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墨加协定》“毒丸条款”法律性质之辨析

《美墨加协定》第32.10条强行赋予缔约方不得与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单向性义务。从性质上讲,该条款属于“驱逐”条款,而非“退出”条款,目的在于迫使缔约方与中国作切割,因为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三国目前都未正式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也毫不讳言将此视为孤立中国的“毒丸条款”。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出的涉华贸易制裁新措施,我们需要正视“非市场经济国家”概念背后的法律逻辑和随之而来的救济难度。在美国力图架空WTO规则的背景下,解析“毒丸条款”的非法性对于我们认清贸易保护主义本质和捍卫多边贸易体制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中国也可以通过积极加入区域贸易协定来化解涉华贸易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

14例非法行医所致药物中毒死亡案例分析

In this paper，14 cases in poisoning death caused byilled quackery were analyzed，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the causes and routes of poisoning were various, and thatthere were three kinds of poisoning types in illegalquackery，main points of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werepointed out in addition, some medical andadministrative and POssible measures were alsoinvestigated，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measures as aboveare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Preventing similar POisoningand improving forensic identification.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的基本构造

我国证据裁量排除模式呈现出"行为—基准—例外"的基本构造。取证行为不符合法定程序应指不符合法律设定的取证程序,在法律条文文意和目的射程范围内的制定规则也应是法定程序的组成部分。在判定行为具有违法性后应进入第二层的基准判断,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是立法设定的宏观裁量基准,对其判断宜综合考量以下微观基准:违反程序的情节和频率,违反程序的后果,违反程序时的主观意图,违反程序与取得证据之间的因果联系,违法行为所侵犯的权益种类和轻重,证据的价值。依照裁量基准应当排除非法证据的,检控方可主张存在排除例外。补正与合理解释不是证据排除规则的裁量基准,而是需要主张者进行证明的排除规则的例外。我国裁量排除可遵循三步判断模式:先进行违法行为主观方面的判断,再进行违法行为客观方面的判断,最后权衡追诉利益和预防将来违法取证之效果,决定是否排除系争证据。

“毒树之果”规则在我国的适用探析

虽然我国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作为该规则重要组成部分的“毒树之果”理论尚未得到立法及司法适用规定的明确肯定。目前我国正处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三个一体建设”过程中,“毒树之果”规则能够维护程序正义,敦促侦查人员遵守证据收集的法定程序,顺应依法办案、保障人权的需要,有现实的适用基础。为保障“毒树之果”规则在我国的正确适用,在立法方面,应当将“毒树”的范围限缩为侵犯被追诉人合法权益的非法取证行为所取得的非法证据;在具体适用方面,采用裁量排除,由预审法官结合违法取证行为的严重程度、衍生证据的重要性等因素综合考量,决定是否排除;在配套制度方面,设置预审法官制度,增设庭前证据审查程序,提高侦查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办案能力;在排除标准方面,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规范排除“毒树之果”的裁量标准。

检察环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司法适用

检察机关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一种体现其法律监督职能的前置排除,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环节阻止非法证据进入审判程序。此阶段适用的排除原则是:对于非法的言词证据应当绝对排除;对于非法的实物证据应当裁量排除;对非法证据的衍生品——毒树之果,应当依法排除。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实施有力地推进了我国法制建设的进步。但是该规则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证明责任不清、当事人辩护权得不到有效行使、"毒树之果"是否应当予以排除等等。文章介绍了几个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制度规定,分析他们对此类问题的解决方式,通过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有关经验,再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和基本国情,针对我国刑事诉讼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出现的若干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提出相应的建议和解决方案,促使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更加顺畅。

贵州非法剧毒鼠药滥用情况调查及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贵州省非法鼠药销售及使用状况,对该省使用剧毒鼠药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对收集的样本进行了成分分析。调查结果为领导部门打击非法制售急性剧毒鼠药活动、防止恶性中毒事件和投毒杀人案件的发生提供第一手数据。

重复性供述的排除问题研究

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并未对重复性供述的可采性做出明确规定。以往的非法取供方式对重复性供述所产生的现实影响直接决定了是否将其排除。基于我国实际,应当实行重复供述的分阶段排除方式。当前急需创设出有效可行的取供机制,并且重点突出激励性,对仅仅停留于形式上的口供应用方式加以改变,不再将非自愿供述视作重中之重。

我国采用“毒树之果”理论的路径之探讨

“毒树之果”规则最先由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后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法系国家所接受并采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以立法的形式确认“毒树之果”规则,但是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以非法证据为线索获得证据的情形,如果不加以排除,则会导致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被架空。通过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我国具有设置“毒树之果”规则的立法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重复供述”是“毒树之果”规则的实际运用。对此,我国应当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毒树之果”的运用方式,采用相对排除,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上,我国应将庭前会议的审查范围扩大至对证据可采性的实质性审查。并最终通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指导性案例的形式予以确认并引领司法实践。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疑难问题解析

