发生时及发生后分别存在着趋利暴富、愤怒恐惧及急躁不安、悲观厌世等不同特征的亚健康心理。这些心理容易造成被害人严重的感知、记忆、情绪情感方面的心理障碍并引发群体上访、违法犯罪、自杀轻生等一系列问题。因此,各级政府及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对被害人亚健康心理分别在案发前、发生时及发生后采取有针对性矫治措施,如案发前对潜在被害人举办心理疏导辅导、讲座,提供心理咨询、测试和矫治;案发时对来访被害人当面耐心疏导,对重点被害人"一对一"劝解;案发后积极追赃、挽回损失,并设置24小时咨询和疏导热线电话等,有效帮助被害人调整心态,重建康复心理。

P2P网络集资行为的刑法规制探究

P2P网络集资依托互联网技术实现融资活动,具有主体多元化、交易网络化等特点。"异化"的P2P经营行为在损害出借人财产利益的同时扰乱金融秩序,刑法必须要进行规制,要以传统意义上的P2P经营行为为规制界限,将"异化"的P2P经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畴。"异化"的P2P网络集资行为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界定的关键是以集资用途以及资金占有为切入点,实现对非法占有的目的的认定。

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集资诈骗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非法集资活动多有发生。此类活动,一旦投资人的资金无法获得偿还,将会引发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同时,大量社会资金循环于金融机构之外,将会严重干扰我国的金融秩序,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对该类违法犯罪行为既要严惩,更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大防范力度。

我国P2P网贷平台金融犯罪:特征、成因及防治

P2P网络借贷对于盘活民间资金资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补充。然而P2P网络借贷在我国发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成为金融犯罪的高发地带。我国P2P网贷平台金融犯罪的类型主要包括非法集资及平台跑路,具有隐蔽性、危害范围广、投资者维权困难、存在三个辨识点的特征。监管漏洞是我国P2P网贷平台金融犯罪泛滥的重要成因,应从P2P网贷行业立法、明确P2P网贷行业监管部门并增强各个部门监管的协同性、构建P2P网贷企业运营大数据监管系统、严厉打击P2P网贷企业金融犯罪的行为四个方面来治理P2P网贷行业的金融犯罪问题,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

担保公司非法集资犯罪的侦防对策研究

担保公司非法集资犯罪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而监管制度层面的缺失所产生的一类刑事案件。与其他刑事犯罪相比,在作案手段这方面具有更大的欺骗性、隐蔽性、涉众性的特征,并且能结合网络快速扩散,社会危害性极大。在侦查过程中,侦查人员要全方位做好证据的调取、追赃、以及抓捕工作,还要及时关注社会动态,防止发生群体性事件;同时从政府、社会和个人层面来预防此类犯罪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