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视野下犯罪认定与合同效力关系研究

当合同行为与犯罪行为产生交叉时,判决重点在于明确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之间的关系。合同效力与犯罪认定分属于不同法律的规范内容,不能相互证成。行为人涉嫌刑事犯罪,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合同效力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认定;即使存在有效合同,也不能成为阻却犯罪成立的直接理由,刑法要将对合同效力的判断进一步转化为对行为违法性的判断。行为违法性以缓和的违法一元论为基本立场,民法允许的行为,必然不具有刑事违法性;民法禁止的行为,不一定具有刑事违法性。在此基础上,刑法与民法关系的认定应采用相对从属性原则,从属性体现在刑事违法性以前置法设定的一般违法性为前提,相对性体现在一般违法性与刑事违法性造成法益侵害的量存在区别。

非法采伐普通木材运输刑事案件裁量的实证分析

森林是绿色发展的基础,木材非法采伐是影响林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非法采伐的木材若在市场上交易,运输环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运输明知是非法采伐木材的犯罪行为,更加应当受到关注。从全国范围来看,各省非法采伐普通木材运输刑事案件虽然在数量上有较大差异,但具有普遍性的特点。目前,非法采伐木材运输刑事案件一般采用并案方式审理,主要适用简易程序,定罪量刑并不统一。研究表明,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意识到运输环节在非法木材交易中的重要性、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同时修改相关的司法解释作为审理非法采伐普通木材运输刑事案件定罪量刑的法律依据,从而为林业法治提供研究思路。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集资犯罪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之提倡——以被害人认定、救济为视角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刑事错案的成因及对策——以37起典型错案为样本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错案的频发,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现行的刑事司法运行制度。通过综合分析37例典型的刑事冤假错案,总结、归纳出冤假错案形成的主要原因为:刑讯逼供、违法取证、有罪推定、忽视无罪证据、忽视科技侦查手段、诉讼理念的认识偏差、政法委过度干预等。防范与治理冤假错案,从宏观上看应尊重和把握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切实保障人权,从微观上看则应规范侦查行为、强化检察监督、保障司法独立、完善问责机制、健全国家赔偿体系等。

违法所得没收程序适用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27件违法所得没收案件样本反映出了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溯及力、"重大犯罪案件"的认定、"违法所得"的认定、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以及证明标准的把握等方面的突出问题。"程序法从新"会产生溯及既往的风险。对于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前发生的行为人逃匿或死亡的犯罪案件,如果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生效时该案件尚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或者已经诉讼终结,则不能适用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将案件的社会影响作为认定"重大犯罪案件"的标准,不仅过于主观,而且违背管辖的基本原理,建议以"涉案金额标准"替代"社会影响标准"。应当慎重审查被申请没收的财产与犯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能够认定被申请没收的财产是实施犯罪行为所取得时,才能够将其认定为违法所得。对于违法所得,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善意取得的对象是物权,而不包括债权。"死亡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与"逃匿型"违法所得没收案件具有不同的特征,在这两类案件中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应当有所不同;同时,利害关系人对其诉讼主张的证明标准也应当与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

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最新发展

《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细化、扩充了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初步确立重复性供述排除规则,对重大程序性违法获取的供述如何处理予以明确。与此同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问题予以完善,一些规定具有突破意义。《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实体性规则存在不足,对一些争议问题没有规定,一些规定仍然较为模糊,实践中可能会存在争议。《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修订是有必要的,具有重要意义。未来修订规则时,应当反思规则修订的具体方法。

界限与协同: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适用顺位辨析

目前,我国立法中还没有关于非法集资犯罪审理与破产程序衔接和协调的明确规定,司法实践对于此类民刑交叉案件的处理缺乏统一的标准,在面对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时,存在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债权人、集资受害人利益受到侵害的现象十分普遍。在此类案件中,对于民刑交叉的处理,不能单一地以"先刑后民"或"民刑独立"为标准,而是遵循"民刑协同"的路径,区分非法集资企业破产案件中的民刑界限,协调推动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并进,平衡刑事受害人与破产债权人财产利益之救济,以妥善解决破产程序与刑事程序交叉案件的复杂利益纠纷。

现有法律框架内疲劳讯问的规制及口供排除——以两院三部《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例

疲劳讯问通过剥夺被讯问人的睡眠,对其施加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迫使其作出非自愿的供述,严重侵犯被讯问人的权利,违反了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为有效规制疲劳讯问,应当在现有法律框架内通过解释法律加以解决。两院三部颁布的《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为禁止疲劳讯问和排除相应口供提供了空间。根据刑事诉讼法和包括《严格排除非法证据规定》在内的现有法律规定,可以对连续讯问的时长进行限制,将连续讯问的一般时间周期统一规定为24小时。此外,可以明确疲劳讯问取得的口供应当予以排除,且对重复性供述以"原则+例外"方式加以排除。

刑事庭前会议程序之检视与完善——兼评《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庭前会议规程（试行）》

刑事庭前会议程序的有效运行对于促成庭审实质化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解决与刑事庭审有关的程序性事项,促进庭审的集中、连贯进行,避免审判程序在形式和实质上的不必要中断,从而提高庭审效率、保证庭审质量。检审与分析样本地区庭前会议实施情况发现,庭前会议与理论及制度预设仍存有差距。庭前会议启动方式职权化特点突出,会议报告形成过程缺乏监督,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尚有瑕疵。因此,增加控辩双方申请启动庭前会议的救济性权利,增设会议报告形成过程的监督程序,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告知制度,是未来庭前会议程序完善的必要内容。