十八大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注重司法人权保障成为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是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产生,本文针对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解析,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未来完善之构想。

“毒树之果”规则的适用分析与本土化构建

“毒树之果”规则是指由非法证据所获取的信息而收集的证据也不能被采信。其源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后被世界各国引入并不断发展。在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引入“毒树之果”规则对于维护正当程序,促使司法人员依法取证、保障当事人的基本人权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毒树之果”规则的基本范式、适用范围和适用方式,我国应当立足本国诉讼传统和司法实践确立这一规则。首先将“毒树”的范围扩大至侵犯被追诉人、证人、被害人合法权益所收集的非法证据;其次采取相对排除的方式,允许法官进行个案裁量;最后以现行法律、司法解释和规定为基础,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制定法律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在我国确立“毒树之果”规则。

浅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为了排除我国不合法取证现象,惩罚犯罪,保障当事人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应建立符合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完善案件取证规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配套机制,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使取证工作向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并重的方向发展。文章在分析国内外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学说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几种行政诉讼证据合法性之辨析

确立行政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在理论上对此展开研究,首先要解决行政诉讼非法证据的内涵界定。为揭示这一内涵,文章选取三种较为特殊的诉讼证据,即(1)“毒树之果”证据。(2)“警察圈套”证据。(3)秘密取得的证据。以此作为切入口,分析这些证据在行政诉讼中的合法性问题,为行政诉讼非法证据规则的研究提供一些基础性成果。

重复供述的排除规则研究

如果能够证明初次供述涉嫌用非法手段获取,此后在合法的讯问程序下作出若干份相似的再次供述是否应当排除,是非法证据排除必须解决的问题。排除重复供述的标准在于非法行为与重复供述的联系密切程度,应当运用"五步排除法"权衡。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排除范围与排除结果——基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及司法解释相关规定的省思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54条明确规定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排除后果,司法解释也作出了细化规定。但是,相关规定仍存四项不足:第一,排除物证、书证的条件存在逻辑错误。第二,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范围狭窄。第三,遗漏确立"毒树之果"排除规则。第四,已被排除的非法证据存在"借尸还魂"的可能。为了保障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司法实践中的正确适用,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完善:首先,调整排除非法物证、书证的行为条件、救济条件和结果条件的顺序。其次,将非法证据的范围扩大至全部证据种类。再次,"毒树之果"原则上不应当作为定案根据。最后,审判阶段被排除的非法证据不应当允许被重新调取。

论毒树之果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适用空间

通说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以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中没有规定毒树之果,然而,未明确毒树之果,必将出现规避或架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情况,甚至出现反向激励非法取证的恶劣后果。不过,通过对相关法律条文的重新解读,可以为毒树之果在我国的适用寻得规范依据,而且刑事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毒树之果适用的初步尝试。虽然目前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适用毒树之果面临着困境,但通过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确立指导性案例的方式可以激活毒树之果的适用。

非法证据排除：实效与改进——基于《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的试点运行

《非法证据排除规程》的出台,旨在规范人民法院排除非法证据程序,以准确惩罚犯罪,切实保障人权,有效防范冤错案件。随着该项规程的实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取得了一定的可喜成绩,促进了庭审实质化的提高,但也曝露出一系列问题,典型者有非法证据的界定不明确、侦查人员出庭遇有诸多障碍以及'当庭裁决原则'面临的诸多质疑等。应当对试行中反映出来的难题和困境进行理论上的反思,审慎对待未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的争议证据,对欺骗、引诱取证及毒树果实等进行厘清,明确出庭侦查人员的身份和地位,坚持对证据合法性审查的'当庭裁决原则'。

非法证据排除的司法困境及对策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我国刑诉法中的确立是现代刑事诉讼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机能等理念的重要体现,亦是刑法客观主义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相关概念的抽象性、传统的司法习惯、证明责任的分配机制及程序上的不完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落实起来步履维艰。因此,应当建立程序性诉权制约机制,明确排除非法证据的证明责任,强化检察机关的监督职能、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责,转变司法人员的工作理念,使得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落到实处,为防范冤错案件再添保障。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体之维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体化"审查、适用标准不统一的困境,亟须摆脱"合法性"的桎梏、摒弃"真实性"的干扰,实现由"一体化"向"两步走"的理论转型。对非法供述的界定,须淡化"刑讯"与"逼供"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肉刑或变相肉刑为基准,以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为判定要素。对毒树之果的判断核心在于源头证据与衍生证据之间的因果关系:有因果关系则可确认二者具备同源性,应将其一并排除。同时,非法实物证据亦无需以"补正或者合理解释"为要件。