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之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侦查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我国也在不同程度地适用这一有效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也极易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鉴此,分析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运用诱惑侦查的条件,提出其诱饵的设计方案,以及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和方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侦办难点与应对策略

我国非法集资犯罪存在着发案数高、新旧领域风险叠加、犯罪网络化、组织结构严密等特点,导致了案件侦办中获取案件线索难、立案侦查启动难、获取犯罪证据难和追赃减损难等问题。应拓宽收集线索渠道、严格依法启动立案侦查、全面提高取证能力、全面追缴非法集资违法所得等,以解决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侦办实务中的问题,提高侦办案件的效率。

癫痫患者违法行为司法鉴定资料分析

目的 探讨癫痫患者违法案例特征,为司法鉴定提供依据.方法 对45例癫痫患者违法的司法鉴定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结果 癫痫患者违法者以男性（95.56%）,未婚（60.0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91.11%）,农民及无业者（88.89%）,有阳性精神病家族史（88.89%）者居多.80.00%作案对象为家人和熟人,53.33%无刑事责任能力,77.78%无作案预谋,88.89%无犯罪记录,案件类型以凶杀（48.48%）、伤害（20.00%）为主.不同刑事责任能力者违法案件类型、作案动机、作案预谋、促发因素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性（P＜0.01）.结论 癫痫患者违法以男性、未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农民及无业者居多;多无刑事责任能力、无作案预谋、无犯罪记录;作案对象多为家人和熟人;案件类型以凶杀、伤害为主;刑事责任能力与促发因素、预谋、作案动机、案件类型显著相关.

非法证据与刑事错案研究

近年,中国媒体频频报道一些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使得在这些刑事案件中存在的侦查取证等诉讼程序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尤其象忽视物证鉴定结论、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几乎出现在每一宗错案中。从世界范围看,各国都已经越来越重视对人权的保护,非法获取证据的行为势必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有损司法公正。笔者拟从寻觅非法证据导致刑事错案的源头出发,探索如何坚持科学的态度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木材非法采伐刑事审判案件分析及立法约束——以江苏省为例

从木材非法采伐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出发,通过检索江苏省2013-2018年具有代表性的地级市审判数据,并在进一步分析审级情况、犯罪主体、定罪量刑等要素的基础上,发现木材非法采伐刑事案件在立法规范、法律适用、司法实践和犯罪认知等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研究表明,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可以加大立法约束,细分共同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在现行立法框架下进行严厉制裁,禁止罚金刑的过度适用,充分肯定林木的生态价值,对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行为实行严格责任。

刑事审讯的程序违法性透析——以刑事错案的成因为视角

程序性违法是刑事错案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刑事审讯作为公安机关侦查办案中获取犯罪嫌疑人言词证据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受到公安机关和办案人员的高度重视。在"口供"至上的刑事办案理念的影响下,为了获取侦查破案的所谓"关键"证据,办案人员在刑事审讯时不惜违反程序法的相关规定。通过对刑事错案成因的考察,在刑事审讯过程中,较为典型的程序违法行为有:讯问地点违法,超期羁押,自创程序,假借合法程序名义非法讯问等等。强化办案人员的程序法定理念,确保刑事审讯的程序合法是预防刑事错案的良策之一。

民刑交叉案件处理对民营企业发展影响的法律思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为例

自1995年设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以来,由此引发的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争议不断。近年,在为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贵、融资难问题,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大量利好政策措施的新形势下,回望民间借贷纠纷引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件法规、司法解释、规定之流变,从时间、空间、量刑等维度"以案说法",分析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不同结果对民营企业的影响,进而探究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改进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理念的新思路。

试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定

很多冤假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暴力取证造成的,为制止冤案频发,提高审判质量,"两院三部"共同出台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它强调了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完成了我国刑事诉讼理念从单纯的"反对刑讯逼供",到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转变,但是该规定在执行时还将面临一定的困惑。

广东地区2014—2018年野生动物资源非法利用状况分析

野生动物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持自然生态平衡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不法分子为一己私利大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从中国裁判文书网获取2014—2018年广东地区非法利用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对案件的数量、涉案物种类别、被告个人信息情况等进行统计。5年内共统计到判决案件445起;涉案野生动物224种,其中两栖类(Amphibia)5种、爬行类(Reptilia)60种、哺乳类(Mammalia)36种、鸟类(Aves)119种、其他类群4种,象牙和穿山甲鳞片是主要的贸易对象,见于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案和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案中,分别占2类案件总数的15.0%和12.6%。被告人以男性偏多、年龄多集中在30—50岁、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广东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打击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建议,以期为广东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提供参考。

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案件的现场勘查

近年来,面对国内非法偷猎、走私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增幅较大的现状,如何提高案件现场勘查水平是我国森林公安机关必须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由于野生动物案件现场勘查的对象不同,在证据固定的方法上有其特殊性,因此,需要制定必备的技术操作规范。通过对现场勘查、物证提取和保存等关键环节的研究,提出可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的技术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